了望东方周刊北京奥运会经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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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第2008001期（文 王军）
2008年注定将在中国历史上大笔书写。
这一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将在北京拉开大幕。世界各国的体育健儿们即将欢聚一堂，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也为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信念。
这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和平发展，使这个在历史上曾经长期闭关锁国的国家，融入了世界的潮流，如一头睡狮醒来。
在世界文明史上，东方与西方从碰撞到交融的故事，在这一年被演绎到新的高度。
尽管东西方之间，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磕磕绊绊，但奥林匹克圣火将在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燃烧，无论对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这意味着人类不会放弃爱与沟通的勇气，而这正是减少屠戮、永续繁衍的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2008年也应该在人类历史上大笔书写。
中国人举办奥运会的梦想，与改革开放的大潮相伴。“开放的北京迎奥运”，是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口号。那一年的9月23日，仅以两票之差，北京与奥运会的主办权失之交臂。
在这次失利之后，中国人喊出的口号是：“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
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在此后汹涌澎湃。2001年，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同一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北京奥运会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碑”。
这一切看似水到渠成，其背后则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前赴后继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壮阔图景，还有东方与西方之间，对怀疑、隔阂，甚至是敌视的超越。
多灾多难的人类史告诉我们，要珍视每一分进步的因素。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战火之下，还有无数的生灵在呻吟，在化作灰烬。
所以，请怀着最神圣的情感来面对2008年，来为这一次东西方的握手，为我们活着的这颗星球祝福。
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第2008025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华春雨/加沙报道
还有50多天就将亮相的2008年奥运会,是北京的,更属于全世界。
巴勒斯坦长跑运动员纳迪尔·马斯里则终于可以跑出封锁中的加沙,前往约旦河西岸,为他向往的北京奥运备战。他背后,是一个民族对于奥林匹克的坚持。
阿根廷奥委会主席胡里奥·卡萨内罗,正对自己的王牌队伍—— 国奥队充满期待,不过他并没有给队员们设定任何奖牌目标,“奥运会并不是国家之间竞争的舞台,而是各国运动员的快乐派对,”卡萨内罗说,“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少一些功利,多一份快乐。”
法国人弗朗索瓦·达马则决定把他辛苦觅到的《奥林匹克宣言》手稿首次公开发布,地点选在北京,“这是人类的一份遗产,究竟属于谁其实并不重要。奥林匹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努力的信念,北京奥运注定属于他们。
对于东道主北京来说,奥运意味着更多切实的进步和与国际规则的融通。从“最好的一届”到“有特色、高水平”,再到“赢得口碑”、“平安奥运”,主办方的态度日益务实。北京力图展现的,不仅是优质的场馆、畅通的交通、安全的保卫,更希望带给世界会心的微笑。
自从得知可以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后,马斯里一直努力训练,每周保持18个小时的训练量
跑出包围圈
4月里的一天,家住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长跑运动员纳迪尔·马斯里终于得到了以色列的许可,他可以通过埃雷兹检查站走出加沙,前往约旦河西岸接受教练优素福的指导了。
走出埃雷兹检查站时,马斯里回头朝加沙的方向望了一眼:“加沙已经被封锁了10个月,能得到许可离开加沙对我来说太不容易了。”
在去北京参加奥运会之前,他都将在西岸地区进行训练。这是他一直以来都渴望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将和家人分开好几个月。“作为一名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运动员,我注定要为自己的奥运梦牺牲更多。”
动不动就跑半个加沙
加沙地带位于地中海的东岸,南端紧邻埃及的西奈半岛,东、北部被以色列环绕。虽说与约旦河西岸同属巴勒斯坦地区,但在地理上被以色列国土分割开,形成一块飞地。
去年,巴勒斯坦内部的两大主流政治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爆发冲突,最后哈马斯用武力夺取了对加沙的控制。以色列一直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因担心掌控加沙的哈马斯对自己发动更频繁的袭击,从去年6月开始对加沙实施了封锁。
10个月来,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仅生活物资趋紧,医药补给也供应不上。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同时,加沙的社会生活状况却急剧恶化。对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离开加沙也成了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一心想要拥有更好的训练条件的马斯里,就住在加沙北部一个叫做拜特哈嫩的小镇上。
在加沙,除了周五做礼拜的时间,人们都能在拜特哈嫩以南约16公里的阿尔—雅穆克沙地体育场里见到马斯里的身影。这个被称为“体育场”的地方,跑道全部用沙子铺就,边上有几座简陋的水泥看台。
“在加沙这片被封锁和贫穷所困扰的地方,最丰富的物资大概就是沙子了。”马斯里说。
除了在体育场跑圈以外,马斯里也常在加沙的街道上训练。加沙地带虽然面积狭小,但形状狭长,南北长约40公里。训练时,马斯里经常在驴车和人群中穿过,闪躲着道路上的弹坑,动不动就跑了半个加沙。
有时候,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以军和当地的武装发生冲突时,马斯里只能躲在家里。今年3月初以军对加沙发动“热冬”军事行动的时候,冲突最激烈的地点就在他家附近的难民营里,马斯里因此在家呆了3个整天。
马斯里是巴勒斯坦地区跑得最快的长跑运动员。在去年的多哈亚运会上,他获得5000米长跑比赛第8名。他5000米的个人职业最好成绩是14分24秒,这只比奥运会入选资格慢了1分钟。不过,国际奥委会给90名成绩未能达标运动员开了绿灯,允许他们参加北京奥运会,于是马斯里有机会前往北京了。
马斯里是一名警察。虽然有一份令人羡慕的正式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已有三个孩子的他也只能勉强维持家人的生活。他热爱长跑,但是不敢在运动方面有太多花费。他的个人运动装备包括一双深蓝色的专业跑鞋和一身代表巴勒斯坦出赛时所穿的运动衣。跑鞋是卡塔尔奥委会赠送的,运动衣是一家运动用品公司赠送的,这些算是马斯里所能拥有的最好的装备了。而在平时训练时,他是不会动用这套行头的。
加沙地带缺乏良好的体育指导和教练员,他平常训练所遵照的教材,是一位埃及运动学医生发给他的手写传真。
“如果我的训练条件更好一点,接受更好的指导,我的成绩肯定还会提高。”马斯里说,“但是没办法,体育在加沙是一件低技术含量的事情,这也是我急于离开这里到西岸进行训练的原因。”
喜欢跑步不需要理由
今年28岁的马斯里从小就发现自己对跑步情有独钟,“我小时候总是和伙伴们一起在空地上踢足球,踢得尘土飞扬。踢完后,我都会继续留下独自跑圈,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喜欢跑。”
16岁那年,马斯里在一项高中生的长跑比赛中夺冠。自此,他的体育老师就开始了对他的长跑训练。起初,马斯里的父亲怕他因跑步耽误学习,但6个月之后,马斯里再次在一个地区性的长跑比赛中夺冠,这打消了父亲的疑虑。在此后的几年中,马斯里参加了几十项各种比赛,赢得的奖杯也在家里摆了整整一面墙。
自从得知可以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后,马斯里一直努力训练,每周保持18个小时的训练量。但他深知,得不到科学的指导,成绩很难进一步提高。可是,自从去年6月加沙被封锁之后,马斯里就再没参加过在加沙以外举行的任何比赛。
巴勒斯坦体育部的官员说,他们在1月份就向以色列方面发出了申请,要求让马斯里到加沙以外的地区进行训练,但这份申请直到近些天才被批准。
“我在过去的近10个月里错过了许多比赛,如果再错过奥运会,将是我终身的遗憾。”马斯里说。
巴勒斯坦目前还只能被称为一个地区,并没有独立建国。1993年,巴勒斯坦取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名正式成员。不过,巴勒斯坦人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只有寥寥几笔: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巴勒斯坦第一次派队参加了奥运会;巴勒斯坦运动员再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却是在8年后的雅典奥运会,有2名运动员参加了那一届奥运会。那一次,巴勒斯坦代表队还有一名来自加沙的运动员。
今年,将要奔赴北京参加奥运会的巴勒斯坦运动员共有4名,包括2名游泳选手和2名田径运动员。除马斯里外,其余三人都住在约旦河西岸。
虽然住在西岸的城市杰宁,但是游泳女选手扎奇娅·纳赛尔的运气也不比马斯里好多少。杰宁根本没有游泳池,所以纳赛尔只能申请到耶路撒冷进行训练。她和马斯里一样,也是最近才拿到以色列方面发放的通行证。
“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要去北京参加奥运会将历经很多困难,但我已经准备好了为此牺牲一切,”马斯里说,“在奥运会上代表巴勒斯坦参加比赛,并且拿回一块奖牌,这是我的梦想。现在我离实现这个梦想又近了一步,真是高兴。”
离开家乡意味着马斯里要与家人分开好几个月,但是“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挥舞巴勒斯坦旗帜的时候,我想,他们会由衷地为我高兴”。-
弗朗索瓦-达马的美妙历险
“它是一个历史文物,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没见过它。突然有一束光下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达马说,那束光就是北京奥运会
这是弗朗索瓦.达马第一次来中国。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有些事情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他的随身翻译郭凝女士偷偷告诉记者,达马已经患了癌症,但“他对谁都不想提这个事”。
法国人弗朗索瓦.达马现在“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到中国,认识一下这个他一直向往来到的国家。
顾拜旦1892年的演讲手稿,在102年后被国际奥委会定名为《奥林匹克宣言》。这部《奥林匹克宣言》的发现者,就是达马。
2008年1月1日,经达马本人授权,《奥林匹克宣言》的中、英、法文版选择在北京向世界首次亮相,手稿复印件也开始在中国各城市巡展。
5月19日,《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的现场十分热闹。这也是在顾拜旦发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演讲116周年、国际奥委会公布《奥林匹克宣言》14年后,第一个以《奥林匹克宣言》为主题的国际论坛。
弗朗索瓦.达马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此时奥运火炬巴黎受阻事件刚过去不久,会后在媒体问及他如何看待这起事件时,达马微笑着说:“法国人民是友好的,《奥林匹克宣言》来到中国,同样是为和平而来。”
“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奥林匹克—— 和平,对已经从事外交政治分析工作长达35年的达马来说,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词。“现代政治的根源在于对历史的分析,顾拜旦很早就做到了这点。这也是我为何寻找《奥林匹克宣言》的出发点。”达马认为,奥运会可以成为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一种外交形式,这也是当年顾拜旦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中国,达马首先接受到的信息是:这里有一群和他具有相同理念的人。这个来自国际论坛上的发现让年迈的达马异常兴奋。“没来中国之前,这个国家给我的印象是神秘。”而现在,他感觉中国很亲切。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弗朗索瓦.达马更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的文化和人。这个有着可爱笑容的老人 不大开口,他在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
“我很喜欢中国,因为这里的人很热情。”达马说,他几乎去过所有的奥运会举办城市,中国人是他见过的最热情的。
在决定把《奥林匹克宣言》的首次公开发布权放在中国时,达马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在北京这样说。
美妙的探险历程
达马出生于一个联姻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的千年贵族之家,世袭侯爵。青年时期在巴黎一家出版社的短期工作,为达马打开了文化大门,并因此结识了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法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法国哲学家让.吉东的协作者,22岁的达马也在罗马的一次大会上,首次受人瞩目。
作家、运动员都是达马身上独具特色的标签。你很难想象,这位身材并不高大、也不具有雄健体魄的老人,曾于1977年独自穿越撒哈拉大沙漠,还曾独自驾驶橡皮艇沿尼罗河上溯。而就在来中国前,他刚刚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奥林匹克宣言》使我走上了一次美妙的探险历程。”从1990年开始动手寻找这份手稿到2008年在北京公开发布,弗朗索瓦.达马对这其中的波折颇多感慨。
1892年11月25日的晚上,巴黎索邦大学大礼堂,29岁的法国男爵顾拜旦在台上慷慨陈词。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演讲不过是一次一小时的消遣,而历史却选择它作为现代奥运史的起点。
顾拜旦的演讲虽然饱含激情,但当时的法兰西正处在复仇主义的战争狂热中,他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奥林匹克宣言》未能正式刊发,很快被湮没,不知去向。
达马的寻找从收藏品市场入手,但一无所获。“有一天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可能有点线索。”随后,达马又被一封推荐信引到了日内瓦。
漫长的等待后,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说,在你门前有一辆车,你坐上车就行了。”如同电影情节,达马被带到了一座很大的房子里,面对的是一位老人。“他说,如果是商人或记者他都不会理会。”
老人跟他聊天,又带他去看自己的收藏,达马说,老人是在检测他的文化修养及知识。
然后,老人带他去了一家银行。“职员拿出了一只保护很严密的箱子,箱子上写着1892年11月25日。我完全惊呆了,我一直在寻找,我以为我在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当这个东西真的找到时,我几乎不敢相信。”
1994年,该手稿经过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确认为《奥林匹克宣言》。顾拜旦这篇开创性的演讲稿终于重现天日。
“它是一件历史文物,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没见过它。突然有一束光下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达马说,那束光就是北京奥运会。
奥运是世界的
达马是法国人,由法国人发现的《奥林匹克宣言》在法国的土地上首次公开发布,似乎更合情理。
“这是人类的一份遗产,究竟属于谁其实并不重要。”达马并不喜欢被刻意注上国籍的标签,“奥林匹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那份手稿经历百年的风雨,纸张已经非常脆弱。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意义,达马一直小心保管,起初并没有想要将其公开发布。2002年,雅典奥组委找到达马,希望能借助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机发布这份《奥林匹克宣言》,与此同时,还有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向达马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郭凝的法籍华人。
郭凝还有一个身份是巴黎法中友协常务副主席。她找到达马:“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雅典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欧洲;如果《奥林匹克宣言》在美国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西方;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中国传播,它将真正走向世界。”
达马最终接受了郭凝的建议,同意把《奥林匹克宣言》的首次公开发布权放在中国。
“我总是在期待一些事情的发生。譬如我现在在中国,在北京,我最期待的就是能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谈到自己的愿望,达马的眼睛闪闪发亮,仿佛像个孩子。-
卡萨内罗：奥林匹克精神就在奥运村的餐厅里
——访阿根廷奥委会主席胡里奥.卡萨内罗
奥运会的每场比赛都是一场精彩的表演，这里没有胜利和失败，只有光荣和快乐
“每届奥运会上，奥林匹克的精神体现在哪里？不是在赛场上，而是在奥运村的餐厅中。当我看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运动员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笑脸上看到了奥林匹克精神。”
阿根廷奥委会主席胡里奥.卡萨内罗近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这样说。卡萨内罗一边在留言本上写下对北京奥运会的祝福，一边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借率团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机会，深入了解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举办奥运会的过程就是成功
阿根廷奥委会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洪卡尔街的一幢两层小楼内。这个不起眼的小门脸，很难让人相信就是阿根廷奥委会的总部。阿根廷奥委会新闻官爱德华多.莫亚诺说，阿根廷奥委会每年的预算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奥委会要尽可能节约开支，压缩办公场所的租赁成本，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支持运动员参加比赛和训练。
卡萨内罗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与奥运和足球比赛有关的旗帜。律师出身的卡萨内罗和体育很有缘，他非常喜欢足球，曾担任阿根廷吉尔梅斯竞技俱乐部主席和阿根廷足协秘书。1979年，他率领阿根廷青年队出征日本参加世界青年足球俱乐部赛，并一举夺冠。
上世纪80年代，卡萨内罗进入阿根廷奥委会，1992年起率领阿根廷代表团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2005年起担任阿根廷奥委会主席。
卡萨内罗非常关注北京奥运会筹办情况。他说自己相信，北京能够举办一届非常成功的奥运会。
怎么来界定这个“成功”呢？“成功不能只看结果，更重要的是举办奥运会的过程。”卡萨内罗说，如果举办奥运会能让中国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为国际社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能让世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那就是巨大的成功。
不给代表团设奖牌目标
阿根廷是足球强国，也是篮球强国，但还算不上体育强国。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阿根廷夺得了男子足球和男子篮球两枚金牌，另外还摘取了4枚铜牌。这个结果已经让阿根廷人非常满意。
卡萨内罗说，由于奥运会资格赛还没有完全结束，一些阿根廷运动员仍然有可能获得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资格。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阿根廷代表团人数在210人左右，其中运动员有130人。
在本届北京奥运会上，阿根廷代表团有望夺金的项目仍然不多。卡萨内罗说，男子足球、男子篮球和女子曲棍球，将是阿根廷代表团最有希望夺取金牌的项目。此外，在网球和自行车等项目中也有可能爆出“冷门”。
在雅典奥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铜牌争夺战中，阿根廷队一比零艰难地战胜了中国队，确保了一枚铜牌。这一次，阿根廷队依然视中国队为夺金道路上的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
男子足球是卡萨内罗最钟爱的项目，也是他这次最看好的项目：“我们的球员可谓人才济济，组建两支国奥队参加北京奥运会都绰绰有余。有人对梅西受伤感到担心，我个人认为那简直是杞人忧天。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国奥队同样能获得冠军。如果我们要靠梅西来夺冠，那就不是阿根廷队了。”
卡萨内罗说，阿根廷奥委会不给出征北京奥运会的阿根廷代表团设定任何奖牌目标，希望运动员们能够放下心理包袱，以最佳状态参加比赛。“在奥运会上能够获得奖牌的运动员永远是少数，对于大部分运动员来说，只要在奥运会上展示了自己的竞技水平，就赢得了自己的奖牌。”
少一些功利 多一份快乐
卡萨内罗一向主张体育和政治分开。他说，阿根廷奥委会将积极鼓励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要努力为他们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去参赛。
“从莫斯科奥运会到洛杉矶奥运会，抵制奥运会被当作了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工具，但是真正热爱体育的人不会响应抵制奥运会的号召，因为奥运会的目的是促进世界和平，奥运会实际上就是让各国运动员能够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的超级‘派对’。”
卡萨内罗说，每次参加奥运会都会让他非常感动，因为在这里，所有的战争、分歧、冲突和仇恨都不复存在，人们感受到的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体育与和平。“所以，我个人认为，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含义不在赛场上，而在奥运村的餐厅中。”
奥运会赛事激烈，奖牌榜的不断变动更是牵动人心。然而卡萨内罗却认为，运动员和观众都不应该把奥运会的奖牌和排名看得太过沉重，这样难免会失去体育本身的乐趣。
作为一名跆拳道爱好者，卡萨内罗认为，全世界有上千万和他一样的跆拳道迷，但是最终有机会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只有上百人，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是更是屈指可数。“对我们来说，奥运会的每场比赛都是一场精彩的表演，这里没有胜利和失败，只有光荣和快乐，”卡萨内罗说，“如果让奥运会的奖牌太过沉重，那么我们距离体育的真正含义就越来越远。”
“奥运会并不是国家之间竞争的舞台，而是各国运动员的快乐派对，”卡萨内罗说，“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少一些功利，多一份快乐。”
阿根廷也能举办奥运会
卡萨内罗曾访问过韩国和日本，对东方文化非常痴迷。今年4月，他到北京参加了国际奥委会的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到访中国。而此前，他戏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唐人街。
4月的北京之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他吃惊。不过，他现在更憧憬着8月份再次率领阿根廷代表团前往北京，届时他将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国进行“深度接触”。
有着深厚奥运情结的卡萨内罗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作为南美体育名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迄今还没有举办过奥运会。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申办过1936年、1956年、1968年和2004年夏季奥运会，但都没有成功。
屡次失败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陷入了沉寂。如今，南美另一体育名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正在申办2016年奥运会，阿根廷奥委会对这位“南美兄弟”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
卡萨内罗坦言，就他个人而言，对于里约热内卢申办奥运会，他可谓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希望里约能够胜出，因为这将是整个南美地区的骄傲；另一方面，他又担心里约热内卢的胜利将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运梦变得更加遥远，因为奥运会不可能短期内在南美大陆举行两次。
“举办奥运会是阿根廷人的一个梦想，过去几代阿根廷体育人一直在为实现这个梦想努力。现在我们仍在努力，尽管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的努力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愿奥运让邻里相见欢
文/山本一郎(日本)
我希望北京奥运会成功，世界各国的选手们发挥力量，发扬友爱精神，使奥运会成为平和的大盛典
42年前，日本在东京举办了亚洲第一次奥运会。当时我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电视机还没普及。我从刚买的电视上观看了很多奥运会的节目。最感兴趣的是日本队对苏联队的女子排球比赛。决赛中，日本队获得了冠军。“东亚魔女”的精彩表演看得我很自豪。
我住在名古屋，日本第四大城市。东京奥运会前后，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街头上小买卖很少见了，超市等大型商店到处开张，地铁、汽车等交通工具代替了有轨电车，孩子们的游乐场所也减少了---我小时候跟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公园变成了高级公寓。以前主妇们每天下午聚在一起聊天的场面也不见了。
“高度经济成长”一方面使我们的生活充裕、愉快，另一方面使我们孤独、孤立。我小时候，邻居里有很多一起玩儿的老朋友，但现在跟他们分别了，长年不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很多，经济发展改变了人间。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大都市有同样的情况发生。22年前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刚开始改革开放，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一个多月。我记得大学周边马车、人力车来来往往，连北京中心王府井一带都有。摊贩的叫卖声到处可闻，一进胡同里就看见人们光着膀子聊天打牌。
然而5年前我去北京的时候，情景彻底改变了。宽大的马路，新建的高楼大厦，街上的饭馆里卖出各式各样的好吃食品，走路的人都在打手机，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好像日本的大都市一样。中国发展确实很快。
但更仔细地看，我发现有些不好的状况。空气污染，堵车到处可见。因特网的一项调查说，现在中国的一半以上的人不相信“远亲不如近邻”，另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邻居的名字和职业。这样的情况和日本很相似。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举办奥运会都是经济发达的象征。经济发达是什么？不只是赚钱的事。赚钱是富裕生活的保障，但是金钱往往会蒙蔽人心。例如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人们抢购股票，股价异常上涨，人们情绪高涨到失掉理性。泡沫经济崩溃后，很多人的生活一落千丈。当时的股市状况之中，很多人忘掉经济的实际状态，盲目投资，却没有得到幸福。
到了现在，日本面临着很多重大的问题：中小学生暴力、家庭不和、老年人的自杀、孤独死亡。我们这才察觉到社区交流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日本人，对日本获得金牌的数量我非常关心。但是金牌的数量并不代表国家的力量。只关心金牌的数量而不关心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这不是奥运会的精神。
我希望北京奥运会成功，世界各国的选手们发挥力量，发扬友爱精神，使奥运会成为平和的大盛典。同时盼望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社区居民恢复良好邻居关系的好机会。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也希望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邻改善关系的机会，希望日中关系更好、更深、更密。-
作者：杨晓燕
文章所在《东方瞭望周刊》第2008027期作为派驻北京奥组委的记者，我对北京奥运会在全球聚光灯下筹办、又不得不守住一些秘密的情形深有体会。上万人共守北京奥运会的秘密，至今未出现一起因泄密事件而导致北京奥运会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事件发生，确实是一个值得书写的故事。
2001年12月13日，北京奥组委成立第一天，我全程采访北京奥运会筹办工
作的经历便开始了。七年来，我目睹和亲历了北京奥运会筹办工作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和事件，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签下了十几份保密协议。
第一份保密协议的签订，是在北京奥运会会徽征集评选之时。这份两页纸、共有几十项条款的协议，文本由国际奥委会提供，经北京奥组委补充后拟定。上面明确要求每一个参与者在会徽发布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徽的相关信息泄露出去，违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据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刘岩介绍，奥运会作为全球最受瞩目的综合性盛会，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价值。要求相关人员签署保密协议，是确保国际奥委会相关知识产权权益以及维护发布时庄重的氛围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已是国际奥委会在历届奥运会中的惯例。
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是北京奥运会的形象景观设计和整个市场开发等工作的核心，因此在完成相关的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前，在设计、评审、批准等各个阶段，有关人员都不能向外界泄露。如果因此而导致被人恶意抢注等行为发生，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并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的丁硕介绍说，这些需要保密的活动，一方面须尽可能减少了解相关内容的人员数量，另一方面须要求每一位参与其中的设计者、评审委员、公证人员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甚至包括像我这样承担会徽诞生报道任务的记者，都要签下具有法律效力的保密协议。
此后，我又先后在采访北京奥运会吉祥物、体育图标、奖牌设计、火炬设计，包括正在进行的开闭幕式排练等过程中，签写了一份份保密协议。
保守秘密已成了参与奥运筹办的工作人员的职业要求。这些秘密，既不能告诉父母妻儿，也不能向朋友、同事有丝毫泄露。参与其中的设计大师、工作人员、评委，包括国际奥委会官员等，无一例外。
正因如此，我们在工作的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上，都得小心谨慎。会徽发布前一天，《瞭望》新闻周刊要刊登会徽诞生的文章并配会徽的标准图，我们向北京奥组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后，办理了相关手续。操作中，周刊社仍然专门安排了一位机要司机和我进行交接，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历届奥运会吉祥物设计都受到了极大关注。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专家组进行创作时，他们拉到远郊区进行封闭式修改， 后来又移到了韩美林位于北京通州的封闭的创作基地开展工作。创作期间，除了相关的后勤人员外，整个创作组成员没有一个人能够外出。
熟悉和了解这些事件的进展，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的煎熬。如奥运会吉祥物发布前一周，全国各地的一些媒体同行，甚至一些海外媒体的记者，通过亲戚朋友或是相关同事找到我，希望提前了解，我只能抱歉地表示爱莫能助。
薄薄的两页保密协议，沉甸甸地时时刻刻提醒着每一位参与者：必须将秘密保守到最后时刻。
在北京奥运会的整个筹办过程中，签署了相关保密协议的人员多达上万人。正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北京奥运会至今没有出现过一起泄密事件。
2003年8月3日，北京奥运会徽在天坛发布。
2005年11月11日，北京奥运吉祥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发布。
2007年3月27日，北京奥运奖牌“金镶玉”在首都博物馆发布。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主火炬在“鸟巢”点燃。
随着一个个神圣时刻的到来，与之相关的光荣而神圣的保密承诺也最终完成了使命，这让所有前期参与的人员欣喜而轻松。（记者 汪涌）
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第2008031期当奥林匹克的五环光芒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升腾的时候，一种生活在地球村的大家庭似的友爱之情在我们的内心骤然升起。从“当好东道主，热情迎嘉宾”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念和思想，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的承诺和责任。当五环旗和国旗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风飘扬、奥运会篮球馆走来五洲宾朋、自己刚上大学的孩子担当志愿者的时候，我捧读最近的几期《瞭望》新闻周刊，仿佛听见世界多种文明临近的脚步声。
体育记录着人类历史足迹，正在这人类文明成果。奥运会是全球体育盛典，我们为能够承办这样的生辉而骄傲和自豪，我们在激动中充满自信。面对21世纪地球村内的各国村民，我们中国人，自然会体现出文明古国的友善热情，体现出经过改革开放30年洗礼后海纳百川的雍容自信。让相互交融的文明之水流入古老文明的土地中，浇灌出更为灿烂的花朵。我们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周章玲 北京）
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第2008031期1870年，顾拜旦7岁的时候，普法战争爆发了。沦为战败国的法国的境况，在被收入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最后一课》中有真实的写照。
这篇小说的作者——都德，是顾拜旦父亲的好友，他把收录《最后一课》的小说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顾拜旦。读到韩麦尔老师上完最后一堂法文课，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法兰西万岁”时，顾拜旦泪流满面，在这位法国男孩的心中，追求人类和平的信念被深深地植入。
1891年，顾拜旦创办《体育评论》，在发刊词里写道：“体育的本质是和平年代里的战争。但是这是更加文明和进步、合理而且合法的战争。与带来大量的生命戕害与社会破坏的真正的战争相比，体育竞赛非但不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还能让人们从中受益。”
在某种意义上，体育竞赛有代替战争的功效。社会学家洛伦茨有言曰：“体育运动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
在顾拜旦的努力下，国际奥委会于1894年成立。1914年，在庆祝国际奥委会成立20周年的大会上，顾拜旦拿出了自己设计的五环标志和一面印着五环的旗帜，它们象征着五大洲的团结，以及全世界运动员以公平竞赛和友爱的精神在奥运会上相聚。
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体育场上首次飘扬起奥林匹克五环旗。从此，这一面旗帜，化作人类追求和平的象征。尽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运动场上的竞技并未消磨掉人类好战的“天性”，两次世界大战惨绝人寰，杀人武器被发展到极致，但是，五环旗从未倒下。
曾饱经战争折磨的中国人民分担着顾拜旦的痛苦。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盛会在雅典召开时，中国正承受着甲午战败的巨痛；在日本侵华时期，曾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体育健儿——符保卢、王润兰、靳贵第、靳桂，毅然投身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为捍卫人类和平英勇捐躯。
“中国人民十分珍惜这一宝贵机遇。中国人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北京奥运会这一全世界的体育盛会办好，让世界各国人民欢聚在五环旗下，使奥林匹克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国家主席胡锦涛8月1日在接受外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说，“奥运会是各国运动员实现光荣和梦想的舞台，是世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平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这是在所难免的。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缩小分歧、扩大共识。将奥运会政治化，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违背奥林匹克精神，违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最终也会损害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
这样表述，让人联想起《体育颂》——顾拜旦写于1912年的不朽诗篇：“啊，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联系。它在有节制、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生，使全世界的青年互相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王军）
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第2008032期对真正“强种强身”的强者，“能比”当然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对“比什么”“怎样比”的规则制定有话语权，推动体育和奥林匹克更多地复归拼搏、参与的本义，复归挑战自我、追求和平的普世价值
“我能比呀！”---奥林匹克这个迷人的“洋词”，在今天的中国几乎童叟皆知，而在百年前“奥风”东渐之初，国人给出的最早译名却是这四个普通汉字。
译名传神更传心声，在中国早期翻译史上不是孤例。奥林匹克传入中国，正逢国贫民弱被讥为“东亚病夫”之时。“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竞技体育一开始就注定了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影相随。“我能比呀”表达了一个民族不平则鸣的呐喊。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一届奥运会？”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发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
这位实践体育教育理念的南开之父深刻地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中国之国土、天产，无一不及外人，所以不如人者，只有人的陶铸”。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也曾痛陈：“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
强健我国民，陶铸我国人，屈辱的近代史，让竞技体育和现代奥林匹克在中国自然地被赋予了振兴我民族的使命感和符号意义。
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第2008033期110米跑道，10个跨栏，刘翔准备起跑了。
在跑道旁边，有人架好摄像机，有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开始运行一套图像分析软件，刘翔跑动轨迹的每一个瞬间，都将记录在案。
这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科学研究所的一支团队，专门为运动员的训练提供科学数据分析。每次刘翔在备战期间，总会有一个课题组跟着他，记录他训练、比赛的所有数据，并汇总到科研所，在进行分析后，对刘翔的训练提出建议。
这个课题组，就是“刘翔奥运科技攻关项目组”，而在外界，他们被称为“翔之队”。
8月18日，刘翔将在“鸟巢”起跑。
紧盯刘翔
刘翔开始起跑了。这条跑道，是田径 运动管理中心刚刚更换过的环保型塑胶跑道，目的是为了让他更早地适应这种将会出现在北京奥运会赛场上的跑道。同时，为了降低刘翔在训练过程中受伤的几率，他们还花费几十万元重新购置了新式跨栏。
课题组科研人员立即进入早已熟悉的工作流程，摄像机开始紧盯着刘翔转动，冲过终点后，技术人员立刻对图像进行数字化电影剪辑，刘翔跨越栏架的时间、他的脉搏指数一一展现，接着约翰逊等主要竞争对手的数据立刻出现。“三维运动录像分析系统”、“连续图片”、“动态视频对比”，双屏、三屏或者四屏图像比较、图像叠加、连续或单个技术动作合成——一连串的专业分析工具随即启动。
这样的跟拍，每次都会持续几个小时。刘翔结束训练后，科研人员会根据收集到的图像，利用影像高速分析技术，进行更为详细的数据分析。他们把数据细化到了刘翔跨出的每一步，将他从起跑直至终点划分为三个复合段落时间，分别代表他的加速能力、保持高速能力和速度能力，刘翔每一次加速的节奏都被精确到百分之一秒后再反映到图表上。科研人员逐步分析刘翔跨越每一个栏架所需的速度，并将他的最短栏期找出，做成视频。
9.14米长的一个栏期，刘翔最快速度是0.97秒，这就是他的最短栏期。于是，数据处理人员把这个最短栏期编辑成10段视频反复播放，做成DVD光盘，交给孙海平教练。孙海平则会根据这个数据，强化刘翔这个栏的节奏，使他的每个栏间跨越都达到最佳。
和刘翔的个人数据同时交到孙海平手中的，还有主要对手的成绩结构对比。这些对手的每一段运动距离都进行了详尽分析，包括栏前距、栏间距、跨栏高度、跨栏节奏以及最后冲刺的14.02米。这样，刘翔就可以从中揣摩学习每名选手最优秀的起跑、跨栏、栏间跑以及冲刺技术。
与此同时，对刘翔的体能监测也在每天进行，主要是血液和尿液指标，就此可以知道他的训练强度是否合适。
不是纸上谈兵
这个课题组，从刘翔参加2001年第九届全国运动会时就开始工作了，并为2004年刘翔的雅典奥运会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目前，经常出现在刘翔师徒身边的“翔之队”，由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冯树勇任组长，组员分别是总局科研所的李汀、李爱东、苑延刚和上海体科所的钱风雷、许以诚。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李爱东等人在北京截取电视转播画面，对刘翔的每一场比赛进行分析，不停地在每个比赛阶段提供其他选手的技术指标分析，并预测刘翔可能拿到什么成绩。他们会对刘翔以什么样的水平进入下一赛次给出建议，以便其节省体力。各种数据分析和建议每天传送到雅典，供孙海平师徒参考。
这些技术支持，对于刘翔夺冠功不可没。
而在2006年，在刘翔2月份受伤不能训练的情况下，靠这样的“纸上谈兵”方法训练，结果7月份时，刘翔打破了世界纪录。
同时，项目组还会负责刘翔的饮食结构和赛后恢复，比如他们就规定刘翔在大赛前不能吃猪肉，比赛完五分钟内必须接受队医的特殊手法按摩，保证恢复体力。
“其实‘翔之队’没有什么特别，别的项目也会有一个课题组。”冯树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跟刘翔的课题组人员，也会去给别的运动员做技术分析。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曾在一次奥运科技论坛上表示，国家队从经费方面、人力方面加大了科技攻关工作力度。新的奥运周期科技的研究项目有300多项，3000多人次进入国家队服务。这些人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科院以及一些地方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深入到运动训练的一线，监测每个运动员的训练状况、身体状况以及动作技术状态，为运动员避免在训练中出现伤病提供支持。
这些课题组通过搜寻资料、浏览学术期刊等，寻找哪怕最小的竞争优势。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世界上一些最优秀运动员的成绩被分解、分析和重新编排。他们还帮助运动员改变饮食结构，说服田径运动员穿上负重背心，甚至帮助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中的男运动员提高灵活性。
数字跑道和特别装备
除了背后的科技攻关项目组，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训练馆里的“数字跑道”、刘翔高科技的鞋垫和跑鞋，也都在为“飞人”成绩的提高和备战奥运，默默提供支持。
“数字跑道”长45米，看上去并无异样，但只要运动员动作完成后，就会立刻从旁边的电脑里知道自己刚才的步长、步频、速度等关键技术参数。教练员再调出数据库里该运动员最佳完成动作的数据，向他指出刚才是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
“数字跑道的中间层设置了柔性阵列压力传感器，运动员的步距、受力分布等信息都能实时显示。”“数字跑道”课题负责人、合肥智能所传感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孙怡宁解释说，这个“柔性阵列压力传感器”，可以监测田径运动员的足底压力分布，从而获取脚底与跑道或鞋底接触的形状、时间、蹬地力和支撑力等信息，测算出运动员的步长、步频、动作时序等技术参数。再经过专门软件的分析，就可以得出运动员在训练中的各项参数，结合运动项目的基本规律和训练专家的知识与经验，还能知道此次完成动作的质量好坏。
这条数字跑道，一共花费200万元，从第一个栏到第五个栏，都安装了“柔性阵列压力传感器”，每当他跨栏时，“数字跑道”立即记录下步速和跨度，交给教练员分析。
同时，刘翔的“高科技”鞋垫也在记录着他的生理状况。这副鞋垫里埋藏着高科技芯片，在“飞人”跑步跨栏时，芯片会记下整个过程中的各种生理指数。然后显示在一台微型电脑中。“根据这些数据，我会调整他的训练强度。”孙海平说。
刘翔的“战袍”和跑鞋也是技术密集，共同的目的就是让刘翔“轻装上阵”，免除一切干扰。
刘翔的新款战袍以红、黄为主色调，拿在手上轻薄如纸。据称，这款比赛服特别改进了背部设计，可以将衣服牢牢固定在选手肩胛之间，不会在跑步过程中发生移动。同时，所有接缝都在后面，以有效减少阻力。
据说，这款比赛服的阻力要比刘翔在雅典奥运会时的“战袍”阻力减低7%，相当于可以使运动员的成绩提高0.02秒。
日前正式亮相的刘翔的跨栏钉鞋，名为Zoom Aerofly LX。这双以明黄为主色的球鞋，鞋面厚度不到2微米。设计者采用了Flywire(飞线)技术，高强度细线仿佛悬索大桥的钢缆，每根细线的位置精准地设计在足部需要支撑的部位。这双跑鞋据称是有史以来最轻质、最牢固的运动鞋。
而且，这种运动鞋还可以解决一个一直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足部滑移。人们穿鞋行走或跑步时，每一步都会出现足部滑移。虽然只是1毫米，但是在整个竞赛过程中会积少成多。按1米的步幅计算，经过1000米之后，相当于整整少了1米。
刘翔自己透露，在起跑前，他会闭眼默默回想“鞋带系好了吗?鞋钉稳定吗?衣服整理好了吗?”而这双新跑鞋特别设计了一个搭扣。在这样追求极限轻质的鞋面上多出一副搭扣，完全是为了帮助刘翔心理减压，使他进入精力最为集中的比赛状态。
（录入 佚名）
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第2008034期拼凑、梳理、重塑中国的印象,是后“奥运”时代的世界性命题
“奥运”加“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2001年7月13日,从国际奥委会把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北京那一刻起,这个问题就萦绕在那些想要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脑海里。8月8日京城夏夜,张艺谋“盘古开天辟地”一般的奥运开幕式,以令人屏息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感官刺激,仿佛给出了答案。但在震撼、惊骇、失语之余,西方媒体和观众重又陷入了一层更深的迷惘之中。奥运是什么?中国是什么?捡拾、拼凑、梳理、重塑中国的印象,是后“奥运”时代一个世界性的命题。
奥运不仅是一个构筑的过程,更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对中国来说,构筑的难度来源于未来的不定、模板的阙如和道德话语权的争夺。对西方来讲,解构的艰难根植于旧有印知的根深蒂固,和自我否定的痛苦不甘。
没有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授“中国当代传播”这门课时,我给学生们订有“约法三章”。开门第一条就是:“当今世界,没有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只有中国问题观察者。”
中国的复兴跃进本身,史所未见,无可比拟;中国问题的复杂、多变和其深刻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单个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升到了人类发展史。可悲而又可叹的是,当代西方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其时间参考刻度还固执地锁定在“文革”或“天安门事件”时期——他们的对华认知,怎么可能不“刻舟求剑”?
中国变化之快、之大、之深,令人瞠目,令人眩晕。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每年放假回来,我都会对这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乡,产生似曾相识、但又时空错位的梦幻感觉。对于一个中国人,尚且挥不去那层惊异,更何况是那些本来对华认知就肤浅模糊,而故事链条又基本断裂的西方人呢?
当“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成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口号和思维模式时,西方无可避免地落伍了。那个原本就没有解开的“中国结”,又在意识形态的内核上,套上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这一层层纷乱的线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被西方媒体公推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演出”。但包括《今日美国报》、体育频道ESPN、美联社和英国《卫报》,都不忘在自己的新闻稿中特意提到:“整个演出没有出现毛泽东的形象。”
能来中国亲眼见证这一历史巨变的外国人,毕竟是少数。能够调整心态,全面公正客观报道中国的国外新闻记者,也需要一定的职业勇气和学识根底。而真正把中国的崭新形象呈现给世界,则需要中国自身的努力和时间淘洗的力量。西方“解不开的中国结”,正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一股策动力和一个标志杆。
等了100多年的排序解释权
北京奥运将要考量的,不仅是世界如何看待中国,而且更是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往往受制于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其间矛盾造成了中国在“北京2008奥运”前后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中国期待受尊重的急切愿望,与尊重形成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矛盾。过去的东亚病夫,奥运会上“一战而平天下”,终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扬眉吐气了。但要是把这种心态,作为政策制定的指针,就难免会急功近利,甚至南辕北辙。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变化时,往往对鳞次栉比的后现代都市一笔带过,而浓墨重彩地“深入调查”污染、医疗劳保、农民工、交通等“软性”问题。扪心自问,我们在软硬件的平衡和均衡发展上,确实存在落差。这种落差,一旦反映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会使中国人如芒在背而反应过度。
另一个“奥运困境”,则有着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西方媒体上,中国的形象被意识形态的“红色滤光镜”,种族宗教的“黄色滤光镜”和商业竞争的“绿色滤光镜”扭曲变形。话语权,不仅仅是指说话的许可,更取决于在哪里说和用什么语言。中国处于守势。
北京奥运会是一个重订“话语权”的机会——不要小看了奥运会运动员入场式排序上的一个细节变化。100年来,所有国家都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字母顺序,来决定谁先谁后,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一大标志。但是,为什么不能用中文的笔画顺序呢?中国这一问,这一改,使得国外媒体的现场解说员手忙脚乱;美国NBC的著名奥运主持人克斯塔斯,忙不迭向美国8000万电视观众解释,为什么“美国”要排在现在的位置入场:因为“美”字是九画。
原来世界还可以这样安排!仿佛可以感受到一股急促而剧烈的震颤,滚过所有西方人的心头。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沙茨施奈德曾说过,“真正有权力的人,是那些掌握解释权的人。”为了这一个小小的排序解释权,中国等了100多年。
中国国运于2008年历史分水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一件事,当它发生后,你整个人的存在价值,甚至整个人生的意义,都转瞬之间、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北京奥运的话题从2001年夏天开始,完美收场之后的奥运会,也仍将是世界舆论持续关注的热点。北京奥运,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开始。
幸运的是,国外媒体对于北京奥运会的关注和报道,也像水晶球一样,可以使我们借以预测未来中国将面对的国际政治关系格局。
奥运既是一扇敞开的门,也是一面能反光的镜子。不同的人,不同的媒体,不同国家的媒体,走进这扇门时,既捕捉到了中国复兴路程上的辉煌一瞬,也同样折射出了观察者的心态。这反光镜里,有真心的祝福,有刻骨的震撼,有痛苦的反思,有快意的嘲讽,也有隐晦的猜忌。
国外媒体对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CNN,无论是德国的《明镜》周刊,英国的路透社,都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揭示着其所服务读者群的主流期待和集体意识。这些使得法国的评论不会与美国的雷同。不要轻视了这细微的差异。在国与国就重大利益问题直面相对时,印象往往会影响判断,而集体情绪更会左右决策。
以此来看,奥运会不仅是一个竞技场,也是一块试金石。儒家的孔老夫子虽然有言在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在宾客尽欢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道家祖师老子的提醒,“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中国加上奥运,到底等于什么?我们自己有答案吗?有的说,这是中国“大国地位的加冕典礼”;有的说,这是“百番来朝,国势昌盛”的盛世宣言;美国奥运独家转播网全国广播公司更是极尽赞誉之辞,称之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最辉煌的一刻”。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当奥运火炬在中国书卷上点燃的那一刻,即便中国没有变,但包含着中国的世界变了。-
吴旭文/吴旭 (作者为政治传播学博士,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学院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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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2008035期 |
奥运精神永在，不是说它会自动地驻守在北京或植根于中国，而是我们对它的追求和实践永不停歇。北京之后，会有更多的中国城市申办或举办奥运会，届时，我们会以更加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奥运，享受奥运本身的无穷魅力，这正是北京奥运的精神遗产开花结果之时。
再传薪火
北京奥运的物质遗产，以“鸟巢”和“水立方”为代表，日后必将再在更大范围发挥更多层次的功能。但是，物质遗产使用越频繁，时间越久远，损耗越剧烈，所以人们会积年累月地关注它，千万百计地维护它，直到完全抽离它的实用功能，以便更长久地保留它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所以，“鸟巢”和“水立方”最“值钱”的时候，恰好是它们的实用功能都被禁止，而仅供观赏和研究的时候。
和物质遗产相反，精神遗产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为后来者不断分享，而且分享者越多，时间越久，范围越广，它越有生命力。但是，因为精神遗产无形无象，无色无味，所以对它的把握更加微妙和复杂，对它的传承和发扬需要更多的心力——奥运会的魅力，在于把人类各种美好的精神特质和精神追求，通过“竞赛”、“角逐”的方式，以运动员的力量、速度、技巧、形态和表情等形式以及各种运动器械最直观、最充分、最有感染力地展现出来。
北京奥运会的特殊意义在于中国在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付出了太多的代价，遭受了太多的歧视，从身体的颠沛流离到精神的徘徊苦闷，可谓举世无双。故而，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仍有很多人怀疑，奥运会能否在中国“正常举行”。自奥运会开幕以来，北京与中国受到的赞誉美不胜收。但是，假如奥运火炬的熄灭意味着奥运精神的远逝，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损失。故而，在精心维护北京奥运物质遗产的同时，更需要持续传递奥运精神的不朽薪火，使之发扬光大。笔者认为，北京奥运的精神遗产，大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人文日新
有西方媒体评论说，北京奥运，展示了一个“新中国”。这首先要归功于它的开幕式。以“表演”的形式来揭示思想和经典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重现文明的传播技术(四大发明)和传播途径(海、陆丝绸之路)，其内容和形式虽然有争议之处，但这种眼光和立意在此前各种大型的文艺表演中很难见到，可谓知新以温故。这其实也是导演团队集思广益和“自我刷新”的结果，同时又是专心致志、精益求精的结果。中国文化界要拿出新的传世之作，非有如此的专心、专注和专业不可。
奥运赛场，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纪录诞生。无论“新手”还是“老将”，都全力以赴突破历史成绩，刷新奥运纪录固然值得自豪，但提高个人成绩才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努力的目标。故而，表面看来是自己和他人的竞赛，实际上却是彼时之我与此时之我的竞争。栾菊杰的重返赛场，冼东妹的产后复出，杜丽的败后夺金，女排的力挫古巴勇夺铜牌，都是这种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精神的鲜活体现。
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聚会，无论是演出还是比赛，都是为了祭神。而现代奥运会的肇始就是把各种比赛人文化，从而使这项古老聚会焕发出新的生机。北京奥运会从申办、筹办到火炬传递到比赛展开，我们看到各种新奇有趣的服饰、发型、贴图、加油道具，和别出心裁的庆祝方式以及幽默俏皮的流行语录。世界人民热爱生活，善于想象，赞美创新，突出个性的精神面貌集中而生动地展现出来，这也是奥运精神遗产不可或缺的部分。
家国同乐
奥运会强调自身的独立性，特别是反对政治势力的干预。但独立不是孤立，举办奥运会，必定与举办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组织能力密切相关。北京奥运会应该是举办国政府参与程度最高，支持力度最大的一届。在遭受八级强震的百日之内，依然如期圆满地举办了奥运会，在奥运的历史上估计也是绝无仅有的。
“与民同乐”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苦心孤诣游说统治者的施政方针。北京奥运会的可贵之处在于国家行为保障了人民充分享受奥运的快乐。尽管为了赛事的顺利，采取了诸多限制措施，但民众的参与热情丝毫不减。同时，民众的无私奉献，又使得各项活动有声有色。在观众席上，众多元首便服亮相，而在颁奖区内，运动员的家人大方登场，国旗在大街小巷挥舞，呐喊在赛场内外呼应，北京奥运真正带来了全民快乐。
任何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举办的大型活动，只要使普通的民众获得身心的愉悦，人民就会迸发出无穷的参与热情和创造力量。北京奥运会就是明证。
不偏不倚
没有歧视是奥运会的基本精神，而各项比赛必须严格按照规则公平公正地举行则是它的核心内容和生命力所在。北京奥运会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从各个方面保证了奥运会的各项规则得以严格遵守。“不偏不倚”首先是对比赛规则的要求，原来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说某项运动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比赛规则对西方人有利，但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名列金牌榜榜首，即使是奖牌总数，也是第一集团。这充分说明“事在人为”，当成绩落后的时候应该多查找自身的原因。如果觉得规则有问题，可以通过程序提请修改，这本身也是对奥运会的贡献。但一旦参与比赛，就是对于规则的认可，无论结果如何，都要遵守规则，尊重裁判，不能因为一时失利而归咎于规则。
经过长期积累，奥运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保证各项比赛公正、公平地举行，这是奥运会最宝贵的财富。奥运走了，其他形形色色的国际竞赛轮番登场，“不偏不倚”的规则意识同样重要。“不偏不倚”其实也是中国先哲着力阐扬的行事原则，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可或缺。假如我们只记得战果如何辉煌，而忘记了保证比赛公平进行的规则，无异于买椟还珠。
止于至善
北京奥运会，从环境、场地、器材、计量工具、赛程安排乃至交通管制和天气监测，包括文艺演出和志愿者服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止于至善”。换言之，则是力求完美。完美并非在方方面面无可挑剔，而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没有遗憾。
止于至善，更多的是体现在赛场上面。但并非只有冠军才代表完美，完美其实更多地体现在非常具体、非常细小的一个个动作之中，所以仅仅关注奖牌榜是本末倒置的。完美可以被创造，所以每一个参赛选手首先是享受运动本身带来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就来自对于创造完美的切身体会。
止于至善，不是为了一个目标不顾一切，而是追求各种价值的和谐与平衡。所以，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参赛者，要关怀那些身负重伤的运动员，要体谅那些状态不佳的失败者。
止于至善，也不是求全责备或赢者通吃，而是以真实无欺和恰如其分为基础。一切形式的虚饰和假扮都是对完美的亵渎，无论出于多么善意的理由。所以，对于奥运冠军的所谓重奖，所谓包装，所谓炒作等等，都是和奥运精神相违背的。
文章所在《瞭望东方周刊》2008036期“中国问题”在日本舆论界是最有“卖点”的领域之一
自从7月底以来,日本媒体就已经为奥运报道来到北京,进入筹备工作。毕竟是正在“崛起”中的邻国主办的奥运会 ,各媒体都很重视北京奥运,《朝日新闻》就为此派遣了差不多100名记者。
很快,日本新闻工作者对“新北京”就有了非常直接的感受。
第一次来京采访的某电视台摄像师兴奋地说:“北京原来是这么发达,住的、吃的、玩的,跟东京没什么不同,就是什么都很大!”三年前第一次来过北京的某报社记者则说：“北京比原来漂亮了,整齐了,餐厅服务员态度比原来好了,大家似乎也比原来文明了一些。”
据我观察,这次从日本专门来京采访的人对今天的北京或者北京的变化大多表示了肯定,觉得城市借奥运东风改变面孔是件好事。
而平时居住在北京的驻京特派记者们则持有略为不同的态度。某报社的北京支局长认为,这届奥运会改变的范围仅限于北京,而非全中国。接触中国很长时间的“中国通”记者则唉声叹气说,一些北京传统的街道、胡同、四合院等被拆迁了, “过去的北京更有人情味儿,令人怀念”。
不过感触归感触,怀念归怀念,工作归工作。无论是奥运报道队伍还是驻京特派员,大家都得面对现实的任务,即做好奥运报道。
日本媒体的奥运报道主要分成两块:一是关于奥运会本身,包括开幕式、体育比赛以及闭幕式等报道,其比率占到9 0%以上;另一块是奥运背后的故事或事件,或者说是奥运主办城市和周边城市的报道。某家电视台的导演告诉我说：“我们怎么选题、怎样做哪些报道都取决于观众的偏好。奥运报道也跟平时在本国的报道一样,满足观众的需求永远是绝对的第一。 ”
日本国民热爱观看体育比赛。8月12日早上各家报纸的封面几乎都是男子蛙泳100米比赛中日本选手北岛康介获得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的报道。与中国一样,只要本国选手取得好成绩或表现突出,各电视台报社都会去密切跟踪、集中报道。
另外一面,奥运背后的故事竞争也很激烈。近年以来,“中国问题”在日本舆论界是最有“卖点”的领域之一,“中国因素”则普遍被认为是影响日本未来对外走向的重中之重。再加上北京奥运会,读者和观众对中国的关注就是前所未有的。比如,8月4日,当新疆喀什发生了暴力袭击事件后,大部分日本媒体都报道了“奥运前夕的中国遭到了恐怖主义行为”。至今,中国在奥运期间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仍然是日本受众很感兴趣的“幕后”话题之一。
另有一部分日本媒体人似乎看得更远一些。一名驻京特派记者对我说：“开幕式确实很厉害,北京至今也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安全问题,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不过,更关键的是,奥运结束后,北京的交通依然顺通么?空气依然干净么?市民依然礼貌么?城市依然有序么?后奥运时代将真正考验北京。”
另外一位某家电视台的时事评论员在用餐时对我解释说:“中国领导人始终冷静看待奥运前后的现实,也很理解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后奥运的各种问题。东京1964年办完奥运会后,接着大概20年的期间遇到过公害、能源短缺、人口集中、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元升值等问题,但它们几乎是一个一个而来的,所以日本在冷战这一相对稳定的形势下,有序处理了那些问题,虽然泡沫最终崩溃,经历了失去的10年。但中国面临的国外形势和拥有的时间更为严峻,它必须在后冷战、后‘ 9.11’的不确定形势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经济摩擦、金融体系、环境保护、能源问题、对外关系、社会稳定、政治体制等众多国内外问题,任务艰巨。”
我对两位日本资深媒体人的观察与判断表示同意。“办好奥运”对崛起的大国来说并不意外。而中国人真正的挑战在于:下一步怎么办?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奥运只能是过程,而不是终点。-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专栏作家）
此文刊登于《瞭望东方周刊》“东游记”
中国印：舞动的北京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诞生记
汪涌
王建新【作 者】汪涌/王建新/刘连枢/吴东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全球发布仪式，于8月初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隆重举行。中国领导人和国际奥委会官员，掀开黄缎面，打开紫檀盒，取出一方晶莹剔透的和田玉精雕而成的中国“印章”——“北京奥运会会徽徽宝”，饱蘸红色的印泥，在中国宣纸上郑重地盖下印记。
中国印——这是2008年将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她似印非印，似“京”非“京”，潇洒飘逸，充满张力，寓意的是舞动的北京；她是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神韵的中国汉文化的符号，象征着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具有美好前景的中国形象；她体现了新北京、新奥运的理念和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内涵，再现了奥林匹克友谊和平进步、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
近两千件作品应征
2002年7月2日，北京2008奥林匹克设计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当600多位国内外设计师步入会议大厅，就像走进奥林匹克景观世界。在通向二楼的扶手式电梯两侧，精心布置了45块展板，每块展板上展示着一届夏季奥运会或冬季奥运会的会徽，而在第46块展板、也就是北京2008奥运会会徽的展板上，则画了一个大大的“？”。这个问号，将请所有到会的国内外设计大师解答。
还在申办奥运会期间，富有智慧和才华的中国人，就创造了一个令世人非常喜爱的申奥会徽——“太极人”。成为凝结全国人民、全球华人申奥的象征，为北京申奥成功作出了贡献。既然如此，何不以此延用为2008年奥运会会徽？殊不知，申奥与举办奥运的理念有较大不同，奥运会历史上没有一届延用申奥会徽。另外，从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和保护的角度来看，也必须按照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来设计新会徽。
云集了全球几乎所有最出色的奥林匹克平面设计大师的这次设计大会，成为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动员大会，也成为奥林匹克设计交流的一次盛会。国际奥委会官员称，这是奥林匹克设计史上的一次高峰，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面向全球征集会徽，一定会产生一个伟大的作品。
2002年10月8日，是征集北京奥运会会徽最后的截稿日期。这天，北京奥组委所在的北京青蓝大厦旁边的东四十条邮局异常繁忙，用于包装的牛皮纸全部售罄。这是因为参加会徽设计大赛的几十名设计师，带着设计作品从全球各地赶来，在最后时刻报名。但大赛规定，所有作品必须进行密封包装，所以使得这个不起眼的邮局的牛皮纸突然成了抢手货。就在18时截稿前的几分钟，又一下子涌来七八位设计师递交作品。
奥运会不仅吸引着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创造最好的成绩，而且吸引着世界上最伟大的设计师创造最伟大的作品。经统计，北京奥组委一共收到应征有效作品1985件，其中来自中国（含港台）的作品1763件，国外的作品222件。在参赛作品的名单里，有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1998年长野冬奥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2002年韩日世界杯等大型国际体育活动设计中标的国际著名设计公司，也有奥林匹克百年纪念标志、悉尼奥运会火炬、奥林匹克百年、北京申奥标志等项目中标的设计机构和设计大师。
“中国印”脱颖而出
2002年11月3日，开始对参赛作品复评。这是在北京奥组委办公大厦顶层大玻璃房进行的。初冬的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来，让人感到温暖而透明。在临时搭建的平台上，整齐地摆放着102件入围作品，绘有不同麟纹图案的投票箱两侧，站有两名公证员，监督着评选的全过程。
在此之前，由7人组成的中国专家小组对1985件作品进行了初评，从中选出88件入围作品。后根据会徽设计大赛规则和程序，由11名中外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又把具有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14件作品增添到入围作品中来。
在历届25个夏季奥运会和20个冬季奥运会会徽中，虽然形态、风格各异，但每一个会徽都有很强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特点，北京2008奥运会会徽一定要体现出中国文化特色，这在复评工作开始就成为中外评委的共识。11名中外专家评委非常认真、谨慎，先是用铅笔轻轻地写在选票上，一圈下来，所选的作品数量不够，就再选一遍；如果多了，就在几个得分相近的作品中反复比较、认真筛选。然后，中外评委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仅仅为了这次投票统计，北京奥组委的一名计算机博士专门设计了一个软件。很快，统计结果出来，前十名设计大赛获奖作品产生。获得总分第一名的作品是第1498号，就是第29届奥运会会徽“中国印”的原型，作者为北京始创国际企划公司。
为什么第1498号能够脱颖而出呢？中国专家评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常沙娜、陈汉民，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林磐耸，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谭平，同济大学教授林家阳等认为，在前十名获奖佳作中，五彩祥云、草书的中国龙字、天坛图案、长城图案、中国戏剧脸谱、日月山图案等设计，虽然构思巧妙，设计手法都有独到之处。但是，有的与以往相关设计徽识相似，有的在表现手法上过于陈旧，有的让人看了不容易理解其内涵，有的缺少亲和力。而第1498号风格独特，寓意丰富，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带来多元化思维。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印，本意是一种承诺，是诚信、个性和权力的象征；用在会徽上，即是向全世界承诺，要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
外国专家评委又为什么钟情第1498号呢？利勒哈默尔1994年冬奥会设计与景观主任彼得·T·莫舒斯一看到这幅作品就被震撼了。他说，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图案，那就是当世界另一端的人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是中国的，能传达出基于悠久历史传统沉淀之上的现代感。美国盐湖城2002年冬奥会创意总监斯考特·吉文斯说，会徽形象充满活力，展开的双臂表现了中国人的友好、欢乐和热情。这个会徽神奇地集中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奥运会精神，形象简洁而内涵丰富，这个会徽完全有潜力跻身伟大的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真正富有冲击力的形象标识之列。
此后，北京奥组委又专门请来社会各界人士组成评议委员会，对前10名作品征求意见。为了不遗漏可能被忽视的作品，还将得分在第20至30名的作品补了上来。评议结果，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在第1498号上。
北京奥组委将第1498号作品确定为最佳会徽方案，大赛产生的另外几件获奖作品也作为会徽备选方案，在国内工商注册检索查询。遗憾的是，那几件作品都有较多的重复，惟有第1498号独树一帜。同时，请国际奥委会委托专门公司对此进行国际查重，最后也顺利过关。
同查重工作同时进行的是第1498号的修改，最先遇到的问题是她最初没有准确的称谓，而优秀的会徽一定要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最初，大家对这个似京非京、似印非印的图形拿不准，硬说它是“京”，它是个不完整的字，叫起来不严肃。为此，十几位书法专家翻阅了大量资料，有的还亲赴河南殷墟查找甲骨文核对，最后都认为不能以“京”字冠名。后来，几位篆刻专家提供了宝贵意见，认为它是一种图形，是印章的一种，叫肖形印。
至此，第1498号作品有了正式的名称——中国印。
会徽原来的造型吸取了古代壁画人形的风格，但看上去不舒展，缺少时代气息。现在的会徽图案，手臂部分的舒张度大了很多，腿部造型也做了较大修改。至于其他细微方面的改动就更多了，比如，图形的笔画加粗了一些，“头”部的大小及全身的比例进行了微调，包括制印方面的刻残度也更专业化和更自然等。据北京始创国际企划公司负责人张武介绍，对“中国印”大的修改就有八九次，小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在改动。2003年春节的7天长假中，该公司担任修改任务的3位设计师根本就没有休息。
会徽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印形部分，二是“Beijing 2008”字样，三是奥林匹克五环。因为印形极富中国文化特色，那么“Beijing 2008”字样也应与之相配。最初考虑用印刷体字，但与印形不相匹配；又考虑用毛笔一般性书写，但难以反映中国字体的厚重。后来倾向于用童体，因为童体字更代表希望，象征未来。于是，北京奥组委有关工作人员向北京幸福时光幼教中心和灯市口小学的300多个孩子和小学生采集童体字，但效果不是十分理想。到最后，印形的创作者们提出用汉简体，并画出了雏形。这个方案得到了包括北京奥组委执委会在内的各方面一致好评，大家认为，汉简体能更好地与印形相配，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加厚了整个会徽的文化底蕴。
国际奥委会高度评价
2003年3月28日下午，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
大楼前的旗杆顶端，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碧蓝如洗的天空中猎猎飘展。这是国际奥委会专门为迎接北京2008奥运会会徽送审而升起的。
大楼内的会议室里，当投影光柱将第29届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定格在国际奥委会官员面前的一刹那，罗格主席带头鼓起了掌，第29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鼓起了掌，国际奥委会市场部主任佩恩鼓起了掌，所有在场的人热烈鼓掌。
“会徽表现和平，充满热情，象征进步，具有动感，既反映中国特色与传统，又为全球认可；在抓住北京生气勃勃精神的同时，还反映奥林匹克理想和价值观……‘舞动的北京’，一个名字，一许想象，将使13亿中国人以及数以亿计的全球观众，得以亲身感受到在中国举办的伟大的奥运盛会！”伴随着北京奥组委陈述人富于张力的语言，会徽吸引着所有在场人的眼睛与心神。这时，罗格突然轻轻招手叫来秘书，耳语了几句后，秘书悄悄离开了会议室……
“出色、富有诗意！”听完陈述，罗格主席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赞不绝口，称其“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对北京奥组委拿出如此杰出的设计方案表示祝贺。维尔布鲁根指出，该会徽“符合北京奥组委所确定的目标，体现了北京奥组委工作的质量和价值”。
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主席要在会徽样本上签名确认。沉稳的罗格主席再次给了所有在场人一份意外的惊喜：“我要以你们中国特有的方式来确认会徽！”旁边的秘书递上了罗格自己的中国印章和印泥。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刚才罗格特地让秘书取印章去了。罗格从印盒里取出印章，饱蘸红色的印泥，在会徽样本左下方端端正正地盖上印章，“罗格之印”四个纯粹的汉字立即跃入大家的眼帘。然后，他又在印的下面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维尔布鲁根也在另一个样本上面签上了名字。
“会徽十分巧妙地将中国特色、北京特点和奥林匹克元素结合在一起，将历史遗产与现代北京和中国的形象及其对世界、未来与奥林匹克的庄严承诺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获知会徽正式通过的喜讯后，身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靳尚宜非常激动。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全程参与了会徽评选与修改，会徽的不断完善和最后诞生凝聚着他和其他评委们的心血。他说，“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传达和代表了三层含义：一是会徽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印章作为标识主体图案表现形式，选用中国传统颜色——红色作为主题图案基准色，展示了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代表着民族与国家，代表着喜庆与祥和。二是作品主体部分又似“京”字，又似舞动的“人”，张开双臂，充分反映了当今中国既拥有灿烂悠久的历史又充满现代气息，传递着友好与亲切，传递着真诚与热情。三是作品中巧妙地幻化成向前奔跑、迎接胜利的人形，充分体现了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宗旨，强调了以运动员为主体和健康向上的精神，充满动感与朝气，充满活力与张力。
“Baby（孩子）！”外国评委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与词汇表达对会徽由衷的喜爱。此次评委、盐湖城冬奥会创意总监斯考特·吉文斯说：“我深深地被会徽形象所体现的精神和活力所吸引。会徽里展开的双臂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他们友好，亲和，欢乐和热情；同样，会徽形象也表现出奥林匹克的力量——迎接并团结全世界的人民。会徽的形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根植于过去，却又反映了一个热情而愉快的未来，完全能够作为北京的象征。”
8月3日20时30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感慨万千的时刻。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在这里隆重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全球发布仪式，撩开了“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神秘的面纱，通过电视直播，迅速传遍全世界。
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实地考察北京市奥运会配套交通设施。这是胡锦涛乘坐轻轨列车，实地了解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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