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先后在国家对外联络委员会、北京日报社工作，1982年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任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网络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学术指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中央三台”奖教金、2003年度北京市教育系统“教育创新工程标兵”等荣誉称号。

    周鸿铎教授是我国研究传媒经济最早的学者之一，为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他创建了《广播电视经济学》以及《传媒经济》等学科，同时组建了传媒经济研究所和广播电视经济研究室。主要著作有《广播电视经济学》、《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管理概论》、《市场营销策略》、《中国实用广告知识手册》、《电视节目经营策略》《广告策划》《传媒产业经营实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网络经济》、《网络媒体管理》、《网络传播与知识经济》、《传媒经济丛书》（1～8卷：《传媒经济导论》、《报业经济》、《广播电视经济》、《网络经济》、《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

、《传媒产业机构模式》、《传媒产业资本运营》、《传媒产业市场策划》）、《媒介产业制度论——周鸿铎自选集》和《媒介经营与管理》（上、中、下辑，共12卷：《媒介经营与管理总论》、《报业产业经营与管理》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经营与管理》、《网络产业经营与管理》，《媒介整合策略》、《传媒集团运营机制》、《媒介财务管理》、《媒介调查分析》，《广播电视经营管理模式》、《电视频道经营实务》、《国内外广播电视法规比较》、《世界五大传媒集团经营之道》）以及其他相关著作数十部,论文百余篇。现在研究的主要课题是：传媒经济理论深化和应用性研究、应用传播学体系研究以及媒介经营与管理体系研究。

    曾承担完成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教委课题——信息资源、信息市场开发与利用；国家教育部课题——电视传播管理实务；广电总局课题——影视资本及其运营机制研究等多项大型研究课题。

    1989 《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教材 北京市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1990 《探讨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属性》 论文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论文三等奖
    1991 《广播电视经济学》 著作 北京广播学院第三届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
    1992 《实用劳动大词典》 工具书 北京市劳动学会十年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
    1992 《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资制度的本质特征》 论文 北京市劳动学会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
    1992 《论广播电视产品成本经营管理》 论文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经济管理研究会一等奖
    1995 《现代市场营销策略》 教材 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教材三等奖
    1999-12 《电视节目经营策略》 著作 北京广播学院第七届（2）科研成果评奖著作类一等奖
    1999-12 《电视节目经营策略》 著作 广电总局99年度科研成果评奖著作类一等奖
    2001-04 《广播电视经济学》 著作 广电总局科研成果评奖（著作奖）二等奖

　　给本科生讲授《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电视节目经营》、《市场营销》；
　　给硕士研究生讲授《传媒经济研究》、《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应用传播学专题》；
　　给博士研究生讲授《应用传播学》、《应用传播学前沿》和《传媒经济学前沿》。

      传媒经济理论应用性研究、媒介经营与管理案例研究以及传媒营销管理研究。
　 曾承担完成的科研项目包括国家教委课题——信息资源、信息市场开发与利用；国家教育部课题——电视传播管理实务；广电总局课题——影视资本及其运营机制研究等多项大型研究课题。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其前身是创建于1954年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195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学校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学校位于中国北京城东古运河畔，校园占地面积46.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2.4万平方米。
    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训是：立德、敬业、博学、竞先。
    中国传媒大学坚持“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的学科建设思路，充分发挥传媒领域学科特色和综合优势，形成了以新闻传播、广播影视艺术、信息科学与技术为龙头，文学、工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理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相互交叉渗透的学科体系。目前，学校设有14个学院，拥有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2个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4个北京市重点学科，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4个博士点，48个硕士点，3个专业硕士类别，78个本科专业。
    中国传媒大学致力于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建校50多年来，学校培养了大批广播电视领域高层次人才，为党和国家的传媒事业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广播电视人才摇篮”、“信息传播领域的知名学府”。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4488人，其中普通全日制本专科生9172人，博士、硕士研究生3606人；有继续教育在读生15472人。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1925人，其中专任教师1044人。拥有一批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教授、学者。近年来，有1人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有16人次进入国家和省部级“人才工程”，2人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5人次荣获北京高校教学名师奖，27人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教师队伍的整体学术实力得到增强。同时，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担任特聘教授、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作为信息传播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中国传媒大学致力于传媒内容和形式创新研究、传媒高新技术研发和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决策咨询服务，形成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学校建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广播电视数字化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有声语言分中心、新媒体研究中心和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建有“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数字媒体工程创新引智基地、教育部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和国家动画教学研究基地。学校主持完成了国家数字中短波广播技术标准制订与系统研制、参与国家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技术标准制订，在数字广播技术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学校办有教育部“名刊工程”期刊《现代传播》。
    学校建有校园多媒体网络、数字有线综合业务网、图书文献信息资源网、现代远程教育网，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建有“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实验教学中心”和“广告实践教学中心”；多媒体教室、演播馆、实验室等装备精良，功能完善；图书馆形成了信息传播学科内容丰富，纸质、电子、网络形式多样的馆藏体系。
    学校与200多所国外知名大学、科研与传媒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学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单位，建有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欧洲传媒研究中心等国际学术研究机构。由我校主办的亚洲传媒论坛、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中国传播论坛等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已成为国际传媒界、高教界交流的重要平台。
    学校设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采取函授、夜大、现代远程教育等多种教学模式，建立多媒体、多形式、多层次的继续教育体系，为信息传播领域提供全方位继续教育服务。目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9个分院、31个函授站、32个远程校外学习中心。
    学校通过合作办学在六朝古都南京设立了本科层次的独立学院——南广学院，规划占地面积1660亩、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已建设用地810亩，完成校园建筑32.4万平方米。学院设立32个本科专业，现有在校生10000余人。
    面向未来，中国传媒大学正以“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为发展理念，坚持内涵式发展，以质量、管理、特色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提升教育质量、学科实力和办学水平，为建设国家传媒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人才库、科技库、思想库和信息资源库，实现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传媒大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周鸿铎：我国当前需建立学习型传媒产业实体  
                                      2008年09月22日 09:36:54 　来源：光明日报

“当前我国已是世界传媒产业大国,但远非传媒强国。”中国传媒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所长周鸿铎教授在昨天召开的“中国传媒经济三十年学术峰会”上作了上述表示。作为最早研究传媒经济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我国媒介要进一步做强做大,需要从现实入手,建立学习型传媒产业实体。

    据统计,2007年全国广告经营额已达1741亿元,经营总收入已达4811亿元。今年传媒经营总收入预期有望超过5000亿元。对此,周鸿铎表示,我国的传媒产业已创造了突出的成绩。但是,现在我国媒介系统还存在着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实践落后于理论。二是在我国传媒系统内部市场经济很不发达,市场机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我国传媒经济发展速度不如其他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认为要成为世界传媒强国,第一要学会走自己的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理论;第二要尊重科学,走市场化的道路;第三要从我国媒介现实入手,建立学习型传媒产业实体。

    关于学习型的传媒产业实体,他阐释说,各类传媒机构都必须坚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学习传媒宣传业务知识、学习传媒经营与管理知识、学习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等。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传媒人的业务素质和整体素质,为促进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赵达）
 
 

中国传媒大学网址http://www.cuc.edu.cn/

人民网周鸿铎教授专栏http://media.people.com.cn/GB/51842/51980/112610/index.html

 

传媒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为何能够快速发展？我作为国内较早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发展的历程。
    记得在1984年,原北京广播学院干训部在厦门开了一个工作会议,会上我根据当时对广播电视媒介的调研,提出了“广播电视经济”这个当时还比较敏感的概念。参会者100多人,鲜有人公开支持我的观点,唯有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认为我的观点比较新,有研究价值。他为了给我鼓劲,拉着我来到厦门人民公园,谈了整整一下午。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同仁的支持坚定了我继续研究的信心。
    为了能静下心来钻研问题,我坚持只调研,不公开发表文章或少公开发表文章。1989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的“探讨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属性”一文是我那些年对广播电视媒介调研的总结,提出了广播电视媒介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对于这一观点,当时还是批判者多,肯定者少。
    1990年,我的专著《广播电视经济学》出版了。以前写的书时常收到不错反响,但是这本书却没有任何反馈信息。正当我困惑的时候,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在内部进行了传达、学习,后来党的十四大又详尽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加快了新闻媒介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为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党的十四大以后,全国研究广播电视经济的人逐渐多了,公开的学术研讨会也多了起来。但是在传媒领域内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弄清楚。记得1996年在上海召开的电视剧制片人工作会上,我提出了除新闻节目外,不仅电视剧可公司化运作,其他节目也可以公司化运作,把播出与制作区分开来。在当时却
    受到了批评,不同意见认为:电视节目是不能公司化运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制播分离已成为影视媒介内部的一个常识性的做法。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国思想大解放、经济大转型的三十年。进入新世纪,中央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方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传媒实体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传媒经济学获得了生存的土壤和成长的空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研究传媒经济的队伍不断扩大,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理论架构已基本形成。回顾我自己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历,我更加有信心:不久的将来,我国一定会从传媒大国走向传媒强国。
 

    网络经济是传统经济的衍生形态，并对传统经济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甚至改变着传统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比如传统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理论，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网络经济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如果规模越大、用户越多，产品越具有标准性，所带来的商业机会就越多，其效益就越大。可见，网络经济的效益是同其规模成正比的。
　　新经济也好，网络经济也好，其实它们都是舶来品。我们虽然可以奉行拿来主义，但对于外来的东西最重要的还是消化吸收。网络再神奇，它也不能脱离传统经济而独立存在。就美国而言，网络经济也是以其发达的物质经济、现代金融以及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