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安东尼奥尼

影片概述：

中国

中国片名：中文名称：安东尼奥尼中国1972
英文名称：Michelangelo Antonioni’s China
别名：Chung Kuo, Cina (意大利文)
导演：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

发行时间：1972年

影片内容：

1972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定很多人想知道吧，那时我们中的很多人还未出生，“文革”正酣。1972年，中国政府（周恩来）邀请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了这部片子，但是随后这部片子却被官方批得一塌糊涂，安东尼奥尼成为众矢之的。关于这段历史，没必要再多说了，幸运的是，时隔32年之后、2004年，《中国》终于在国内正式上映。

2004年11月24晚，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标放”放映了这个“足本”（近4个小时）的《中国》。其实“标放”每周几乎都有电影观摩活动，而惟有这次观摩被演化成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安东尼本人没有来，虽然在前年就听到圈内人传扬，说安东尼有来中国的意图，但他已经92岁了，而且疾病缠身。我们都知道，来中国其实是他长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中国不仅仅如他所言——是他的爱，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他的一块“心病”。我们很高兴看到他的寿命足够长，能够在活着的时候把这个巨大的心事化解。在放《中国》之前的十几分钟，他派来代表念了他为此次放映写的一封信，他说：（大意）这个片子终于在中国放映，这表明中国的巨大的开放与变化。希望这个片子能尽量与全中国见面，并给予电影学院一个亲切的拥抱。

“这并非是与中国现实脱节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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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的镜头摇过去，摇过去又摇过来……那里面当然是中国，永远是中国。”这是台湾作家余光中那篇著名散文《听听那冷雨》的片段，此文写于1974年，这一年正值《中国》在中国大受批判（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1973年1月美国某电视台买了《中国》的版权，而这个片子曾是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而余光中写这篇散文，显然受到了安东尼奥尼《中国》的启发。

《中国》自始至终都带有着这样的品格，即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执着关注。电影是从天安门开始的，穿黄军装的群众在天安门前走动，照相，安东尼的长距离变焦镜头捕捉到的第一个画面是几个女同志，当她们看到有人在拍摄的时候，她们羞涩地转过头，但是压抑不住好奇，又回过头来看，有的面部表情则带着警惕与不安，画外——也许就是画内——响彻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其后，镜头中出现了在城墙下打太极拳的老人，这种画面对西方人来说自然充满了神秘之感，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撒开双手，双臂做伸展运动，那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意趣和一种天真的娱乐。其后进入一个孕妇剖腹产的长镜头，镜头描述了东方的麻醉术，像线一样长的针进入孕妇皮肤下面，效果出奇地令人满意，孕妇生产后，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幼儿园里孩子们在一起轰轰烈烈地做游戏，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镜头一再地摇向领袖的巨幅照片上。下班后，工人们穿着工作服，在厂子内热烈地讨论着国家大事……

当初安东尼来中国后，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有很多人陪同着他。那一次在鼓楼附近的饭店里吃饭，陪同人员一直跟他讲中国，安东尼后来有些不耐烦地说，你不要跟我说中国，让我自己去看好吗？

由于年代背景的特殊，更年轻的观众也许无从判断哪些是摆拍，哪些是自然拍摄。摄影机到了一个工人家中，工人的妻子正在家里洗鱼、切肉，看来餐饭比较丰盛。当被问及是否有孩子时，妻子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吧，晚几年生孩子也没关系。”对于我来说，由于不具备那个年代的直接的知识，所以就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发自内心的话还是在镜头前的一种表演。

但是安东尼在后来的文章中说：“回来后，有人问我，中国当局有没有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有没有强迫我看符合他们的宣传模式的宣传。一个记者注意到影片中，在组织好的场合中，孩子们老是在微笑，而在那些抓拍的画面中，他们却更加严肃，有时候还皱眉头。’这是真的，但并不总是这样的，并且我相信，如果没有组织好的场合，这部记录片并不因此更接近现实。在幼儿园里唱歌的孩子和其他那些‘表现性’场面明显是中国人想自我表现的形象，但这并非是与中国现实脱节的形象。”

这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安东尼意识到这种摆拍也是一种默契，这默契来自当时百姓与当时宣传方式的真诚配合，这恰好体现了他们当时的真实的心情和想法。那时候的人们是多么的认可那个年代的逻辑，而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具有反思精神。而另一方面，安东尼其实对这种陪同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自觉。他在旁白中把这些都明确地区分开来，他细致地告诉观众哪些是陪同的，哪些地方导演实现了自己与摄影机的自主性。

摄制组突然造访林县山村
观众席上出现了唏嘘之声。大家很兴奋能看到不是经过电影中场面调度的北京城。这是记录片里的北京。那些长镜头因此显得弥足珍贵。灰色的院落，寂寥的大街。这里没有过多的展现华丽的人文景观，也没有过多的描述过去的皇家园林，镜头持久地对着大街上行走的人，对着桥边挪动着三寸金莲走路的老太太。

1974年的对安东尼的批判文章中说，“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化规划令人失望’，苏州‘同他的古老面貌差异很小’。”

当导演穿过开阔的平原，见过民间贫瘠的田地，然后来到河南林县的一个山村，影片达到了高潮。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准备的村庄。而村长竟然允许他们拍摄。“不过，很奇怪的是，村长让那些穿着破烂衣服的人统统躲开。”镜头直接对准了村子里的人。他们有的见了镜头就马上逃跑，有的则躲在墙壁的后面，胆怯地露出半边脸来偷看，还有一部分人则以麻木的表情对着摄影机。导演说：“不过他们为了不冒犯我们，尽量能多呆一会儿就多呆一会儿。”在镜头里，看出来村民很惊慌，但是完全没有敌意。这一点安东尼在影片中特别提到了。

此后的一篇批判文章针对林县这一章说：“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土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影片在长达六七分钟高难度、画面漂亮的杂技表演节目中突然结束，给人一种突兀之感。

他并不关注那些宏大的场面
《中国》的遭遇，可以说历经了三十年的传奇。此次放映，曾在北京文化圈引起不小的震动。据远在广州的朋友也称，那里的人也在谈论此事。这次交流自然是令人愉快的，但也带着些遗憾，电影院里的观众主体是电影学院的学生。1972年拍《中国》乃至其后的1974年全国性大批判的时候，他们当时大多都还没有出生。《中国》在中国的焦点，其实一直都在于当年的特殊社会境域。而现在这些却被这些新生代的孩子们过滤掉了，他们更关心的是“一个电影艺术大师的作品“，它在艺术本体或者艺术形式上有什么独到之处？那个拍《云之上》的导演是如何拍纪录片的？

但最有意义的，也许还是《中国》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还有一点就是在那种独特的社会氛围下，一个以追求真实为宗旨的记录片导演如何坚持导演的自主性，如何调整调动自己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头脑，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拓展自己的艺术思路而又同时兼顾自己的职业操守？

不过，安东尼还是把自己的这些外部挣扎的痕迹巧妙地而真诚地融合进了电影的内部。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摄影机受到了引导和牵制，导演不能充分自由时，这时候他不再假装摄影机不存在，他把摄影机也一同作为影片的主角投放了进去。当幕前的一切拍摄不尽如人意，那么，他直接把这些原本是幕后的细节抬到了幕前。影片中处处能看出人与摄影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被赤裸裸地在影片中公布了出来。比如他在画外音里把自己的被陪同的事实讲出来，以及摄影机不厌其烦与林县山村的农民进行无言的交流……

《中国》年代已经很早了，此片的艺术的先锋性在今天来看也许已经失去了。但是“安东尼制造”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他关注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更宏大的场面，他很少拍那些红旗飘飘热气腾腾的建筑工地或者丰收场面，他拍摄的场合都显得细碎、平凡，而这在他认为是最本质的。这也是当时江青等人指责他们的重要理由。他拍摄的长江上的船夫与其家庭的场面，使人想起他早期的记录短片《波河上的人民》。在他拍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全景之后，镜头很快切换到桥下一个孤独的人，人的身边挂满了晾晒的衣服。一只猪在午睡，喇叭里的《龙江颂》把他一下子惊起来……这无疑符合作者的一贯的美学主张，他的电影风格都是由那些平时被忽略的相对沉默的形式元素来奠定的。

但这些都成为后来攻击他的口实。“影片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个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摄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了一个桥下晒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而后面那个猪惊醒与《龙江颂》的情节，据有关单位揭露，完全是伪造的，因此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这些争论一方面有着政治含义，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艺术观的争论。到底是要“红光亮”的文革美学？还是要安东尼的心理现实主义？

《中国》表现了中国的真实
在1974年，安东尼在中国受到大量精心组织的批判的同时，在西方，他也同样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很有喜剧意味的是，许多攻击有可能出自完全相反的理由，比如意大利的左翼知识分子弗郎帝尼说，导演记录了人的一面，但这是一个毫无本质的世界，面向昙花一现的、外表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哲学，没有人会把他的哲学当真。

那些完全不同的评价，应该是来自电影本身的冷静和“无为”。他听任摄影机自由地去见识，去观察……在中国，人们认为他用心险恶，他的摄影机过于“有为”，而对于西方的左翼来说，安东尼的“无为“是让人感到恼火的，他竟然听凭摄影机去行动，而没有企图在电影中“明确表态”———你究竟是向左还是向右？他们更强调了安东尼作为左翼阵营一员的身份，而几乎无视作为艺术家的安东尼。而事实上，当时如果仅仅视安东尼为艺术家也是困难的。

而这种对导演意图的揣度、猜测和无名的恼恨，却也与安东的美学观念直接有关。安东尼的电影向来注重隐喻的使用。一段饲养填鸭的片段与一个工农兵学生整队下乡搞生产的片段剪接在了一起。填鸭是否是对当时青少年教育状况的一种隐喻呢？影片最后的是一段漂亮的杂技演出，这是否在以这段作为整个电影的比喻性的总结，认为这一切都是在表演呢？而如果以纪录片的纪实风格来衡量，这种隐喻又是不符合导演初衷的。安东尼自己也说，我并不想去评价，而只是去见识，去看。

许多观众包括电影学院的学生们看完了《中国》之后，他们争论的兴奋点也在于，拍这个片子的人究竟是对当时的中国持肯定的态度呢，还是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是歌颂还是批评？这种二元化的思维仍然在作用着我们。

而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态度的追问其实都已经超出了影片，我们只能根据那些经历过1972年的人的记忆，根据导演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他对摄影机的驾御，对场面的选取，根据电影所向我们提供的点滴信息，我们说———《中国》表现出了中国的真实，试图以接触过的表象揭示了当时人们的心灵状态，而且还传达了某种生活的神秘性。这就够了。如果我们延伸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题，那么这就谈论的不再是“安东尼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安东尼与中国”的关系了。

影片链接：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WF4o7uJj5Y/

影片HTTP下载地址：

http://neizai.org/bbs/archiver/?tid-10456.html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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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影评：

已故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在他的众多的电影作品中，有一部特殊的作品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就是这位电影大师于1972年拍摄纪录片《中国》。此前对本片早有耳闻，但一直无缘欣赏，记得去年DVD出了安东尼奥尼套装中收录此片，一位朋友为此不惜买下整套DVD，令当时的我有些啼笑皆非。如今，感谢我国博爱的盗版商，令我才得以欣赏这部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看罢之后，才体会到那位朋友当时的举动了。
　　
　　
　　 1971年7月20日，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公函，希望在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由于安东尼奥尼的左派立场，被委托为本片导演。1972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到了中国，他自称是“一个带着摄影机的旅行者”，想要拍一部不带任何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在去北京前几个月，他在寄往北京的拍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于是，他的摄影机犹如他的眼睛一样真实地记录下中国。
　　
　　 由于安东尼奥尼的亲共身份，所以影片的拍摄过程及其路线被政府大开绿灯。但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动乱的时期，一些场面难免烙有“文革”烙印，而且，中国政府为了让世人看到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在影片的拍摄时的好多场面都是事先经过安排的，到处都呈现出一副繁荣向上的景象。安东尼奥尼对此举大为不满，但是终究在强势之下妥协，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拍罢。但是，镜头是不会说谎的，摄影机的神奇之处在于，他能挖掘表面镜头中的精髓和内涵。大师就是大师，在他平淡朴素的镜头下，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当中国政府发现本片的内容与所要求的大相径庭时，便立刻撕破脸皮。于是，这部被贝尔托鲁齐认为是“真正描绘中国城乡诗篇”的纪录片《中国》，使得安东尼奥尼在当时的中国遭到未曾预料的批判，安东尼奥尼被指为“背叛了中国”。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甚至影响了到了两国的外交，这在世界上极为罕见。
　　
　　 《中国》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拍摄于北京，展示了一个小学的学生们、城市的老区、使用针灸技术的剖腹产手术，还有一个棉纺厂及其工人等。第二部分参观了林县的红旗渠，还有河南的集体农庄，以及古城苏州和南京。第三部分拍摄的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最后在一段20分钟的杂技表演中落下帷幕。本片的镜头朴实无华，甚至没有剪辑拼接之嫌。与当时充斥文化界的“样板戏”不同，它并没有反映出当时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要拍出进步繁荣的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而是把镜头对准了普通的老百姓，并走入他们的生活。虽说受到了“形式主义”的影响，但不难深刻的记录当时中国真正的一面。有些镜头还属“偷拍”，比如一段农村集贸市场的镜头，这在当时可是非法的私营市场，是无意中捕捉到的。安东尼奥尼只是站在了一个客观的角度，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反映一切真实的内在，并让世人了解当时还颇为神秘的中国，镜头的语言是来自精神上的，无关政治和经济。。除了以上因素之外，本片还显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比如当时他们把太极拳称作是“一种舞蹈”；当得知意大利引以为傲的“意大利面”起源于中国时，表示“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些都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
　　 本片在现在对我们的意义颇重，不但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完美的影像教科书，而且勾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旧之感。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在“文革”躯壳下鲜为人知的场面，记录了当时不为人知的中国。
　　
　　 自从1972年《中国》上映之后，中国人民就一直说要气死安东尼奥尼，35年后，这个倔强的老头终于驾鹤西去。

　相关资料：
　　
　　安东尼奥尼谈中国：
　　
　　　　在22天中拍上3万米胶片就能接近那庞大的民众，这算不算臆想？我相信这是臆想，如果一个导演说“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新的（或反之）人，这就是他在世界革命（或反之）中的角色，但我在去中国之前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没有坚持去寻找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是把自己交付给了能看到的现实，我觉得是做对了。此外，把中国人——而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作为影片的主角，是我到达中国后马上就作出的选择。
　　
　　　　在中国，每天上午，从5：30到7：30，马路染上了一片蓝色，成千上万的蓝衣人骑车上班，川流不息的自行车队占领了整条大街，整个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是八千万蓝色中国人在从你的眼前走过。
　　
　　 我只是个懂影像的人，只有拍摄时，我才挖掘出现实，把事物的外貌拍下来并放大，我尝试挖掘其背后的东西，除了这事，我一生中再没有其他成就。”
　　
　　 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