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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北京奥运会经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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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荣誉荣誉
 《南风窗》是由中共广州市委领导亲自批准创办的时事政治类综合月刊。自1985年4月创刊以来,依托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通过架设理论与实践、政治和经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几代人之间的桥梁,宣传新观念、揭示新趋势、扶持新事物、促进新潮流,成为广东期刊界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刊林奇葩“,在海内外均享有一定影响。《南风窗》秉持“让从零开始的人说话”宗旨,贴近人民。敢抓难点、热点、敏感点,发挥沟通和桥梁的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 作为开放的产物,《南风窗》一降生就被推到市场经济的大海,办刊之余走上了开拓经营渠道、组织社会活动、创建文化产业的道路。先后举办了“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有奖活动、评选广州地区十大杰出公仆、南风窗民意调查、广州‘88龙舟节系列活动、南风窗杯桌球赛系列赛事、评选广州地区十佳校长等活动。此外,还开创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由期刊组织的系列民意测验;实现了全国第一家“精神产品包退服务”等。一时开风气之
封面封面
先。 1988年,中国记协、中国新闻学会在北京专门举行了南风窗办刊实践研讨会。1991年,《南风窗》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评为首届“广东十佳期刊”。1997年,又作为广东唯一的时政类期刊代表,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进入90年代中期,《南风窗》以创办“全国性精品大刊”为目标,以“聚焦政经,相约成功”为办刊宗旨,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改版后的《南风窗》,作为一份成功型、潮流型、学习型杂志,以透视时事经济热点、传播进步观念为己任,以公正、深入、理性、前瞻的姿态对时政、财经、社会热点进行深度分析,体现社会正义,反映百姓呼声。强调专业分析、独家报道,帮助读者把握趋势潮流。 面向新世纪的《南风窗》,以其大胆、大气、全面、权威的新风格赢得了读者的赞誉和社会的欢迎,被誉为“时代坐标”。发行量持续增长。现在,《南风窗》的读者90%以上为各类企业管理人士、律师、医生、教师
杂志封面杂志封面
等专业人士、国家公务员、大中专学生等社会中坚力量。“与成功有约”系列报告会也深受社会各界精英的欢迎。《南风窗》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政、财经杂志之一。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国内地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党报之一,日均发行量达到185万份,在珠三角有着广泛的影响。 1996 年1 月15 日,经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组建成立。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编辑本段回目录


广州日报广州日报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国内地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党报之一,日均发行量达到185万份,在珠三角有着广泛的影响。 1996 年1 月15 日,经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组建成立。




奥运赞助商的环保选择编辑本段回目录

从雅典到中国从雅典到中国
(2008-08-01 04:36:29)
分类: 财经
本刊记者 邢少文
  
  7月28日,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公布了一份2008年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环评报告。在这份环评报告中,绿色和平批评了一些知名的奥运赞助商,比如麦当劳、伊利等大型企业,认为他们在奥运会期间提供的产品不够环保,并没有对绿色奥运、环保奥运起到模范推动作用。
  在被评估的企业中,主要包括制冷行业的制造商和应用商,绿色和平组织认为他们应该有可能做出更为适合环境要求的抉择。
  那么,对于企业而言,是否选择在这样一个时期推出技术环保的新产品,是否应该完全响应企业社会责任的号召,其间面临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现实技术难题,以及商业利益考量呢?
  
  技术的短板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目前在中国制冷行业中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制冷剂HFCs(氢氟碳化合物)被认为是一种气体排放后会改变环境气候的化学物质,会对全球气温变暖产生负面影响。
  对此,绿色和平认为中国的制冷企业应采用更为环保的对气候没有负面影响的自然制冷剂。而在电子设备行业,绿色和平则认为诸如手机、电脑、电子产品中含有聚氯乙烯(PVC) 和溴化阻燃剂(BFR)这两种对环境有污染的有害物质。
  绿色和平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主任崔喜晶说,像伊利这样的制冷设备(主要是商业冷柜)的使用商,应该发挥行业带动作用,向上游的设备供应商提出采购环境友好型冷柜的要求。而海尔,崔喜晶说,其在家用冰箱和小型冷柜领域已率先采用了自然制冷技术,并且向部分奥运场馆提供了以水为自然制冷剂的太阳能空调,但其为奥运场馆提供的空调大部分还在使用HFCs制冷剂。
  1992年,总部位于荷兰的绿色和平组织联合了东德的Foron公司,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制冷剂,自然制冷剂R600a,这是一种既不破坏臭氧层,也不会对全球变暖产生影响的制冷剂。
  对于当时正在普遍采用氯氟烃化合物(CFCs)和氢氯氟烃化合物(HCFCs)作为制冷冷媒的制冷行业来说,这样的技术创新是冒了一定的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而这一技术的得以推广,得益于绿色和平为Foron公司提供了7万名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的预订订单,这为Foron公司解决了市场风险的后顾之忧。
  自然制冷技术开始在欧洲推广后,因其环保和节能的特点,得到了欧洲一些著名制冷制造商的认可。据绿色和平统计,迄今为止全球已经有超过2亿台冰柜采用了这一制冷技术。
  这一技术也于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家电行业得到了运用,但仅仅局限于家用冰箱和小型冷柜。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秘书长姜风向记者介绍,目前应用最成熟的自然制冷冷媒R600a在中国家用冰箱和小型冷柜中的使用率,达到了70%~80%,已属于比较普遍使用。
  但在中央空调和商业冷柜上,这一技术的应用却几乎为空白。中国空调制冷工业协会秘书长张朝晖告诉记者,自然制冷剂在这两个类型产品中的使用,目前还处于一个技术研究的阶段。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应用上的安全性问题,“中央空调和大的商业冷柜的压缩机体积大,冷媒充注量多,而由于自然制冷剂中含有异丁烷,容易引起燃烧和爆炸。”
  而据姜风介绍,一台家用冰箱的异丁烷含量是50克,经过试验,将其泄漏后人为点火并不会引起爆炸。50克,仅相当于两个打火机的异丁烷含量。而一台中央空调,其冷媒充注量是家用冰箱的10~20倍。
  在大型制冷设备技术的升级中,中国企业更青睐的制冷剂是一种称为R22的普通冷媒。美的公司中央空调事业部部长王伟均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的中央空调生产企业有2/3仍在使用R22,1/3的企业则在使用更为节能的R410A和R134A两种冷媒,后两种冷媒作为R22的替代品,正属于绿色和平所指称的引起气候变暖的制冷剂。
  大金空调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冉戈告诉记者,目前R600a仅在一些冷藏、物流运输制冷(移动空调)中有运用,而且其制冷效果相比较R22以及R410A等要稍差。
  
   成本的制约
  绿色和平关于奥运赞助商的环评报告已进行了三届,在中国,自2000年以来,其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制冷行业和电子设备行业的技术环保升级,但并非所有的生产企业都对这些议题感兴趣。
  虽然绿色和平表示自然制冷技术的使用并不会给企业造成比较严重的成本负担,但成本的问题,确实是制冷制造商们要面对的除了技术瓶颈之外的另一个现实问题。
  R600a的发明者Foron公司和绿色和平组织,为了推动环保,放弃了这一技术的专利所有权,所以,国内企业利用这项技术,并不需要支付专利许可费用。据估算,这一技术应用的初期投入将给企业带来比使用HFCs和HCFCs要多出10%~20%的成本,其他的自然制冷剂品种如R290、R1270的成本则更多。
  姜风介绍,目前由于R600a在家用冰箱上得到普遍应用,所以在企业的成本差异化上,并没有显示出差别来,而且由于新制冷剂节能的效果比R134A冷媒更好,所以成本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但在大型空调和冷柜领域,并不完全如此,这对于刚刚完成从R22向R410A、R134A升级的国内空调制造商来说,也不是一个小的负担。“一公斤的R410A采购价比R22贵了4倍。如果进行改造,整个系统的成本都会比较高,仅是R410A的升级,便给企业带来15%左右的成本增加。”冉戈说。
  虽然国内的中央空调、商业冷柜的制造商都没有应用自然制冷剂,但另一个国际商业冷柜使用者可口可乐公司的经历可以在成本方面做一个注解——自2000年起开始测试和购买自然制冷剂,可口可乐公司至今已投入了4000万美元。
  可口可乐公司2008年还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把全球使用自然制冷剂的冰柜数量提高到10万台,这无疑是为企业环保责任作出的巨大投资,毕竟由于目前生产数量少、技术研发投入高,自然制冷剂冰柜的价格要比传统冰柜高出30%还多。
  而在制冷行业面临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大幅的涨价行为看起来也是企业的一个担忧,消费者以及下游客户能否接受是一个问题。“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呢?现在行业的利润率并不高。”王伟均说,2007年,中国空调行业的销售利润率仅在3%左右。
  然而,在绿色和平看来,随着生产规模和应用范围的扩大,自然制冷产品的生产成本也会自然降低,如R600a比HFCs还要便宜。其次,伴随自然制冷剂的节能技术,有些比HFCs节能高达35%。再次,虽然根据投资类型和企业规模的不同,企业初期投入也许较高,但从中长期考虑,他们无须考虑HCFCs和HFCs的泄漏风险,维护费用比较低,更为节能,对废机的后期处理费用也相对便宜。
  “只有当它能够触发市场变革,并产生供应基础和需求规模,最终使其成为能够被负担得起的商业应用,这才真正有了意义。”对此,可口可乐公司的全球首席执行官E.NevilleIsdell说。
  
   国际社会的争议
  事实上,仅仅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并不能够很快地推动环境友好型制冷剂的使用,而回顾从CFCs到HCFCs的升级,仍然需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强有力推动。但关于如何安排优先淘汰性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仍然存在争议和矛盾。
  最大的矛盾,来自于以保护臭氧层为主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主的《京都协议》,在这两个协议之中,对于受控物质的淘汰顺序安排不尽相同。HFCs并不属于《蒙特利尔议定书》中规定要限制和淘汰的物质,但在《京都协议》中则属于要限制使用且需减排的物质。
  由于去年7月份举行的第19次蒙特利尔协议缔约方大会,做出了提前10年淘汰HCFCs的决定,而由于美日制冷行业普遍使用HFCs替代HCFCs,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在于发达国家,这两个协议中对HFCs的态度也导致了欧洲与美日之间的争议。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代表认为,虽然HFCs产品具有一定的温室气体效应,但目前只能使用HFCs类制冷剂,R290、R1270等自然制冷剂易燃易爆,且设备改造成本较高。氨制冷剂存在毒性问题,而CO2制冷剂则存在能效提高难和改造成本大的双重问题。
  日本制冷空调工业协会代表认为,HFCs排放占整个温室气体排放的比例很小,1997年约为1%,2030年预计也仅为2.4%。即便高GWP(一种物质产生温室效应的指数)气体,也只有当制冷剂排放时,才构成影响,因此应该研究如何减少HFCs类制冷剂的泄漏排放,如何更好地采用管对管的输送方式,而不是淘汰或禁用;不应把GWP作为衡量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唯一指标,应注意泄漏等环节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占的主要份额,提高能效是关键。
  在实际的执行中,目前也仅有欧盟是唯一一个积极要求减排HFCs的政府机构,但其采取的措施是限制使用和回收HFCs,而不是强制使用HFCs的替代产品。不过,欧盟成员国中的丹麦和奥地利则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在2012年之前禁止进口、销售和使用含有HFCs的新产品。此外,瑞士也颁布了相关法令限制HFCs在一些产品上的使用,挪威已开始对HFCs产品的销售征收高额污染税。
  在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制冷设备制造和消费大国,目前并没有把淘汰和限制使用HFCs提上日程。
  中国政府在1989年和1991年分别加入《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在CFCs使用方面,中国已从2007年7月起停止生产和消费,这比《蒙特利尔议定书》规定的淘汰时限提前了两年半。在HCFCs使用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和消费国,其产量占全球70%以上,消费量占全球50%以上,但根据《蒙特利尔议定书》第19次缔约方大会最新规定,中国须在2030年完成全面淘汰,这使中国在应对加速淘汰的行动中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由此,作为技术追随者的中国,也便面临着一个选择的问题:是追随美日使用HFCs替代HCFCs,还是学习欧洲使用自然制冷剂作替代。
  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徘徊之间,奥运来了又将去,而“绿色”,仍在路上。

奥运政治化又发酵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8-03-01 01:16:00)
杂谈
分类: 双周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2月20日在封面刊登该报高级编辑丁刚的署名文章《“奥运政治化”不得人心》,指责西方“某些人士或团体”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挂钩,一是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对非政策,二是借达尔富尔问题来宣泄他们对中国的不满。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西方社会的奥运会政治也开始处于一个全面动员状态。从社会名人到国会议员到政府部长们都好像做好了要对中国施加全面压力的准备。
  此前,好莱坞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公开宣布,由于中国在对待苏丹问题上的态度,他将放弃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艺术顾问身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4日下午表态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斯皮尔伯格曾向北京奥委会表达过希望为北京奥运会作出自己贡献的愿望,并接受了北京奥组委艺术顾问的聘书,我们对他近日发表的个人声明表示遗憾。”
  中国在外交上也积极化解外界施加于北京奥运的压力。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获得默克尔表示“德方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之后,温家宝在19日又与英国首相布朗通电话,获得英国就支持北京奥运表态。布朗赞赏中国为妥善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做的积极努力,表示英国坚决反对抵制奥运会,期待北京奥运会成为本世纪最成功的运动会。
  另据20日北京奥组委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虽然现阶段一些组织和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向奥运会赞助商施加压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已经成为赞助商的企业退出对奥运会的赞助支持。

北京奥运,告别愤青的成年礼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8-08-01 04:39:58)
杂谈
分类: 独家策划
   郑也夫
  
  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如果要开的是全运会,说不定会取消的。但这是奥运会,中国对世界作了承诺,只好自己去消化和克服。
  如果中国是一个小国,比如希腊,遭遇地震,很可能奥运就开不成了,但是中国的幅员相当于数十个小国。中国每年都遭遇自然灾害,只是这次是超级的,受灾民众遭受了物质和精神双重打击。过后,精神上的寄托不下于物质上的需求。从电视上观看奥运,可以帮助他们排遣精神上的哀愁,某些运动员的勇气当然也会鼓励他们。我们也不要以为,受灾民众就不需要适当的娱乐。
  然而汶川地震会让流光溢彩的奥运失色和神伤——这是我在地震期间所写的文章《死之惨烈,生之灿烂》中的句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人在精神上不可能长期保持亢奋。一个超强的兴奋过后,短时间内会兴奋不起来。奥运最重要的是人气,是东道国的精气神。我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奥运为什么吸引全人类,是因为现代生活的平庸,而我们奥运之前的背景刚好相反。且奥运应该狂欢,这毕竟与数万人伤亡的落差太大了。这是命运,我们必须承受,打起精神。
  我们长期以来,过于重视锦标了,轻视了平民的体育。体育的普及可以改变国人的身心,体育可以塑造一代新人。我们在这方面太欠缺了。金牌少一些,其实真的无所谓。发达国家美国在乎吗?发展中国家印度在乎吗?我们重视得过头了。好在否极泰来,就要掉头了。
  一般而言,一个人受过穷也享过福,社会地位高下都体验过,就容易有平常心。一直沉沦底层的人,容易偏执、愤愤不平。1840年后的挫折对国人的伤害巨大,迟迟不能平复。我们前几年每逢大型国际运动会,就会说:过去是东亚病夫,现在如何如何。其实我们早就不是东亚病夫了,18世纪以前在世界上也不落后。总不忘一段失意和受辱,是病态。说来吊诡,这种病态要靠另一种非常态来医治,那就是要大红大紫一回。牛皮过后,屈辱就抹平了,失衡的心态就平衡多了。我预料,奥运对国人心理的最大影响,不是民族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民族心态在补偿后渐渐端正。

  我很幸运,是教师,奥运期间不上班。体育是这样的东西,喜欢和不喜欢的人泾渭分明,所以有“足球寡妇”之说。那还未必是在“寡妇”所在城市办世界杯。发达国家申办奥运,总会遭遇本城市民中反对派的质疑。奥运规模太大了,奥运期间本市其他事情大多停摆。我希望,今后的奥运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几个城市共同申办,可以是一个大国的几个城市,也可以是几个小国,这样奥运期间对市民生活较少干扰,奥运场馆赛后也不会闲置。这思路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是政治家和商人推动的,应该由不喜欢体育的市民和环保人士共同推动。
  北京奥运将是中国体育体制的分水岭,之后追求极少部分人竞技水平的举国体制将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全民健身。理由和前面说过的一样。
  美国人不在意锦标。美国是篮球王国,丢了奥运篮球金牌都满不在乎,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牛皮过,有自信,不怕别人看不起。举国体制建立的原因就是找面子,找自尊心。本届奥运,中国的金牌至少第二,说不定第一。即使老二,也会吓老大一跳。面子肯定是捞足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乃至难以为继。气出了,以后没必要,也没那个心气去不遗余力地追求锦标了。奥运过后,中国的体育体制必将大变。我们将告别“愤青”,成为心态平和的成年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继续强化奥运安保措施编辑本段回目录


北京继续强化奥运安保措施
来源:南风窗杂志 日期:2008-07-19
北京警方7月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为防止恐怖分子袭击,所有奥运比赛场馆、训练场馆都安装核生化监测设备、视频监控探头,以将安全风险控制在场馆以外。204只警犬将服务北京奥运防爆安检。而中国军方7月8日首度证实已动用地对空导弹参加北京奥运安全保卫工作。同日,新疆乌鲁木齐市警方在拘捕一批据称为“圣战培训班”组织成员的疑犯时,遇到暴力反抗,警方还击,击毙5人及伤2人,拘捕8人。  7月6日,首次以中国国家副主席身份访港的习近平,要求香港特首曾荫权对奥运马术赛“要亲自挂帅、亲自过问”,令香港马术比赛成为京奥的亮点;要做好应付紧急事件的协调和通报。据报道目前已有超过80名的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确定出席北京奥运会。
从文明奥运到信任重建
(2008-08-06 04:45:00)
杂谈
分类: 独家策划
本刊记者 郭 凯
  
  四川大地震后,中国全民救灾行动所表现出的这个国家对内的悲悯之心,以及政府对救灾资金使用透明、灾害信息报道开放的承诺,让世界对现时的“文明中国”刮目相看。国际舆论从震前奥运火炬全球传递时的“反华”,迅速倒向一致“挺中”。
  当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共有近万名审计人员在对18个中央级单位、240多个省级单位、370多个地市级单位、2500多个县级单位进行救灾审计、并且审计已经覆盖了震后救灾的重点地区和主要环节,以及若干地方政府公布了由社会志愿者共同参与救灾审计时,各级政府成功缓和了由于民政部门指定赈灾慈善组织、“垄断”赈灾慈善主渠道而带来的广泛质疑情绪,重建国民信任。
  国民信任经由“审计”而恢复,并不是因为人们假设审计部门、审计人员一定比民政部门或者官方慈善机构更加忠于职守、更有道德,而是审计作为监督制衡设置,可以减少滥权和极权的机会。当政府权力机构之外的社会公众也进入监督设置,会更加减少上述问题。此外,有关部门表示将主动公布赈灾资金审计结果所体现出的对执政文明的“自信”,也增大了政府获得“他信”的程度。
  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建立,对国民整体互信和社会凝聚力有关键影响。在地震之后,全中国迎来的最大公共事件便是以“文明奥运”、“人文奥运”为宗旨的北京奥运会。而如何延续地震救灾过程中的国民信任、以北京奥运为契机彰显现时中国的社会文明和执政文明,仍有很关键的一环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完成——在奥运会之后,从北京到各地,对奥运会筹建、组织等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的财务审计,并向社会公示。
  在中国北京正式承接筹办2008奥运会之前,中国国内曾经存在广泛的“举办奥运”价值的争议。因为办奥运的消耗明显是不菲的大数目,在对国民的公共教育没有足够承担、职工社保医保“空账运行”、农民社会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公共财政或者国民财富的大笔投向,很容易引起国民的意见分歧。“北京奥运”的优先价值,仍然要通过理论和实际行动的双重证明,才能成立,证明之后,才能获得对其价值认同的“普遍共识”。
  由于当代中国现实,“共识”已成为稀罕而且不可或缺的东西。并且关键的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文明奥运”,完全能够承载“发现共识”、“重建信任”的任务。即便在中国争取举办和筹办奥运以及与奥运组织有关的简短历史中,出现过陈希同、刘志华等的权力失控案件,只要能够真正秉承透明、公开的宗旨和操作规范,依然动摇不了“文明奥运”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
  这是因为,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契机;并且,共识与信任的建立,从来都不是寄托在对“完美政府”的假想上。即便是所谓代表了人类迄今最高执政和社会文明的美国和北欧国家,腐败与滥权问题仍然无法杜绝。信任的建立,其实就在于“透明”与“公开”,在于自信与自我检查,并且直面问题、化解问题,以逐步向实现更高的文明靠拢。而且即便是美国与北欧国家,虽然代表公共权力的机构彼此的监督制衡设置已经层层叠叠,在那里,《自由信息法案》或者《公共信息公开法令》仍然是最主要的政治文明承载者与社会信任维系渠道之一。
  在现阶段的中国,四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所分别记录的中国发展滞后地区的贫弱与中国高度发达城市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与这种差异并行的国民的分化,也恰恰说明了,经历了30年改革之后,以一个奥运会来验证中国“能量”之后,也必须借此契机,消弭分化、重建社会信任和团结。
  而消弭分化、重建团结的道路,往往要求实质的政治经济改革比如公平分配,以及权力组织改革比如政治设置重组。这些往往意味着既得利益者从无限制的财富所得或者无限制的权力享有,回吐一部分给更多的国民,所以改革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象。然而,社会信任和民族团结的重建,对于中国今后的实质性“大国崛起”,是必需条件。那么,相比较而言,先选择贯彻“文明奥运”的“公开”、“透明”之文明宗旨,渐进式地恢复国民信任并且给更艰难的改革获得时间和理解空间,将是成本最低的选择。
  2008年《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也给证明“文明奥运”价值的可能操作,比如公开文件和财务明细,提供了法律依据。那么,对于这一历史契机,国民将翘首以待。
国际视野中的奥运安保
(2008-08-01 04:45:49)
体育
分类: 时政
          艾略
  
  从洛杉矶到汉城,到悉尼、雅典,东道主愈发淡化金牌本身,而把奥运会当作一个城市甚至国家是否可以成功推销自己的标杆。作为奥运筹备的重要部分,奥运安保长期以来都被外界关注,甚至影响到人们对那届奥运会的评价,比如人们提起1972年慕尼黑奥运,就会想到那11名惨死在奥运村的以色列运动员,进而责备德国警方的麻痹大意。
  如今,随着北京奥运的临近,以及昆明7•21公交爆炸事件的发生,中国将奥运安全防卫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北京主城区,连香港、青岛、天津、秦皇岛、上海、沈阳这6个城市分赛区也层层设防,外地的机场、地铁和铁路枢纽都成了防范重点。而在重中之重的北京,据称警方已重点针对“东突”设防,防止可能针对奥运场馆的袭击。
  在期盼了7年之后,人们发现真正到来的奥运愈发显出紧张的备战气氛。自5月开始,解放军安保部队进入实战状态,“四大军区”瞄准海陆空、核化生及恐怖事件未雨绸缪。“平安奥运”的口号频频出现在电视和报刊上,让“绿色”、“人文”、“科技”等定语相形逊色。如果有人抱怨这样的安保有点“杀鸡用牛刀”,则会立即遭到“这是国际惯例”一类的驳斥。那么,历史上的奥运安保又是什么情况呢?
  
  奥运,少了点娱乐元素
  现代奥运诞生至今已112年,在多年受政治干扰后,呼吁奥运返璞归真,回归到体育运动本身的思潮方兴未艾。然而,体育赛事不仅仅是竞技,还是一项能舒解情绪的娱乐活动。忽略这一点,哪怕在翻译、住宿、出行等后勤服务上再贴心,也不能换得国际友人会心一笑。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称,在距离北京奥运3周不到的时间里,令人窒息的保安措施可能扼杀赛事的乐趣元素。奥运安保历来十分严格,但这一世界最大的体育盛会,因控制签证发放而使旅客人数大幅下降却是罕见。安检的全面覆盖和可怕的恐怖袭击警告,以及北京对夜生活的控制,已导致一些海外观察家将2008年奥运会称为“无趣味的运动会”。
  无疑,这样的舆论是值得东道主重视的。
  迈克尔•佩恩,国际奥委会的营销负责人,为奥运会经营长达20多年,直到2004年为止。不久前,他在一次同北京高层筹备人员的会晤中,给出了一个简短的建议:微笑。他表示,北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使奥运会并不过分窒息。“奥运会的唯一特别在于,赛场之外还有节日庆祝”,佩恩说。
  悉尼奥运会筹备负责人近日受访时表示,2000年悉尼奥运会期间,虽然很多人没有门票,但他们当时呼吁很多人到奥运场馆附近举行野餐和聚会,一齐享受奥运节日的娱乐气氛。对比之下,北京奥运筹备小组至今还在为是否开放天安门广场给外媒直播拍摄踌躇。其实,正常的拍摄可满足世界对于中国权力中心地带市民文化的想象,尤其是那些没票进场的中国人自己找乐子的状态,值得纪念。
  
  形象,还是自然一些好
  据《华尔街日报》引用中国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估算,北京奥运会的投入总计4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00亿元)。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届奥运会投资之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此庞大的奥运预算抬高了未来奥运举办的门槛。考虑到2012年伦敦之后,未来奥运东道主可能会来自更容易发生经济起伏的发展中国家,如2016年奥运会申办国巴西、阿塞拜疆等,北京如今的高规格可能会令今后潜在的奥运申办国望而生畏。
  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学家协会副主席大卫•瓦勒钦斯基(David Wallechinsky)回忆1988年汉城奥运会结束后的情形时说,“仅是一天之后,街头就到处都是乞丐和摊贩——所有这些我们在奥运期间都不知道其存在。”
  有分析家指出,为了笼统地创造一个幻觉,而将社会问题扫到地毯之下,这样的处置方式往往不会带来社会改良,反而可能因其手段的简单粗暴而造成一些后遗症。
  回顾奥运史,唯一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的奥运是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但那一届也被认为是最有争议的一届。时值墨西哥经济迅速发展,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盛事展示国家的和平进步形象,时任总统下令兴建许多耗资巨大的露天运动场。但奥运开幕前夕,突然爆发40万人游行,军队警察同示威人群发生血战。据非官方估算,死亡人数大约在150人到325人之间,但官方给出的死亡人数仅仅是20人。虽然要求取消本次奥运会的呼声很高,但在血案过去10天后,开幕典礼如期召开。《经济学人》评价说,作为一个恐怖的例子,它昭示了一个政府为了一场赛事的成功举办会做到什么程度。
  
   开支,雅典非唯一参照
  奥运会前夕的不安和神经过敏几乎是一个传统,但在过去多届奥运会上,也有安保投入被淡化的例子。今天安保投入成为奥运赛事筹备最重要的一环,是从9•11事件之后开始的。
  作为“9•11”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夏季奥运会,雅典在安保上的开销高得惊人。这部分也归因于雅典是古代奥运的发祥地和第一届现代奥运的举办地,在2004年首次展开“全球”火炬传递,并邀请23个国家的元首出席开幕式,开一时风气之先,也成为4年后北京奥运的摹本。
  根据奥委会的官方报告,雅典奥运安保投入约为15亿美元,运动员人均成本约14.3万美元,当年共销售门票530万张,平均每张门票的安保投入折合约为283美元。奥运举办期间,希腊部署了7万名安保部队,与运动员人数之比达到了空前的7比1,1000多个高科技摄像头严阵以待,还有装备了高分辨率相机的飞艇在雅典上空盘旋,未经许可进入的飞机将被击落。此外,北约组织还向希腊提供空中预警机和生化部队,并派出地中海舰队在公海巡逻。
  在雅典奥运15亿美元的记录之后,人们将目光瞄向了北京奥运。早在2005年,北京奥组委副主席王伟就曾确认,2008年京奥安保支出预算将达到3亿美元。虽然名义上只有雅典的1/5,但据京奥安保顾问马昕博士透露,“综合投入绝不低于雅典的15亿美元”,因为“雅典的人力物力也算钱了,北京的3亿美元是没有算这些的”。
  过去20年来,奥运安保的支出呈不断上涨趋势,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实行奥运会私有化和采用企业赞助商,第一次在奥运史上由私营实体公司资助安保工作。但当时冷战局势紧张,苏联以美国没有打算确保所有运动员的安全为由号召抵制奥运,而其他各国则认为苏联抵制1984年奥运会是因为美国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上,安保投入为7940万美元,折合到运动员个人,人均支出达到1.16万美元。
  此后,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韩国将“预防恐怖嫌疑分子入境”作为首要安全任务,并调查所有奥运参与者的背景。当时,汉城官方希望奥运会能展现当局和谐、善良的形象,所以将大量与安全相关的工作留给年轻志愿者,其中很多是外语好的年轻妇女,而非警察和军事单位。但随后在赛事开幕前几周,由于街头的抗议,额外的安全部队和防暴警察被部署到街头,同数千名寻求与朝鲜统一的示威者对抗,导致汉城奥运会的安保费用达到1.117亿美元。
  1992年冷战结束后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安保支出为6620万美元。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安保投入为1.082亿美元,当时恐怖主义并未受足够重视,被排在炎热和相关疾病及足球暴力名单后面,但在赛事第六天,一枚炸弹在公园爆炸,一名美国游客和一名土耳其摄影师死亡。这是继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11名以色列人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打死以来的首次恐怖行为,但竞赛没有延迟。
  
   安保,全方位又不突兀
  “那是一种真正的节日气氛,就跟户外聚会一样,虽然我们知道安保很严格,但那个时候却没有让我们吃惊。”澳大利亚学者唐•吉尔回忆起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这么告诉笔者。
  悉尼奥运的安保投入为1.796亿美元,跟其他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不同,澳大利亚在地理、政治上同世界几次大战和冲突都相隔,应对恐怖主义的经验很少,但由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国内异议分子有权表达声音,加上同外部各国关系良好,除了发生一起两名犯人越狱抢劫一辆车,并短暂绑架一名韩国官员和3个游人的罪案外,悉尼犯罪率在赛事期间实际上是下降了。
  早在1994年,新南威尔士州就成立奥运安保工作委员会统筹所有安保事宜,警察局、运输管理局以及多个联邦部门从旁配合。悉尼奥运安保共分海上安全、航空保安、通讯、人身安全以及化学生物和放射性武器反应机构等12个工作组,反恐投入3.5万士兵、1.15万名警力。
  “整个安保工作遵循无处不在,但不显得突兀的原则。建立一个独特的符合澳大利亚的奥运安保模式,有效且符合社会期望。”悉尼奥委会在总结报告中表示。
  “北京奥运会跟悉尼相比,国内国际环境不同,恐怖主义威胁在2001年后更为突出,国际舆论对待也不同。”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张洁博士指出,中国国内问题比澳大利亚更加突出,民族矛盾、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等,考验多多。早在今年3月,新疆警方宣布破获一起试图劫机行为;5月,上海发生公交爆炸事件,3人被炸死;7月9日,新疆自治区公安厅表示,乌鲁木齐打掉5个预谋破坏奥运的恐怖团伙,拘捕82名暴力恐怖分子嫌疑人。
  “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多,我们办这届奥运会,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所以你这个警力投入的量也绝对会是最大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7月18日表示,北京奥运安保投入人数高达11万,将凭借中国特色的安保体制,创造铁桶般的安全记录。
 
国际国际
“后奥运”的体育之路
(2008-08-31 09:30:41)
杂谈
分类: 独家策划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当北京奥运会辉煌落幕,2008年是否会成为中国体育市场化分水岭的讨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国体育市场化进程早就该推进,某种程度上,奥运会的举行延迟了这个进程,因为要确保本届奥运会的金牌数量。”这在业内人士之中早已不是秘密。
  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等领域改革的推进,不管是群众体育、竞技体育还是体育产业领域,中国体育管理体制都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市场化契机
  当杜丽没有拿到北京奥运首金,当刘翔退出小组赛,虽然也有责备之声,但国人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安慰和鼓励。人们对海外军团的态度也日益友好,排球赛场上亲切的“郎导”声时时可闻,外国运动员的精彩瞬间也会赢得真心喝彩。这一切都显示着,在中国百姓眼中,竞技体育正逐渐摆脱政治色彩,回归它的本来面目,金牌不再重于一切。
  
  1979年,在日本名古屋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中国回归奥委会。于是在1980年奥运会上拿到奖牌,成为证明中国的重要途径。奥运会的体育本质上是西方体育,是在西方的社会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当时中国国力较弱,所以只能靠政府之力推动发展西方体育。在整个国家尚未摆脱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体育系统的设立自不能外。当时的国家体委确立“普及和提高”的体育发展战略,实际是以“提高”为重点。
  20多年来,从奖牌数寥寥无几,到雅典奥运会中国第一次在金牌榜中进入前三,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当时业内已普遍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而普及远远不够,精英体育和群众体育完全脱节,进行体育市场化改革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但因为2008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注定了本届奥运会中国一定要努力在金牌榜上大放异彩,因此,虽然举国体制已广为诟病,但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因为中国竞技体育承担着金牌的政治任务,所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一直延续下来,虽然中间也经过机构精简等改革,但并没有触及根本。与此同时,早在1992年中国便已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直到现在都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体育领域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其它领域。当2008北京奥运会徐徐落下帷幕,是中国体育市场化改革大幕拉开的时候了。
  “判断一个体制需不需要改革,有几个标准,一是符不符合体育发展规律。体育发展应该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民体育、大众体育肯定不能忽略。而现在的体育管理体制并不能很好地提高人民体质。二是这种体制符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有没有效益。当然,奥运会对中国的提升很难用钱来衡量,但当中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们也应该考虑到经济效益。中国体育的发展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我们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如是说。
  前段举行的奥运经济(北京)论坛上,分管体育经济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认为,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产业将迎来一次重大的战略机遇。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后,正是中国人从解决温饱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转变的时期。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从2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阶段,正是国民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是体育消费快速增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体育健身、竞赛表演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在其它行业利润空间减小的情况上,已经有众多民间资本盯上了体育产业,这是一块还没有被分掉的巨大蛋糕,各种体育俱乐部纷纷成立,企业开始承办赛事,国外操作成熟的商业模式陆续被引进。这基本是自发行为。而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当下面产生产业化冲动的时候,上面却还是一切照旧。
  在管理上,国外没有像中国体育总局这样的行政机构,一般都是在主管青年或教育的部门设一个几个人组成的委员会。除个别国家外,也没有专业的竞技体制。近年舆论对体育总局的质疑不绝于耳,作为国家行政部门,体育总局紧紧抓住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松开几乎是必然的。到现在为止,协会、俱乐部或地方要举办一场国际或国家级体育赛事,一定要经过国家体育总局批准。而据地方体育官员说,“一场赛事不是那么容易批的。”这导致国家体育总局陷入了太多的事务性工作。
  
  不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体育总局更是明白问题所在,而因为种种利益的牵绊,改革缓慢得近乎停滞。当中国竞技体育在2008奥运会上达到辉煌的顶峰,另一个问题相伴而生,那就是建立在金钱和人才大量浪费基础上的举国体制已经走到强弩之末,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可持续。
  中国体育是通过业余体校来培养运动员,从县体校到市体校到省级体校再到全国体工大队,一应俱全,还有一条龙的运动会,城运会是选材,全运会是练兵。
  仅拿国内的三大运动会来说,花销到底有多大?北大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文义告诉记者,农运会投入一般控制在2亿之内,像今年的农运会,大概要投入1.6亿左右。南昌成功申办2011年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除去市政建设、场馆建设等不计,承办城运会仅会务费用就将超过1.8亿元。根据南昌市有关部门估算,城运会申办成功后,南昌将为此花费500亿元。
  第十届全运会在南京市举行,比赛场馆需要新建和改造各27个,训练场馆需新建34个,改造98个,保守估计,场馆投资经费约需55亿元。明年在山东召开的第十一届全运会,也计划除了利用现有场馆71个,还要新建场馆41个,维修改造场馆18个。除去比赛场馆,还有大量为全运会配套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全运会到底会花掉多少钱,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有业内人士估计,全运会整个运作资金约要10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在泉州召开的第六届农运会农业部拨了1000万、农民体协给了800万,福建省政府给了2000万,还有1亿多的资金缺口。十一届全运会体育总局提供6000万资金,缺口由山东省自己解决。
  据有关调查,体育场馆的投入也是一笔巨款,改革开放以来到2003年底,不包括奥运场馆,已经共约投入了1900多亿。而中国大多数的体育场馆是闲置的,96%的场馆一年没有多少收入。
  这些运动会因为带有政治色彩,所以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拨款和支持,再辅助一些市场化手段筹钱,还不会过分感到资金的束缚,场馆只要运动会有需要,政府也会拨款兴建。最受资金影响的是体工大队和地方体校。专家告诉记者,各级体校越往下资金越少,不发达的地方资金更是紧张,行政人员却很多,运动员的训练经费和各项保障有时会被挤压。现在很多地方体校都因为资金短缺而不断萎缩。
  比资金浪费更让人心痛的是人才的浪费。中国运动员的培养是金字塔结构,不知多少人才能托起位于塔尖的可以冲击奥运金牌的人。这些运动员的成功建立在大多数运动员被淘汰的基础之上。北京体育大学作过调查,中国一线、二线、三线运动员淘汰的比例至少是90%。
  这些运动员没有经历正规学校教育,有很多甚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在许多方面没有得到正常培养和发展。淘汰的运动员如何安置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即使是拿到奥运冠军的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也是一个问题,因为除了竞技体育,没有其它专业技能。前几年关于奥运冠军之死和奥运冠军当搓澡工之类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除了前苏联等少数国家,没有国家这样培养体育人才。曾经推动中国体育快速发展的举国体制反过来成了束缚进一步发展的缰绳。
  
  第三条道路
  中国的体育体制一定要改革,这是共识,但到底怎么改,还是个问题。现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使用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欧洲模式,俱乐部是欧洲体育的基层细胞,以基层社区俱乐部为代表,有6个人就可以成为俱乐部。欧洲主要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从基层俱乐部一层层组织联赛。一种是美国模式,美国体育是以大学为代表,有全国各种赛事,奥委会都从大学选拔人才。美国的中学体育也比较发达,进入大学还有体育特招。
  中国怎么做?业内人士多有探讨。借鉴欧美,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适合中国的体育发展之路,把基层体育和大学体育很好地结合起来,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一方面推动基层体育俱乐部的建设,一方面发展大学体育,可以把国家和地方的体工大队都纳入高校,实现体教结合。比如北京体育大学现在有很好的训练基地,科技条件在全国也是最好的,就可以承担许多项目的全国训练。
  因为没有自上而下的主动改革,现在一些地方纷纷摸索自己的方法以减缓金钱和人才的浪费。广州市把体校改造成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属大专院校,对运动员进行训教结合,这样运动员毕业起码能完成大专教育。李宁在佛山办体操学校,这其实也算是一种俱乐部。类似的私人俱乐部也在不断涌现。
  但无论采用哪种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需要解决,那就是在其它改革领域已经讨论了多年的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
  中国的奥委会实质是和国家体育总局合二为一,中国体育总局局长同时也是中国奥委会主席,这有好的方面,可以提高效率,避免争论,决策果断,但违背了体育管理和运作的规律。从奥运会诞生以来,除了古巴、越南、朝鲜等极少数国家,每个国家的奥委会都是实体,这几乎是国际惯例。各国组织都是以体育社团为代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单独的奥委会,有一个体育联合会。澳大利亚、法国等一些国家也有类似国家体育总局这样的机构,但它们的职能主要是制定体育发展战略。
  相应的,因为中国奥委会不是实体,就很难形成以中国奥委会为核心的社团体系。运动员的集训、各种赛事的举办等等都应该由协会承担,社团本质上是政府和社会沟通的桥梁,使最高级别的体育机构不和基层剥离,这也有助于精英体育和群众体育的衔接。多数国家都是政府和社团结合的体育体制。现在中国的体育发展越到基层越弱,比如一些地方名义上有各种协会像老年体育协会,但基本都形同虚设。和其它领域一样,体育领域的一些协会也如同“二政府”,协会管理人员多是从政府部门退居二线的官员。
  中国体育发展战略应该由体育总局制定,现在是否还要以“提高”为重点,下一步该如何发展,这些似乎都没有详细的东西。自从1995年开始实行全民健身计划,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2010年全民健身计划就结束了,以后如何推进,缺乏科学准确的评估。
  中国体育法的建设也相对滞后,现在只有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等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大量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制定实施。有限的资源到底该怎么调配?加拿大的体育事业也属国家拨款,但他们建立了一个评估体系,包括各项指标,相关项目达到指标后才能获得拨款。类似体系的建立和指标的确立,理应由国家体育总局来做,但却一直付之阙如。而一些具体赛事标准应该由社团来做,国家体育总局却在做。
  “政府要逐渐放权,实现管办分离,不要包打天下。关键是降低门槛,提高服务。这需要一个过程,马上实现不现实,但首先,审批权要松开,可以采取备案方式,协会或地方办一场赛事只需备案,而不用审批。”有专家认为,“事务性工作太多,现在体育总局也越来越力不从心。”
   “进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最大的代价就是担心竞技体育的滑坡,我相信,如果我们做得比较完善,应该不会滑坡。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培养出大量优秀运动员,还有比较完善的教练员的培养体系、训练体系和高规格的场馆等等。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慢慢推进,比如5~10年之内。这样负面影响会更小一些。”林显鹏说。
  去年底,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产业处处长顾灏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国家体育总局历时4年起草的“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正式报送国务院办公厅。
  根据体育总局规划,到“十二五”初期,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此后将发展到占3%~5%。占GDP的比重达到5%,就将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中国体育,准备好了吗?
体育市场化的中国式障碍
(2008-08-31 10:01:03)
杂谈
分类: 独家策划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在美国,仅运作NBA这一国际品牌,年产值就达到数十亿美元,体育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汽车产业。
  巨大的金钱诱惑是中国体育市场化的原动力。长期滞后的中国体育市场化改革,将面临很多障碍。如何充分借鉴其它领域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最大可能地降低改革成本,是中国体育市场化亟待解决的课题。
  
  运动员的产权
  刘翔因伤退出小组赛,网络上有无数解读。如果时光倒退到悉尼奥运会甚至雅典奥运会,其中一种解读的角度可能并不会出现,那就是商业的力量迫使刘翔选择退出的传言。近几年,中国运动员作为商业明星,可以接广告,出席商业活动,观众渐渐习以为常,但其中的关系并没有理顺。
  运动员是国家培养的,相当于国有资产,如何进行市场化?“中国体育明星的产权问题亟待突破。”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文义说。在中国体育产业开放的道路上,无论是经济公司,还是体育明星,都面临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体育明星的产权问题,目前,体育明星的“产权”是国家的,不是个人的。
  具体到冠军个人,据《福布斯》杂志统计,2005年,刘翔的收入为2300万元人民币。中国另一名巨星——姚明的收入更为惊人,从NBA的2006赛季到2011赛季,姚明的工资为7600万到8100万美元。根据合同规定,姚明在2006~2007赛季工资约为1250万美元,此后每年提高10.5%,也就是说其2007~2008赛季的工资约为1381.25万美元。随着体育明星收入越来越多,运动员产权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
  随着俱乐部的兴起,转会费也成了一个问题,转会费代表运动员的身价,但举国体制下培养的运动员,该如何转会?
  在现阶段,明星商业活动的收入分配和转会等诸多和市场联系紧密的问题似乎都以一种不成文的方式或者说潜规则在进行,暧昧不明的方式使外界很难追查一些资金的流向。
  
  一半计划一半市场
  市场化运作成功的国家,像美国、德国等,体育产业都是其支柱产业,而中国由地方和民间冲动一路摇摇晃晃发展起来的体育产业,则模仿了其形式,却没有得到真谛。
  以市场化程度世界第一的英国足球为例,市场化的结果是十几家英超俱乐部成为上市公司,形成了年产值数十亿英镑的英超产业,拥有全欧60%的足球经纪人。英超每年从电视转播中可以获得27亿英镑,即使最差的球队每年也能分到3000万欧元的转播费。
  而国内的中超呢,虽然已经在市场中挣扎了10多个年头,但是到现在似乎反倒落得有点灰头土脸。中国足球在北京奥运会上的表现,被球迷这样形容:2008年是极不正常的一年,出了那么多事,唯独中国男子足球队发挥正常,依然屡战屡败,输球又丢人。
  英超能有今天的辉煌,经历了三轮市场化改革,第一轮市场化以1983年托特纳姆热刺上市开始,各大俱乐部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并谋求上市。这一过程引来了大量资金流入体育产业。第二轮市场化中,各俱乐部终于摆脱了英足总控制下的国家联赛系统,以全新的商业模式创立了英超联赛。第三轮始自2003年7月,俄罗斯石油大亨阿布拉莫维奇买下切尔西俱乐部。随后是一连串的俱乐部收购、重组、注资、赞助商替换、门票提价和其他商业化措施。相比之下,中国足球似乎连英超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尚没有完成。
  足球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认为,中国的体育产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资源没有完全市场化,体育的经济功能、产业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部分已经职业化的赛事,如足球联赛,由于受体育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而无法实行真正的市场化运作,结果只能是赛事水平不高、产业化程度较低。
  “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事业是政府责任,产业是市场行为。”这些话所有的体育官员恐怕都说得很流利,但到底如何划分事业与产业,如何规范政府行为,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和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如果没自上而下的触动本质的改革,中国体育产业之路只能在一半经济一半市场中徘徊,难有大的发展。
  
  中国特色的运动会
  目前中国体育赛事和运动会的资本配置呈现二元化特征,就是说一部分靠国家财政拨款,一部分靠企业投资,通过市场来募集资本。这是转轨过程所特有的。
  一次全运会究竟要花多少钱,这些钱花得是否值得,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10多年。早在2003年,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体育界知名人士张燮林、楼大鹏等人就提交了取消全运会的提案,提案中说,“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当前,在世界上举办这种类型的国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国家已不多了。”但全运会在中国却非常“抢手”。
  全运会是一项以各省份代表团为竞赛团体的综合性运动会,代表了一个省的体育成绩,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由于各省市体育局通常都会将全运会的账面成绩视为一段时期内体育工作好坏的标准。成绩好了,“体育局领导脸上有光”。可见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把体育纳入娱乐范畴,对外和国家政治挂钩,对内和地方政治挂钩。一谈起全运会必然是省市区的指标,有的放在金牌或奖牌总数上,有的放在全国排名座次的升降之上。
  为了在全运会中排个好位置,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不惜从不发达省份买运动员回来。“广西很多冠军都被买走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艺术体操的“金牌内定”、公然“假摔”、拳击和跆拳道的“弃权成风”到自行车的“摔倒”事件,还有假年龄、犯规、官哨……这些和金牌有关的现象频繁出现在全运会的赛场上。
  政府除了财政拨款外,有时甚至会强制性摊派筹款。有时还会有行政命令,让一些大国企投入大笔资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很多赛事,名义上是某企业投入,实际上可能是政府在开发房地产等方面给了企业优惠政策,或者把楼宇广告等项目批给企业,实际上企业并不吃亏,里面种种潜规则不足为外人道。
  虽然全运会等运动会取消呼声较高,但因为各省市对它的需求,所以恐怕短时期内仍将延续。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是,把有政治色彩的运动会和一般赛事区分开来,尽量限制前者的发展空间,逐步让其退出赛场。而一般赛事则要规范化,它就是一场体育比赛,是商业,是游戏,是娱乐,肯定不是政治。
  
  垄断的力量
  在中国体育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是垄断。
  首先是主办权的垄断和电视转播权的垄断。现在中国所有赛事的主办权都在体育总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如果有企业创造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那么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商业空间,比如品牌、标志等知识产权归谁,体育总局还是商业模式的开创者?如果将来做大了,企业担心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体育模式会被体育总局拿走。
  出卖转播权和门票销售、商业赞助等,是国外赛事的主要赚钱途径,一些重大赛事的转播权收入是很高的。美国NBA其实是一个电视节目。但在国内,所有赛事的转播权都归央视五套,人们也习惯于打开央视五套看体育节目。如果一个赛事央视五套不给转播,这个赛事基本就死定了。央视五套不转播没人看,已经成了中国现在商业赞助里面的一条铁律。上海文广集团曾经叫板央视五套,买来转播权,但因为在体育节目里面知名度较低,导致收视率很低,最后不得不放弃打破央视五套垄断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场赛事如何向央视五套收取转播费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电视上只能看到那几副老面孔,即使他们已经爆出影响国家电视台形象的丑闻。
  主办权和电视转播权的垄断限制了中国体育市场化的步伐,而可能出现的垄断,则可能是中国体育市场化的致命伤。
  从美国市场化结果来看,大约在19世纪末开始形成一些俱乐部,接着这些俱乐部开始分化成立联盟,随后是大联盟吞并小联盟。经过100多年的博弈,最后形成了高度垄断,比如NBA30个球队,构成一个大的联盟,每一个俱乐部都占有一定股份,联盟的事务共同决定。美国明确规定,一个球队立足于一个城市,半径75英里之内不允许有另一家同类俱乐部。除了地点垄断外,其它俱乐部想要进来,也需要联盟总会同意,要交纳数亿美金,这些钱大家平分。专家告诉记者,美国这种垄断的目的是保护发展,准许职业俱乐部在一定程度上垄断,有利于形成高水平的俱乐部,是受反垄断法保护的。
  与市场自由形成的垄断相比,权力主导的垄断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寻租,体育事业改革领域与经济等其他领域面临的问题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如何避免寻租行为,并用法律进行规范,是新领域的老问题。
送别体制送别体制

民族+奥运的四个层次
(2008-07-19 03:20:25)
杂谈
分类: 独家策划

  北京奥运会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盛事,这块土地上独具魅力的文化将成为亮点,为北京奥运点染富于民族意味的华彩。这也将成为展现民族文化的窗口,为全球观众奉献一场美的盛宴。
  作为体育赛事,百年奥运与中华民族的相得益彰,或许可以分四个层次看待。第一层,是民族体育项目,东方体育文化与发源自西方的竞技体育具有明显的差异,非西方体育项目在今天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全球化席卷下,如何不失去自我?体育在现代毕竟只是一种游戏,而我们的民族是否有这份自信“玩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如何保存地球之上人类这一物种在体育中展现出来的多样性之美?这已经是很迫切的现实问题。
  第二层,是中国在国际赛事中,在竞技标准修订、赛事安排等方面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的争夺,往往以民族利益诉求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当我们不玩自己的传统体育项目,为了融入世界、为了证明“我能”而去玩人家的游戏时,怎样随着参与的深入而成为游戏的主人,不被游戏所玩?
  第三层,是儿童作为民族的未来,怎样在应试教育压力以及物质条件匮乏的环境下,提高身体素质,拥有体育精神,真正享受到体育作为游戏之乐、作为运动之美?不能只是给孩子一个2008的梦想,而要给他们一个强身健体的现实环境。
  第四层,是民族主义与大型体育赛事的关系。体育赛事有助于提高民族的凝聚力早已不是秘密,让海内外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两岸三地与各族人民都能真正体会到华夏文明软实力的吸引,固然不是仅凭一届运动会就能实现的,但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无疑可以促进这一进程。
  如果能做好这四个层次的工作,理顺这四个层次的关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满怀信心地期待一届象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体育盛会呢?
民族奥运民族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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