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定胜天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指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１月８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１９７１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４年１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全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悠久历史的大断层。 
2.封建帝制、法西斯统治、大独裁、大专政在60年代大陆的重新复辟，践踏民主、践踏人权、践踏科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退步。 
举例来说：1.破“四旧”造成大批文物古迹损毁。 
2.由政府挑动民众“武斗”，让民众的道德败坏。 
3.“文革”前的“浮夸风”，让中国人成了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装。 
4.“文革”前的“反右派”，是共产党一手制造的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大案。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有些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科学工作者、艺术家、文学家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西藏当时被认为是集四旧之大成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布达拉宫的居委会本来是要去破四旧的，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以这是国家财产的名义命令军队看守，布达拉宫这才逃过一劫，不过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也受到了破坏，一段时间还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而所谓的“牛鬼蛇神”，代表“旧西藏”的旧政府、旧庙宇、庄园主，自然成为文革的“三大领主”，成为要批判的对象。

 

  英属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 

  法国在1968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 

  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说话，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台湾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看任何问题都要用全面或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在那个极左的红褐色年代，对于无论是人的身心还是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压迫，这场仅由中央内部的权利之争，最终使全中国人民陷入了一场灾难与浩劫之中，但通过这场浩劫，也是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力才是硬道理，单单喊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空口号，却对于发展经济产生模式的态度，最终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应的社会动荡，从那个时候的人口死亡率即可看出有多少无辜百姓死与这场权利内斗之中，因此我个人认为只有吸取教训，才会使这个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通常的讨论，需要讲合作的精神，要正确转达对方的意义，在那种意义上进行讨论。 
辩论会，从来是不讲这种合作的，双方常常是自说自话，不太针对对方的实际意义，只是在对方偶而露出破绽时，有力的打击一下（这种打击也是很有力很重要的）。 

最基本的手段是把论题的意义曲解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对于这样一个论题，由于使用了非精确比喻性的语言：“敬畏”、“胜”使得双方更可以在此做文章，把这两个词解释成有利于自身的意义。 

在你这一方面，要把“畏”夸大，说人们不应当害怕面对困难，把“胜”弱化；只指战胜困难（自然灾害等），不指违反自然规律；要把“敬”曲解，指出自然并不是人，不需要敬——但这要小心，“胜”的通常对象也是人。对方的做法显然是相反的，对方会把“胜”强化成违反自然；把“敬畏”弱化成尊重自然规律。 

最好的战胜自然的例子，可能就是人们面对自然灾害的情形了，可以联系国内与国际上的很多例子，注意有些例子，有人祸的成分，要慎用，人祸成分大的就不要用，免得反而给对方抓住了把柄。另外，就是改造自然的例子，但是所有改造自然的例子，都会伴随着对自然的破坏的阴影。 

因此，你方不能完全否认“尊重自然”，只能是把“尊重”与“敬畏”区别开来，当然也不能强调“尊重”本身，那会不利的，只是强调它与“敬畏”区别。 你得找到一个有利的合适的逻辑立场，并让全组成员始终在这个立场上，要不然出现自相矛盾，那就很失败了。那么，同样的，对付对方，也要努力找到对方的矛盾之处。但总体上来说，对方的矛盾确实难以找到。 

这些是从逻辑上来说的，但为了取得胜利，那得看看，评委的评价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 
语气、语势、对对方的批评即要有力度，有气势，不能像输了理似的；又要用节制，不能侮辱对方的人格，自己过于气奋、激动都是不对的。要表现一种“理在我这边，我什么都不担心，什么都不畏俱，我还特别有大量”的样子。如果对方急极败坏，你方泰然自若，那谁胜不是很明显了？

建国后的30年里，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由于每一次运动从开始到结束都需要作广泛宣传，而宣传最重要的一个形式就是采用通俗易懂的宣传画。那时，几乎每个艺术家都把创作宣传画当作政治任务，并怀着满腔的热情投身到创作之中。其创作之认真、想象之丰富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许多宣传画都是经过反复修改、推敲，有的甚至修改数十稿方才能确定下来。因此，红色宣传画凝聚着那时艺术家们的心血。

　　在前17年中，红色宣传画涉及的题材较广，有政治、军事、外交、体育、农业、工业、国防、妇女、儿童等。文革时期的宣传画题材较窄，绝大多数是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映工农兵的伟大形象，因而宣传画的色彩大都是“红、光、亮”，形象上是“高、大、全”。如《大力支援农业》、《黄河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等等，几乎每张宣传画都是“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这些画的时代烙印和特征相当鲜明。

红色宣传画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力。那时，一旦有新的宣传画问世，就会分发到各地，于是全国上下党、政、军、工、团各级组织都会发动起来，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张贴于车站、码头、街头、院校、车间、教室、军营、村庄等场所。另外，有不少个人也会买若干张宣传画张贴在居室内。可以说，那时人们与宣传画是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如果你要问现在藏市上哪一门类的行情最好，可能有不少收藏者都会回答是革命宣传画。与这些年风风火火的“‘文革’邮票”、“红色瓷器”、“毛泽东像章”相比，“文革”宣传画对一些收藏者来讲可能还有些陌生。目前，“文革”宣传画在国内外藏家购买的推动下，价格扶摇直上，如“文革”宣传画《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一开），发行数达360万份，是“文革”宣传画中的珍品，3年前也不过8000元，现市场价位在人民币20000元左右，《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夺取更大胜利》宣传画在地摊上也能卖到近万元的价格。一些业内人士指出，即便现在这些宣传画的价格已经很高，但无论是从国际市场近年来的走势还是国内市场的升值空间来看，宣传画应是一个值得长线投资的品种。

宣传画源于广告、海报、招贴画，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宣传画在我国的兴起，是20世纪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需要，曾经在革命运动和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革”时期可以说是宣传画的高峰期。但随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减少，以及宣传工作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转换，宣传画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衰落。
延安时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宣传画”，由于当时印刷条件有限，数量极少，这些革命文物至今已难觅其踪了。上世纪保存下来的“革命宣传画”多是50年代、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的作品。所以“文革”之前发行的宣传画一般都能卖到2000至4000美元不等，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71年），曾在2001年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035美元成交。

经营“革命文物”的商人也应运而生。目前在香港、英国和美国等有专门的网站介绍这些“革命文物”，并进行网上销售。国际市场上，“文革宣传画”的价格逐年攀升起来，目前一般比国内高约10倍左右。苏富比拍卖公司曾举办多次以“文革文物”为主题的拍卖会。

“文革”宣传画当年数不胜数，但保存下来的却不多，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当年售价不超过2角的宣传画现叫价高达八百元，20多年间升值4000多倍。一张一开、半开带毛泽东头像的宣传画价格分别为200元、100元左右。“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有如此高的升值潜力，被许多收藏家看重。从近期国内各大收藏品交易会透露的信息看，“文革”宣传画备受众多藏家的青睐，收藏人群日益扩大，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文革”宣传画的升值空间和收藏潜力。鉴于目前国内“文革”宣传画价格偏低，说它未来有可能呈现暴涨行情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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