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传播》

帝国与传播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受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获博土学位。1920年起直至去世，执教于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要者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帝国与传播》其中帝国指的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或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还可以分为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其中的传播指的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伊尼斯的“媒介决定论”中的观点是“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可谓是“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传播偏向论”中指出两大类别，即有利于纵向传播的时间上的延续媒介和有利于横向传播的空间上的延伸媒介。如石版文字和泥版文字耐久的存在便于永恒的持久的传承，但其缺点是不易运输，生产和使用，在空间上的传播处于劣势地位。莎草纸和纸张轻便，容易运输，使用方便，传播快捷，适用于远距离的传播，然而不能够容易持久的传播，从历史的演变过程而言，传播的偏向大体是从口头传播到书面传播，时间传播到空间传播。以媒介作为文明化分期的介质大体上可以分为九个阶段，以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媒介的埃及文明，以拼音字母为传播媒介的希腊，罗马文明以羊皮纸和抄本为传播媒介阶段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的初期文明传播，启蒙时期的报纸诞生，机械印刷时期的印刷机，铅版，机制纸等。电影时期的文明传播，广播时期的文明传播，我们分别就传播对各个国家的文明所带来的繁荣进行一番论述。 
      在埃及，尼罗河成为太阳创造的河流，太阳神是宇宙的圣上神。神的崇拜似乎是埃及每一个人与身俱来的，对神崇拜的传播又支持了王国的发长和政治权势的推广同时发生，埃及文明从绝对王权开始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的转化，具体表现为：允许平民享受住宅蓦地的部分权利，自由贸易权利和政府职位向平民开放。农民 工匠 抄书人的地位上升到官吏和宗教议事会，这在民族平等，政治文明方面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突破，而这一切都与宗教崇拜的传播密切相连，归根结底是传播在其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文化的不断进步，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人们对文字有了更高的要求，开始的石头文字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最早的文字大概是象形字用样的图画经过反复的使用后，不仅带边思想和物体而且带边语词和语音，因此就越来越趋于简化了。先是使用纯图象，纯艺术的文字，把图象和声音混合使用最后走的是音节文字的道路，在不断的传播当中传播载体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完善。埃及人用二十四个符号来代表二十四个辅音，表现出语音的一次大革命。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即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 
       在希腊文化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的威力，贯穿着西方的历史对于北方大陆移民的文化影响，使希腊人可以发扬自己的传统，希腊 移民阻碍了文化特质倾向。由于王国的分割才歇制了完全接受其他文化的倾向。其中音乐是口头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使口头语更为灵活，人们有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在罗马帝国，文字的传播同时带动了历法的启动，平民从无法可依到有法维护，国王的权利从独裁到民主这都与文字传播有紧密联系，护民官为贫民建立了审议会等制度，要求把法律形式诸于文字，并予以公布，此前是用木板记录行政管的名字和大事，此举使法律叛变更加完善。 
       由于当时，抄书匠的地位较高，因此抄书匠等制作手抄本的人所联合组织，逐渐形成了知识的垄断，使书价突然提到，相反他们不得不想办法降低成本，意外的事，试图降低成本的地区都靠近法国的边境两抵的抄书匠的想发却受到德国印刷界的冲击，这一商机引发了技术发达的金属工业的出现解决了快速生产大量字针的问题，从而能够快速印刷书籍。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形形色色的书籍随之而现，有教会、法学、医学、贸易等等。于是出版社逐渐取代了印刷商：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也意味着人们的素质会随着接触书籍的增多而提高。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媒介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帝国和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察角度，新媒介的涌现不断打破着以往的垄断。寻找一种空间和时间的平衡机制来制横传播的偏向，应该是伊尼斯写下《帝国与传播》的最终目的，以史为鉴，但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或许已经不是一个帝国的问题，如今媒介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都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方面《帝国与传播》一书对于研究媒介在历史文明和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角度，即“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通过翔实的资料考据展现了媒介的偏向性和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在当下多种媒介共存，信息空间紧密联系的现状来看，伊尼斯的理论可能已经不足以对这样的情况进行解释了，简单的新旧媒介更替已经不能代表目前飞速发展的传播方式。但他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寻找更能阐述新时期媒介发展的理论框架，提供了范式和启迪。
       伊尼斯的文字结束在了二战时期的广播时代，1952年，伊尼斯去世，他没有看到二战之后后现代媒介和数字时代媒介的大发展，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或许他没有料到的是，二战之后，报纸和广播和平共处了下来，之后诞生的电视和计算机网络也没有和旧媒介产生巨大的矛盾冲突。电视的普及，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使得媒介的空间偏向性日益严重，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现代媒介无孔不入，一方面使得政治和经济组织，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利用媒介实现自我宣传；但是另一方面，新媒介不断地打破垄断，普通公众在地位提升的同时，也可以在媒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想通过媒体来控制他们变得越来越艰难。伊尼斯可能更加没有料到的是公众对媒介的参于热情越来越高涨，甚至连媒体垄断的信息发布、传播技术也已经岌岌可危。普通人可以在媒体上发表信息，例如：博客、贴吧；通过媒介上的选秀活动一夜成名，如《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或者通过自我炒作成名，例如：芙蓉姐姐、木子美等；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自己制作电视，并通过网络传播，如：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时代在发展，媒介传播不再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从而打破了媒介的空间偏向，打破了媒介垄断。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小的进步。现在的人们都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国度中，言论自由受到保护。传播强大了帝国，带来了民主和全民参与。

       传播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在“帝国”的组织中，仍然占有关键一席。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普及化，许多政党和候选人就纷纷建立专属网站。1992年克林顿的竞选总部率先在网络上张贴其演讲内容；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的希拉里和奥巴马也于2007年1月均在个人网站上首都宣布参与竞选的消息。这种新兴媒介之于政治文明的现象，不仅为政治传播的研究开启了新的一章，更是对媒介之于社会的作用的肯定。
       新兴媒介的产生、发展与繁荣也促进了新型“帝国”的发展壮大，这和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石板文字与巴比伦帝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当今社会，美国正是在新媒介影响下而形成的“文化帝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凭借其在经济、政治以及媒介技术---互联网方面的优势，已然发展为世界传媒的超级大国，我们可以看到，世界逐渐成为美国信息咨询、文化产品的消费市场，也因而在各方面受到了其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是同化。比如，西方国际传播学的最大特点即是以美国为主的传播理论和实践构建出的主要框架和泛文本。
       由此可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媒介对于我们的社会，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而“媒介决定论”在新媒体时代也因此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与内涵。我们也不妨沿着伊尼斯“总体场论”的宏大模式去思考数字时代的“帝国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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