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北京奥运经典报道

《财经》记者 罗昌平
伴随北京奥运会进程而启动的开放、环境、交通、法治、媒体监督等变革，应在奥运结束之后变身为长效机制

　　今年夏天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日程总计17天，中国将前所未有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中国与世界从来没有距离如此之近，对话如此之多。
　　毫无疑问，奥运对于中国是一个契机。中国将借此向世人展示作为大国的实力与责任。
　　2008年，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与改革开放，丝缕相连间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曲折。
没有30年前的改革开放，无从谈起2008年北京奥运；而改革开放的思想和旗帜，在奥运之年也被再次弘扬和宣示。
　　尽管奥运会只是一个赛事，但除去竞技本身，许多政治经济问题，诸如环境、交通、法治、外交、人权、食品安全、政治体制改革等，也由此获得了变革的契机。正如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所言：“北京奥运会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更开放，更公正
　　细心的观察者已经意识到，外界对中国的关注，已从竞技成绩扩大到中国在2008年的总体表现。
　　其中至关重要者，当属中国的开放姿态。根据来自北京奥组委的估计，今年夏天参与北京奥运会报道的记者将达3万人，其中5600人拥有入场采访资格。那些无法进入赛场的记者，已言明将报道重点放在“赛场之外的北京，体育之外的中国”。
　　在中国政府和媒体的传统关系框架下，奥运会期间，中国如何以更开明的姿态，应对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的采访报道，以及网络时代“人人都是记者”的现实？这显然是全新的考验，需要全新的思维和举措。
　　从2007年起，三个针对境外记者在华采访的新规实施，以“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为准线，中止了新闻采访的“内外有别”，昭示出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意义。
　　2007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即为新规则的一次尝试。会议期间，有1130余名境外记者和800名国内记者获准采访。针对十七大报告的分组审议，38个代表团对记者开放34个，记者可以旁听，并可在规定时间内提问。
　　开放的社会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为开放的思想提供了表达的机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望通过对新闻报道的恰当处理，使其成为一个可供交流与互动的平台。
　　举办奥运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社会法治状况一次全面对外展示和总体检验。
　　自2001年申办奥运会成功以来，中国先后颁布实施了几部同体育相关的行政法规。如2002年初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2003年12月31日通过了《反兴奋剂条例》并于2004年3月1日开始实施，等等。这些专业法规的颁布实施，对于完善中国体育法律体系、建立规范的体育行业具有深远意义。
　　除了以上专业性的法规，诸多法律法规在奥运会期间将接受考验。以2005年通过的《治安处罚法》为例，如果奥运会期间一些狂热的体育迷出现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治安处罚法》无疑是最有力的管理依据。但标准如何统一，程序是否完善，是《治安处罚法》在实施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毕竟，奥运会期间的狂热者，既可能是中国这个东道国的极端体育迷，也可能是国际来客，法律实施中，一旦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容易酿造事端。
　　类似的考验，同样指向《突发事件应对法》、《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近年来，为迎接奥运会，北京市在城市综合治理方面不断加大力度，在清理、整顿市容等诸多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可以预见，在2008年，这些行政措施将达到一个高峰，并一直持续到奥运会结束。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行政措施的实施也要符合法治原则，以“法治精神”办奥运；既要加强城市管理，也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现实案例，如数家广告公司起诉北京城管借奥运名义违规拆除户外广告（参见《财经》2008年第1期“广告牌引发诉讼”），应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因为奥运精神本身就是公平、公正，任何一个奥运主办国都承诺以不影响本地居民正常生产生活为原则。
　　有识者称，奥运由此将给中国留下一份遗产，弘扬公正、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给公民更多的享受和追求空间。部分领域甚至有望成为中国维护正义、发扬民主与法治精神的前沿阵地。
“绿色奥运”期待
　　1月21日，正值北京奥运会倒计时200天，北京市“两会”如期举行。政府工作报告有十分之一的篇幅涉及奥运，足见这座城市对奥运之年的预期和抱负。
　　其中，“确保首都安全稳定”是北京今年的首要任务。社会治安、食品和药品安全、生产安全、信息安全等，都被列为“平安奥运”的重要议题。主要工作重点，则是目前公众最关注的大气环境治理、交通改善等。
　　过去六年，北京城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造，37个奥运场馆耗资至少16亿美元；仅交通一项投资总额，已由 “十五”期间的800多亿元翻至“十一五”的2000亿元。
　　如此大手笔令其他申奥城市望尘莫及。奥运如同一针强大的催化剂，使得这个千年古都的城市建设滋生巨大的活力，并有望在2008年达到现代化水平——比原定计划提前两年。
　　当初，在奥运主办权争夺中，“绿色”是一个重要砝码。北京成功获得奥运主办权，自然要兑现承诺。2007年刚刚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球卫士奖”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也表示希望北京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绿色奥运”概念增添新的元素。
　　对于北京来说，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以空气质量为例。由于工业化留下的遗产尚未消化，加上沙尘暴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北京不仅无法与上一届奥运举办地悉尼匹敌，与曾饱受诟病的洛杉矶相比也有差距。
　　随着全球变暖对世界以及中国的影响日益凸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何承担国际责任，也无法回避。根据计划，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将经过在气候变化下极为脆弱的珠峰地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发表一份独立报告，呼吁北京奥组委就气候变化以及抵消奥运会产生的二氧化碳方面做出明确承诺，并称现在开始“仍然为时未晚”；此前，也有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内的不少机构，呼吁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应该寻求以各种途径，补偿在整个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目前，中国并未承担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任务，北京奥组委至今并未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更加明确的承诺。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正式举行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尚未可知。
　　交通方面，在成功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北京市的机动车拥有量一如既往地增加，先后跃过200万辆和300万辆大关。按照目前每日近千辆的增长速度计，到奥运会举办时，北京市的机动车很可能会超过350万辆。
　　此外，还有水污染问题。2006年，北京市无法使用的劣V类水质河流长度，占监测总长度的四成以上；未达标的湖泊水面面积达到六成。水污染与食品安全、人的健康，一直息息相关。
　　目前，北京为在奥运会召开之前兑现“绿色”承诺，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北京大气质量已有明显改善，大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值，已突破性地达到国家标准；北京林业部门已宣布提前一年完成了绿化承诺，三道绿色生态屏障阻挡沙尘入京；来自北京市政府的数据称，以1998年为起点，当年北京环保投入54亿元，2005年达到100亿元，2006年超过250亿元，七年间累计投入1200亿元人民币。
　　目前，北京奥组委已经严格按照ISO14001原则，建立起整个环境管理体系。从机关办公到场馆建设、商业开发、大型活动、采购乃至住宿接待等各个环节，奥组委都试图找到最完美的“绿色”融合点。
　　对北京的居民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大气、交通、环境等改善措施能否在奥运会之后得以延续，并成为一个长效机制。基于此，北京奥组委不仅精细地做好每个细节，更需要整个运作模式和理念的变革。很显然，要给中国乃至世界真正留下一份堪称完美的“绿色遗产”，考验才刚刚开始。
　　对于北京乃至中国，2008年奥运会不会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浪花，而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转折点。有理由期待，伴随这一过程启动的开放、环境、交通、法治、媒体监督等变革，在8月8日到23日的奥运会结束之后，将变身为长效机制且惠及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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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到经济，从环境到社会，迄今的努力哪些能够造福久远，哪些只是取效一时，哪些应兴其利而除其弊？将刻印史册的17天到来之际，“后奥运中国”已经显现端倪

除去竞技本身，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问题，诸如环境、交通、法治、外交、人权、政治体制等，都以“备战奥运”为目标获得了变革的契机

从政治到经济，从环境到社会，迄今的努力哪些能够造福久远，哪些只是取效一时，哪些应兴其利而除其弊?将刻印史册的17天到来之际，“后奥运中国”已经显现端倪

　　再过四天，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
　　为了这一天，中国已经准备了很久。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前所未有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中国与世界从来没有距离如此之近、对话如此之多。
　　2008年，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奥运会将成为这一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北京奥运与改革开放，丝缕相连间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曲折。
　　毫无疑问，举办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是一个契机。中国将借此向世界展示一个大国的实力与责任。因此，从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那一刻起，中国就不惜举国动员，为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不遗余力。
　　七年的努力不寻常。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庞大的精密系统工程，从硬件到软件，从场馆建设到赛事组织，从大气治理到交通改善，从扩大绿地到重工业搬迁，从政府行为方式的变化到民间社会的成长，中国以实实在在的进步迎接北京奥运，期望殷重也有诸多遗憾。“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法治奥运”、“平安奥运”，等等，这些带有目标宣示性的词汇本身，既意味着观念的进步、视野的拓宽，也有对于自身差距的省悟。借助奥运，中国正在以更细密的步伐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走得坚定也艰难。
　　当今世界，尽管“不将奥运会政治化”已成为共识，但奥运会终究不只是一个赛事。可以观察到的是，七年来，除去竞技本身，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问题，诸如环境、交通、法治、外交、人权、政治体制等，都以“备战奥运”为目标获得了变革的契机。而七年来的所有努力，都将在四天后举行的奥运会上，接受来自全世界的检阅。
　　北京奥运会只有短短的17天。对于中国公众，重要的不是17天，而是以17天为支点的杠杆力量。从政治到经济，从环境到社会，昨天的努力哪些能够造福久远？哪些只是昭显一时？哪些可能留下隐患？在经历了刻印史册的17天之后，人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后奥运中国”？我们用九篇报道从不同视角进行检省和报道，期待为明天的进步留下可供查询的记录。
　　《财经》对北京奥运会予以高度关注。2007年8月，距北京奥运会开幕一周年之际，本刊与《体育画报》联合打造“奥运特刊”，迄今已经出版12期；2008年7月8日，《财经网》又推出“奥运中国·人文奥运”专题报道；奥运开幕后，《财经网》还将推出“2008北京奥运会”专题频道，对奥运会进行全方位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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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罗昌平 张瑞丹 实习记者 周玲玲

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工人们在北京大街上张挂印有奥运标志的彩旗。北京曾向世界承诺 ：“我们相信，中国举办这届奥运会不仅会促进我们的经济，会改善所有社会状况，包括教育、卫生和人权。”这个承诺，现在已经到了检验的时刻

　随着北京奥运会进入倒计时，“新北京”正一天天从口号变为现实。
　　7月27日，可容纳1.6万人的奥运村开村，所有奥运场馆亦正式“上岗”。当日，机身上印有五个福娃的客机，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此起彼伏。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从这里涌向城区。
　　天空尚无理想之蓝，但视野已足够清晰。与其交相辉映者，当属“新国门工程”T3航站楼的红色屋顶与金色内饰——这正是30公里外紫禁城的主色调。
　　由此出发的机场高速路，直通市区的四元桥；再经专门开辟的11公里长的“奥运迎宾大道”，直抵国贸桥，由此西转即是“中国第一街”长安街。更快捷的方式是乘坐“机场快线”。这条已于7月19日正式运营的轨道交通线，将东直门与首都机场的运行时间缩短为15分钟。东直门交通枢纽的建筑规模已创亚洲之最，可通达天安门，以及天安门往北9公里的北京新坐标——国家体育场“鸟巢”。
　　就在七年前，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北京奥运“不会出现交通阻塞的情形”，“环境将达到国际标准”。自此七年间，奥运如同一针强大的催化剂，推动着这个千年古都进行史无前例的交通、环境改造。
　　惊叹和自豪之余，在北京乃至中国，人们更为关心的是：“奥运遗产”是转瞬即逝的浪花，还是关系未来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转折点，并由此惠及后世？

“首堵”之治
　　“舒适，快，比机场大巴足足省下了半个小时。”16分钟体验完机场快线，北京市民安平直呼方便。
　　7月19日下午，北京地铁10号线一期、奥运支线以及机场快线开通，首都轨道交通网由此突破200公里。
　　首都北京的交通堵塞，多年来一直是城市管理者的心病。前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恳请记者不要把首都叫做“首堵”。在其主政下的北京市政府，近年对交通发展的投资成倍增加。
　　“说一千道一万，这么大的都会城市，交通要害还在于公交。”2006年11月13日，王岐山市长赴香港考察时发出由衷的感慨。
　　其后，他提出降低公交票价、提高公交车利用效率等措施，以缓解“首堵”之忧。仅轨道交通一项，北京计划到2015年建成19条轨道线路，在现在的基础上翻倍至561公里。其中“十五”期间投资逾800亿元，“十一五”期间即翻至2000亿元，力度之大举世罕见。
　　2007年1月1日，北京路面公交全线实行1元起步，刷卡4折、学生票2折的低票价方案。随后，北京轨道交通统一实施每人次2元票价。由此造成平均每人次约1.25元的亏损额，由北京市级财政全部揽下。车票打折意在“把更多市民吸引到公共交通上来”，现在看来已收效。
　　多年来，北京的交通困境恰如中国“渐进式”改革艰难前行的缩影，如今置身于手术台上，自然期待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财政支出向公共事业倾斜、交通致力于公交，这是奥运赋予北京交通治理的新理念。
　　治本之外，奥运期间的北京还启动了限行计划。今年7月1日起，禁止“黄标车”上路和外地货车进京；7月20日到9月20日，全市机动车实行单双号行驶，其中8月28日前为全市范围，之后为五环路以内。
　　限行措施将使在京各级政府70％的公车停驶。作为对这一措施的配套鼓励，限行者可减征三个月车船使用税和养路费，政府仅此一项即让利13亿元。
　　在北京奥运交通指挥中心，显示屏前是一张同心圆网络，数百万辆汽车如小甲壳虫在圆线与放射线之间盘桓、踯躅、辗转。统计显示，截至7月30日，限行使得市区路网交通流量全面下降，长安街和二环、三环、四环路等七条主干道高峰小时流量下降了24.7％；“122”拥堵报警下降了78.8％，事故报警下降了47.1％。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选择“与同事拼车”和“与小区邻居拼车”的人，分别占到70.3％和24.3％。
　　与此相呼应，北京奥运会期间，市区主干路将开辟奥运专用道，并设有34条奥运公交专线为观众提供服务。这些线路连通北京市和各个奥运场馆，公交专线也将分成普通线和快车线（K线）。
　　由于北京的奥运专用道覆盖面比较大，并创下历届奥运会之最，“所以国际奥委会比较关注。”北京奥组委交通部部长于春全介绍，北京目前已规划出300公里的奥林匹克专用线路，凡持有效通行证的车辆可在专用道上行驶，以保证从媒体村、媒体居住酒店或国际电视转播中心和主新闻中心，可在30分钟内到达任何一个场馆。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
　　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做的各项准备中，空气质量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要首钢还是要首都？”2001年7月，当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时，首钢集团（下称首钢）上下在兴奋之余，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北京最大的工业企业，首钢提供了超过10万人的就业机会。但是对于奥运会，这个年产钢铁千万吨以上的巨人所带来的污染是北京不能承受之重。
　　最终，首钢不得不为奥运会让路。2003年9月，北京市政府向国家发改委报送了首钢结构调整规划，在北京地区保留首钢总部和研发体系，冶炼部分全部迁至河北唐山曹妃甸。
　　“知道要搬迁后，大家都有一种悲壮感。每一座高炉停产，工人都会流着泪，把最后一炉钢水出好。”7月30日，一位在首钢工作十几年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说这番话时，他身在距离北京四个小时车程的曹妃甸。由首钢与唐钢集团合资兴建的首钢京唐公司钢铁厂即将完工，计划在10月投产。不过，新厂技术先进，只能容纳不到1万人就业。
　　首钢搬迁只是北京为举办一次成功奥运会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北京市发改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财经》记者表示，“奥运不仅带给中国商机，也给了我们产业转型的好机会。”
　　根据北京市工业促进局淘汰“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企业规划，2007年，北京市共关停24家“三高”企业，涉及水泥、造纸、电镀等行业，对其中18家企业共发放了2170万元，用于人员安置和其他善后工作。据介绍，2008年北京市还将继续关停40家“三高”企业。
　　除了淘汰“三高”企业，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4月14日颁布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本市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的公告”， 2008年7月20日至9月20日期间，全市水泥生产企业、水泥粉磨站、混凝土搅拌站以及位于本市西南部地区的采石和石灰生产企业，原则上暂停生产。
　　不少热电厂也被要求燃用低硫优质煤和加强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管理，在确保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减少污染物排放30％。由于停产和关停，这些工厂的工人将在奥运会期间临时“失业”。

盘点“绿色奥运”
　　7月29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第十天。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执行主任费利当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北京的空气质量比外界想像的要好，“奥运会期间因空气质量调整比赛时间的可能性很小。”
　　此前一天的7月28日，作为独立第三方的绿色和平组织，在京发布了《北京奥运会环境评估报告》（下称《报告》），认为北京的二氧化硫浓度的月日均值已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只是可吸入颗粒物明显超标。
　　尽管未达到理想状态，但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一直以“灰色调”呈现的北京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属不易。
　　《财经》记者获知，早自1998年，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蓝天治理工程”，在过去十年里更是启动了1400余亿元的环保投资。
　　据2007年的统计，北京市区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已达到246天，比2001年整整增加了61天。如今，北京的居民更关心的是奥运会能否成为北京空气质量转变的一个契机，并得以长期延续。而环保专家估计，北京大气进入良性循环，至少还需20年的努力，这尤其需要决策的正确性和可持续性。
　　北京奥运会也为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提供了绝佳的改善机会。但绿色和平组织上述《报告》认为，北京同样也错失了一些机遇。以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为例，它设计了一个日处理能力达7.2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厂。不过，该场地仍主要依赖来自密云水库的水，循环水利用的优势并未完全凸显。
　　“虽然创新节水技术，如中水回用技术在许多奥运会场馆中得以利用，但应用范围还不足以能将奥运会对水资源的影响降至最低。”绿色和平中国项目总监卢思骋告诉《财经》记者。
　　绿色和平组织同时认为，由于缺乏完全公开的信息、独立核实的数据和对奥运场馆的认证，再加上约束力的缺乏，北京诸多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相应打了折扣。该《报告》表示，奥运会不仅为北京提出了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同时也为中国其他城市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曾表示，在前12个阶段已经采取的200多项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中，绝大部分都属于长效措施。
　　北京市环保局宣教中心主任张宝森告诉《财经》记者，污水处理厂的建立、机动车尾气的限量排放等都将在奥运会结束后继续执行。有关工业布局的调整、油气回收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亦将作为长效机制中的一部分保持下去。

自主创新空间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是奥运史上第一次明确把“科技应用”作为主题的奥运会。
　　过去的七年中，中国各级政府已为“科技奥运”投入近10亿元。在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秦勇看来，所谓“科技奥运”，实质上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全方位地运用最新科技成果；二是传播科技思想和知识，并且带动相关产业。
　　早在2001年北京成功申奥之后，科技部就会同北京市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了“奥运科技（2008）行动计划”，并组织实施了包括北京智能交通规划及实施研究等十个重大项目。
　　据北京奥组委工程与环境部副部长余小萱介绍，奥运场馆工程建设，共使用了358项有关绿色奥运的技术，其中节能技术就有168项，节水环保技术121项，新能源利用技术项目69项。
　　以奥运村为例，采用了世界先进的太阳能直流真空热管技术，住宅屋顶上安装的6000平方米集热器，将为住宅楼和配套会所提供热水。
　　“从新能源技术如太阳能利用等方面来看，这次奥运场馆建设的科技含量，已大于悉尼奥运会。”余小萱告诉《财经》记者。
　　北京市气象局副总工程师、奥运气象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王玉彬对《财经》记者表示，北京奥运会对气象服务的要求，将超过悉尼和雅典奥运会。目前，各赛区已建立气象探测系统、预报警报系统、气象信息发布系统以及气象服务网络系统等。可对一些特殊项目如水上项目等提供0—24小时逐时天气要素预报。
　　国际合作提升了这一领域的技术保障。比如与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合作，即涉及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中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小组成员之一、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UCAR）雷达气象学家吉姆·威尔逊（Jim Wilson）告诉《财经》记者，“开展项目合作，通过分享全球各地的气象经验和进行数据研究，能在非常短的一段时间内对气象预报服务做出改善。”
　　此外，利用人工消（减）雨技术，还可通过飞机、火箭、高炮等作业方式，局部影响降雨的时空分布及其强度，从而减轻或排除降雨天气对奥运会的不利影响。
　　为了确保这些成果在奥运会结束后不被束之高阁，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秦勇透露，目前科技部已经与北京市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正在组织推动后奥运科技产业化行动。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科技部打算与地方政府合作，选择国内十个城市，在每个城市推广1000辆新能源汽车。

行政化得失
　　在此次北京奥运的准备工作中，还有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线——奥运会志愿者。
　　志愿者组织被认为是政府和市场功能之外的重要补充。早在100多年前，即1896年举行的第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奥运会志愿者的前身——童子军即已现身。利用民间协会组织进行招募是最传统的方式，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此吸引了10万多志愿者。
　　2008北京奥运会选择了政府主导模式。据北京奥组委统计，城市志愿者报名人数超过了200万人，只有10万名额的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也有112万之众。志愿者中，既有年轻的学子，也有中青年白领，甚至还有70多岁的老人。
　　大学生是奥运会志愿者的一个重要来源。截至2008年1月底，北京市高校共有近35万名师生员工报名应征志愿者，“馆校对接”成为双方合作的主要模式。其中，与清华大学对接的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际转播中心（IBC）、校内的两个训练场馆以及奥体中心北区的网球、曲棍球、射箭等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则划归北京大学；另一重要奥运场馆国家体育馆，与中国人民大学对接。
　　2006年10月刚入校的清华大学学生王志涛，耗时整整一个学期参加了奥运常识、北京人文地理、礼仪等培训课程，并通过了奥组委的面试考核。清华大学志愿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黄志民告诉《财经》记者，该校共选出奥运会赛会志愿者1347人，残奥会赛会志愿者682人，另外还有城市志愿者1000多人。
　　不过，让外界略有微词的是，此次奥运会志愿者组织所采取的政府动员模式。一般来说，志愿者群体最能代表民间的力量，应该自发地生长，但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组织，却未能脱离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
　　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即共青团北京市委，是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最高指挥部。两年前从这个指挥部发出的一纸招募令，拉开了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序幕。所有赛会志愿者都要经过有关部门组织的背景审查。
　　对数百万计的奥运会志愿者来说，统一着装与行动成为了他们最明显的标志。北京居委会的大爷大妈，如今也穿上了整齐划一的服装，出现在街头巷尾，成为维护社会治安志愿者。北京奥组委还为现场观众设计了一套奥运加油手势，通过志愿者加以推广。
　　其实不仅仅是志愿者组织，包括上述的大气、交通治理、绿色奥运理念推广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举国奥运体制，即大规模运用公共资源来支持此次奥运会的承办。而以民间力量或市场化力量参与奥运，是以往一些奥运主办国的主要模式。
　　以北京奥组委为例。这个庞大的临时政府机构拥有4000余名工作人员，其中3000余人为选调人员和借调人员，赛后将返回原单位；另有1000多人系社会招聘。
　　今年3月28日，北京奥组委、北京市国资委与九家大型企业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将对北京奥组委社会招聘人员实施对口就业，其行政意味不言而喻。
　　无疑，由于独特的体制特点，中国政府比其他国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上，有更强的执行力和推动力。对于这一特点，应该说得失参半。
　　2001年7月23日，中国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时，北京曾向世界承诺：“我们相信，中国举办这届奥运会不仅会促进我们的经济，还会改善所有社会状况，包括教育、卫生和人权。”这个承诺，现在已经到了检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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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张映光 陈茜 实习记者 汪苏

预想中的奥运商业盛宴似乎没来就已过去

与奥运会日益临近的热度相反，七年前被申奥成功鼓舞的亢奋正日益回归理性

与奥运会日益临近的热度相反，七年前被申奥成功鼓舞的亢奋正日益回归理性。在北京生活的每个人都不得不为奥运会的举办作出某种让步，企业同样如此。
　　对于正被通胀困扰的诸多企业来说，困难似乎并未因奥运会的即将到来而有所纾缓。不论是关停还是搬迁、过热还是受限，奥运会都将在20天后变成过去时。而对于一些受宏观调控影响显著的行业来说，后奥运的挑战初现端倪。

地产“奥运强心针”之后
　　对于奥运寄予希望最大的莫过于北京的地产开发商们。在预热七年之后，“奥运概念”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陷入疲态——中国房地产业正经历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市场震荡，曾被神奇化的奥运亦无法力挽狂澜。作为市场风向标，北京房市似乎提前进入了“后奥运低谷”。
　　地产商并不愿接受“后奥运低谷”的提前来临。北辰置地总经理曾劲表示，如果没有宏观调控，奥运会后北京房地产市场会进一步蓬勃发展。华远地产总裁任志强亦认为，房地产市场本身并未出现问题，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宏观调控的影响。
　　奥运会对北京地产市场最直接的影响是——奥运期间，所有工程项目暂时停工。这加剧了房屋交易量短期下跌的幅度，因为相当部分房地产项目不得不推迟上市时间。
　　房市震荡亦令土地市场交易量出现明显下滑。不过，北京房地产投资仍保持高速增长趋势。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数据，上半年，北京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794.4亿元，同比增11.9％。其中，商业及服务业等经营性用房完成投资124.5亿元，同比增长38.1％。
　　一些业内人士由此乐观预期，奥运会后，“热钱”的主要流向仍将是房地产业；当宏观调控紧缩政策有所调整时，北京房市便会出现2006年那样的报复性反弹。北辰置地总经理曾劲认为，下半年调控不会进一步收紧，需求会逐渐释放出来。
　　亦有业内人士认为，地产市场震荡表面上看是源自宏观调控，其实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奥运效应过度透支了未来的投资预期，过热投资已将房价拉升至消费市场无法承受的峰值，拐点即将出现。
　　国际物业顾问DTZ戴德梁行一份研究报告即显示，目前中国楼市的房价收入比为6.98倍，可支付比例为41％，大大超过了房价收入比3倍至6倍、可支付比例30％以内的合理区间。
　　“当后奥运经济低谷期真正来临，房地产投资出现下滑，也许会出现更为剧烈的市场震荡。”一些业内分析人士提醒说。

旅游消费未现井喷
　　奥运的“画饼”效应在酒店业也有体现。
　　距离北京奥运开幕半个月时，北京一些中档酒店悄然回调了在携程网上的预定价格，降幅在10％至20％之间。一些计划在奥运期间出租住房的奥运场馆周边居民也撤回了租房信息。
　　“他们说奥运期间，我家的联体别墅能租20万，但实际上，看过房之后就没有消息了。”家住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个别墅小区的王女士有些失望。
　　对奥运效应感到失望的不仅是酒店行业。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通胀压力日益加大，中国零售、餐饮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原本希望借助奥运客流潮大赚一笔，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收紧了奥运期间的来华签证，诸多企业不得不放低预期。
　　在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商业步行街，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王府井百货）市场部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今年以来客流量没有明显增长，奥运会的拉动作用现在来看很不确定。他透露，王府井百货今年在北京增长还不到两成，甚至低于去年。
　　这位负责人表示，国家为“平安奥运”出台了一些限制措施，主要是限制商家的降价促销活动和限制进京人数，对百货业来说是个不利消息。“我们对于奥运并没有什么预期，平安最重要。”他说。
　　7月上旬，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餐饮企业上半年经营形势座谈会。协会秘书长裴亮告诉《财经》记者，详细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很多餐饮企业在座谈会上反映，受大量流动人口返乡、奥运期间限制外来人口进京和单双号限行等因素的影响，临近奥运，餐饮行业销售量不升反降。
　　物流行业受到的影响更为直接。为了确保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7月1日起，北京市执行了堪称史上最严格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除了单双号限行，还限制污染物排放高的“黄标车”进入北京，使得北京市货运车辆从原来的3万辆黄标车减少到3000多辆绿标车。这给物流配送企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北京八达物流有限公司一位张姓负责人估计，因交通管制给物流行业造成的业务量损失粗略估计为50％。
　　德利得物流总公司运营总监恽绵表示，公司已提前购置了几十辆绿标车，还与客户研究制订了奥运预案，改变订单方式和流程，尽可能提高运行效率。“车辆资源大幅减少，只能尽量提高运行效率。”

赞助商喜忧
　　三星曾经是奥运赞助的受益者。20年前，凭借赞助1988年汉城奥运会，三星电子从韩国本土品牌成功蜕变为一家跨国公司。但现在，这家奥运赞助的受益者有了头痛之处。
　　三星从1997年开始成为奥运会无线通信领域全球合作伙伴，并于2002年10月与国际奥委会续签协议，早早瞄准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08年5月，三星电子向北京奥组委捐赠了1.5万部手机。仅仅一个月之后，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称广电总局）高调向北京奥组委赠送1000台“移动多媒体广播（CMMB）接收终端”，即手机电视，生产商包括联想、天宇郎通等国内品牌。显然，中国手机电视标准的制定者们，已经忘记了联想只是奥运会计算设备全球合作伙伴。
　　此前，三星也曾经涉足CMMB手机电视的研发，但是在CMMB组织要求参加者放弃自己在相关领域的专利时，三星退出了这一组织。从事手机电视运营的一位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如果三星参与制造CMMB手机的话，广电总局可能会采购三星的手机捐赠给奥组委，那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继广电总局之后，7月，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中国移动，再次向奥运志愿者、中国体育代表团等赠送了数万部具有手机电视功能TD-SCDMA手机，以展示中国自行研发的3G成就，这次手机的生产商仍然是国内厂商。
　　“到底谁才是北京奥运会的手机赞助商呢？”三星人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但是显然，他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和三星一样困惑的赞助商还有不少。除此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赞助商在“奥运”中“默默无闻”。很少有人知道，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能源巨头，都是2008北京奥运会的“合作伙伴”，尽管他们为此投入了巨资。按照奥运赞助标准，每一位合作伙伴的赞助额不低于4000万美元。他们赞助北京奥运的举动，被普遍认为是一次“政治投资”。
　　不过，除了把“中国印”加上了自己的LOGO，一般人很少知道他们与北京奥运有什么特别关联。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街头民众，大家普遍对国家电网赞助北京奥运一事茫然不解。国家电网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其公共关系部副主任姚立新透露，今年，国家电网开展了一系列奥运主题宣传活动，包括向北京奥组委赠送电动汽车等。
　　能源企业赞助奥运并非没有好的先例。1965年，正是由壳牌（Shell）、BP、埃索（Esso）三大跨国石油巨头联合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赞助模式，自此以后，能源企业一直都是历届奥运会的“财神”。
　　在北京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中，联想是惟一的中国企业，现在看起来，也是最大获益者。与供应商只是单纯提供产品和资金支持不同，“全球合作伙伴”不仅意味着高达8000万美元的巨额现金赞助，还包括两倍甚至五倍于此的配套市场推广费用和营销费用。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是历史上最赚钱的奥运会。但是200多家赞助企业中，最终获得理想回报的只有四分之一。
　　由于实行严格的“同业排他性”原则，联想能够获得“全球合作伙伴”的资格，主要得益于2000年IBM退出全球奥运大家庭。2004年，联想如愿签约成为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
　　早在签约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之前，联想的奥运战略就已经启动。2003年，联想全面启动Lenovo新标，使其更利于全球化传播。2006年2月，联想首次为都灵冬奥会提供计算设备及技术服务，以“零故障率”初战告捷。
　　市场人士普遍把联想的奥运战略与当年三星崛起相提并论。不过，资深奥运市场专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教授代西尔提醒说，三星在1997年加入TOP计划时，就已经基本完成全球化战略，联想的全球化目前才刚刚开始；此外，三星早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就与奥运结缘，经过十年摸索，才于1997年加入TOP计划。联想从毫无奥运经验到一跃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对公司市场控制能力和品牌后劲来说都是考验。
　　对此，联想灵魂人物柳传志曾透露，当初决定竞争“全球合作伙伴”，公司内部实际上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人将之视为一场赌博。不过四年之后，2008年7月31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元庆在香港的一个商业活动上终于表示：“今天看来，我们赌对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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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赵剑飞 陈慧颖
必和必拓CEO高瑞思详解力拓并购案及中国行
必和必拓最新的年度财务报告封面，是正在修建中的2008北京奥运会主体育馆“鸟巢”的近照特写，上面还印着两个白色大字“it’s our……”（这是我们的……）。
　　这家正展开史上第二大并购案的公司，与中国的紧密关系毋庸置疑。CEO高瑞思（MariusKloppers）正在中国进行他此次目的明确、异常繁忙的访问。在短短三天中，他需要会见在中国的主要客户，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及其他机构的官员。这显然是一长串名单。
　　11月22日早餐时间，高瑞思与《财经》记者谈了一个小时。这是收购力拓建议公布以后，高瑞思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价钱是最关键因素
　　《财经》：十年前，必和必拓与力拓曾经探讨过合并。当时为什么没有成功？
　　高瑞思：十年前，我们想要合并两家公司的铁矿石业务以提升价值，现在我们同时考虑了其他核心业务，因此合并建议更加全面。不管方案如何，我们总希望优化两家公司的资产组合和基础设施的组合。矿产开采不仅仅在于采矿，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输，整个系统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如果可以用原有的设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盈利能力也必定提高。
　　合并成功与否与经济周期没有关系。1999年那次，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但在双方资产的内在价值上还是谈不拢。
　　
　　《财经》：消息宣布之后力拓的股价迅速上涨。这是否意味着你需要提高报价？
　　高瑞思：这是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股价的上涨说明市场对于收购方案有信心。
　　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正式的收购要约，也没有考虑提高收购价格。我们提出的建议现在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只有我们与力拓有相同的上市结构——都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上市；双方的矿业资产位置接近或相邻；只有我们有相似的文化和战略。我们能给双方股东带来的价值，是市场上其他公司不可能超越的。
　　我们坚信这一建议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所以我们目前不会考虑新的报价，“现金加股票”的方案现在也不在讨论之列。
　　
　　《财经》：为什么只提出建议，而不是收购要约？何时正式提出要约？
　　高瑞思：公布收购建议的目的在于促使力拓的董事会与我们沟通并达成谅解。一直以来，我们希望获得力拓董事会的支持，但他们不想跟我们沟通。我们建议的方案如此之好，双方所有股东都应该知道，股东才是公司的最终拥有者，决定应该由股东作出。
　　我们两家公司的股东约有60%-70%是重合的，实际上，我们与必和必拓股东、力拓股东以及双方共同的股东都谈过，现在大家其实都明白我们收购建议的逻辑。股东们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
　　我们非常有耐心。我们已经等了十年，不在乎再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但我们对交易的态度非常认真。

　　《财经》：你认为力拓也在考虑反收购吗？
　　高瑞思：我读到了报纸上关于力拓反收购的传言。我觉得，我们是两家公司中市值较大的那一家，在收购建议公布前，我们的市场约是力拓的两倍，更有能力来主导这次合并。我们已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收购如何实现，不会考虑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选择。
　　
　　《财经》：你会接受第三方与你一起收购力拓吗？很多人认为中国应该可以做点什么。
　　高瑞思：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关于必和必拓和力拓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因此只涉及我们两家，与其他方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其他资金或者融资渠道。必和必拓已足够大，完全可凭借自身的力量完成收购。
　　另外，我要重申的是，我们与力拓存在诸多共同之处，只有我们能给收购带来那么大的协同效应，其他人不可能做到。
　　中国会如何参与？我们希望生产更多的产品，当然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新项目建设或扩建现有项目，在此之前，当然要征求客户的意见，朝他们需要的方向发展，未来我们必须与中国客户达成更多的交易。随着收购的推进，我们会有很多事要与中国相关机构讨论。如果中国的一些机构愿意成为我们的股东，我们就又多了一个要拜访的股东。
　　
据实以告
　　《财经》：此次东北亚之行，是一次特别的路演。你何时启程？目的是什么？
　　高瑞思：上星期一（11月12日），我们正式宣布收购建议，而必和必拓的这轮路演从之后的那个星期天就开始了。这是一场全球路演，要持续几个星期。我们去拜会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方，其中包括政府、消费者、供应商、监管者等。当事情发生时，如果我们不据实以告，他们可能会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向全世界的利益相关方说明解释我们的建议，提供足够的信息。
　　我们在全球有很多的客户，但最大的客户群体集中在铁矿石产品上。其实我们铜矿石的产值和利润比铁矿石大，只是购买铜矿石的单一客户群体规模较小，而购买铁矿石的客户规模较大。当然，对于购买铁矿石的这些客户来说，稳定供给非常重要。

　　《财经》：你在这次中国之行中见了哪些人？希望向他们传递什么信息？
　　高瑞思：很可惜，这次在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见所有的客户，但会在上海和北京会见主要的客户，并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见面。我不会披露见了哪些具体部门，虽然对此会有很多的猜测。
　　在中国，铁矿石得到的关注最多。需要特别说明，必和必拓与力拓的合并可能会给整个行业造成影响。但如果两公司最终顺利合并，我们就一定可以针对现有的矿山和基础设施制定优化的发展策略，也一定可以提高新公司的运营效率。我们将有更大的空间提高供给，成为更好的供应商。在当前铁矿石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个信息需要被强调。
　　
　　《财经》：日本、韩国、欧洲和中国的钢铁工业协会，都声称不欢迎你们的提议。他们担心合并会形成垄断，您对此有何看法？
　　高瑞思：我们想要提高市场份额，把两块资产合在一起，更多的投资，更多的产量，并且把这些提供给客户。我们会坚持与客户接触，直到他们相信这一切会在交易之后实现。
　　
　　《财经》：从目前与客户接触的情况看，他们接受你的想法吗？
　　高瑞思：每个人都能明白我们在发布会上所讲的事情，但对收购建议的看法因人而异。对不同的厂商，同一件事情的重要程度也会不同。
　　我们看到了各行业协会的声明，但在我们的拜访当中，声明涉及到的内容只是我们讨论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其实人们关心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合并建议。有些合作伙伴进一步与我们沟通炼焦煤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全球炼焦煤的市场份额很高，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炼焦煤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几年下来，我们的厂商很满意。
　　
　　《财经》：你会以炼焦煤为例来说服监管机构通过反垄断审查吗？
　　高瑞思：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监管审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必和必拓由BHP与Billiton合并而来，那时候就经历过详尽的监管审查。当时我们需要与全球80个监管机构打交道，他们需要清楚了解你的计划和意图。我们还没有计算这次合并要涉及到多少国家的监管者，但我相信这个数量只会比那时更多。我们对这个计划非常有信心，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面对监管问题的话，我们就不会提出现在的收购建议。
　　
“目前的年度谈判机制终有一天将会解体”
　　《财经》：收购建议与2008年铁矿石价格谈判赶到一起。会影响价格谈判吗？
　　高瑞思：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的交易也需要9个至12个月来走完所有的程序。这远远超过2008年铁矿石价格谈判所需要的时间。2008年的铁矿石谈判，两家公司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财经》：近年来，必和必拓一直在倡导用更灵活的定价机制取代现在每年一度的谈判机制，但收效甚微。困难在哪里？
　　高瑞思：过去几年中，很多产品的定价方式已发生改变。在欧洲，动力煤的价格曾经是通过年度价格谈判形成的，但是后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消费者和生产企业都参与到动力煤的现货交易中来，一个透明的市场价格因此形成。铁矿石的定价机制现在还是非常保守。供需双方要花很长时间来商定定价问题。我们生产厂商也要面对需求不连续的问题。
　　
　　《财经》：但是，在中国有担心，认为必和必拓试图通过此宗收购提高议价能力，决定谈判价格。
　　高瑞思：要知道，我们公司一直是以低成本进行规模生产。我的观点是，必和必拓只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市场的长期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以市场价格来供应产品。
　　
　　《财经》：如何界定“长期”这一概念？毕竟，现在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也运行了几十年。
　　高瑞思：所谓“长期”，是指定价机制可以在几十年间发挥作用。
　　上一次铁矿石定价机制的调整发生在1986年，当时是由必和必拓主导的，做出修订就是为了取得更加贴近市场的价格。眼下石油价格高企，交通运输费用大幅上涨，铁矿石定价体系却不能自行调整，因此目前的年度谈判机制终有一天将会解体。
　　我们需要调整这个体系，才能够为未来的生产获得更加可靠的价格数据。现在，铁矿石短缺，如果我们能生产更多，那么那些高成本的生产商有可能退出市场，我的工作就是要让高成本的生产商退出市场。我不清楚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早日完成合并，那么这一天会来得更早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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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目前已重新评估问题的严峻。此次首次明确统一牙膏生产规范，将使市场得到调整，更能适应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

《财经》实习记者 吴燕

政府目前已重新评估问题的严峻。此次首次明确统一牙膏生产规范，将使市场得到调整，更能适应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
在专家看来，面对出口食品、药品危机，目前重要的是面向进口国的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开展说服工作；最重要的则是亡羊补牢，在国内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实习记者 吴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近两天的一系列行动表明，中国正在改变态度，以更积极、更配合的方式，化解出口食品和药品最近遭遇的信任危机。
　　在围绕“有毒牙膏”的争议前后持续近一个半月后，7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关于禁止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的公告》（下称《公告》），明令禁止国内厂家在牙膏生产中添加二甘醇。
　　另据《华尔街日报》消息，中国将在8月举办的2008北京奥运会系列测试活动期间，首次启动食品安全事故日报告制度。国家质检总局将对从生产源头到加工、包装、运输和配送等所有环节进行持续监控。
　　上述有关牙膏的《公告》明确规定，从即日起，牙膏生产企业不得使用二甘醇作为原料，并禁止含二甘醇成份的牙膏产品出口和进口。同时，《公告》也重申了先前中国专家的研究结论，即“长期使用二甘醇含量低于15.6％的牙膏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来中国出口产品安全问题频发，看似偶然，也有其必然。目前重要的是面向进口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开展说服工作，最重要的则是亡羊补牢，在国内加强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就在《公告》发布的前一天，国务院新闻办7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林伟在回答记者关于牙膏中二甘醇的标准问题时称，“卫生部、质检总局以及有关部门，将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按照科学的原则，妥善处理。”
　　质检总局在《公告》中强调，“目前国际上没有明确的二甘醇在牙膏中使用及限量标准”，此“禁令”的出台，是为中国出口企业免于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生产的牙膏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作“洪水猛兽”。据商务部网站显示，继巴拿马、美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后，近日，加纳、沙特、俄罗斯也纷纷对中国产牙膏亮出“红牌”。
　　据了解，在很多国家发布的针对中国牙膏的消费者警告中，并未明确提出过本国牙膏中二甘醇使用量的相关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仅围绕二甘醇这一物质本身的化学性质阐述其危害性，并称怀疑含此物质牙膏对一些特定人群有慢性毒副作用；新加坡卫生科学局（HSA）则强调，被禁的三种中国牙膏在新加坡注册时未向HSA报告含有二甘醇。然而无论如何，关于二甘醇这一物质应用于牙膏中的安全性问题，全球共识已日益朝着不同于中国生产现状的方向发展。
　　中国有关部门近期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维护中国产品的质量名誉，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据商务部公布的信息，在同中亚、西亚及欧洲多国贸易往来密切的阿拉山口海关，近期对出口牙膏进行了重点监控。截至7月6日，对检测出二甘醇含量超标的9655箱出口牙膏实行了退运处理。
　　7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会见了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James·Zimmerman）一行，以通过友好对话的形式，促进中美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
　　“这类对话对于中美双方是‘双赢’的，”吉莫曼会后对《财经》记者说，“因为这使我们的对话渠道保持畅通，使我们能够交换信息，了解企业与政府所面临的困难。”
　　他还谈到，产品安全是商会成员十分关注的问题，他们需要供应商提供达到严格的国际安全质量标准的产品。
　　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政府还派出外交代表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希望扭转舆论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问题的怀疑与夸大。
　　“中国需要针对产品质量统一法规，保护消费者利益。鉴于目前出口量和国内消费量巨增，中国还需要培养和增加执法人员，以更好地对厂家依法实行监管。”吉莫曼对《财经》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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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二甘醇？
二甘醇属于低毒类化学物质，进入人体后由于代谢排出迅速，无明显蓄积性，迄今未发现有致癌、致畸和诱变作用证据，但大剂量摄入会损害肾脏。在牙膏生产中，二甘醇是一种有效的增溶剂，能够使牙膏中的成分遇水后迅速溶化，提高牙膏品质。
　　目前的牙膏国家标准，对于二甘醇含量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却明令禁止牙膏中使用二甘醇。
欧盟食品科学委员会制定的标准规定，每人每天摄入不超过0.5mg/kg（千万分之五）的二甘醇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而刷牙时二甘醇残留体内的含量在0.1-0.2mg/kg之间，远远低于欧盟的标准。
早期国内牙膏企业使用甘油作为牙膏中的保湿剂，后来由于国内甘油供应不足，开始用二甘醇和甘油的混合体作为牙膏保湿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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