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默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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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厄姆·默多克 |
英国著名传播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是西方传媒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创者、当今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格雷厄姆·默多克
政治经济学在十八世纪作为一项知识工程出现。当时启蒙运动正努力用人为的秩序及变革的模式取代对世界所作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描述，政治经济学正是这些努力中的一个。做为后世所称的社会科学的一个中心组成部分，它开始剖析新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追寻它对社会机构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紧随着北美和法国的革命巨变，这些联系越来越集中到为确保一种民主秩序所必须的物质和文化状况上来，在这种秩序下，人民不再是某个君主或独裁者的臣民而是自治的公民，有权充分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选举他们的政治代表。启蒙思潮的解放运动提倡要消灭愚昧，恐惧和剥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博爱，其核心是把社会想象成全体公民的共同体。
这种理想不断地为政治经济学提供道德标准，把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定位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家，他们批评着这个社会的失败之处：无法调和的个人与大众利益。然而对许多经济评论家来说，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种时代错误，是经济学从它的道德哲学根源中分离开来并开始成为一门现代科学之前的那个时代的遗留物。因此，在今天自称政治经济学者，既是一种声明，也是一种描述。它宣称对理清经济动力与有效的政治实体间的关系，继承着启蒙运动的义务。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因为传播体系有着独特的三重作用。它既是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的基础性支撑，本身又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重点，还是重组文化资源的主要力量，通过它对人们逐渐认识这个世界及自己行动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民主和传播
许多十九世纪早期的社会批评家很快就认识到日益形成的，在当时以日报为中心的大众传播体系在确保民主社会秩序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首先，它为公民提供了最有效的散播各种消息和知识的方法 ，公民们必须知道这些，以便理解及处理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其次，它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让对社会处境的不同阐释和相互竞争的政策能通过已有的证据得到检验。第二，通过消除地域的隔绝，它帮助把民族国家构成了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和行政工具。
同时，到十九世纪中期，传播体系同样在组织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产业模式中起到了一个中心作用。首先，它们为公司提供手段来跟踪协调各种变得多样化和分散的商业活动。第二，随着批量生产的发展，它们为广告提供了新的渠道，而当时，广告对平衡供需日趋重要。第三，它们为资本主义企业本身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当移民涌进城市到新兴的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他们对大众读物及以后对音乐和电影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起来。
然而，广播与电信却只是个例外。其他主要媒体，如报纸、电影、录音和广告的主要机构大部分依然是私有的并最低程度地受政府调节，从而巩固了公司对传播大众知识，信息和文化的机构的潜在控制。批评家们重申并扩展了早期评论的主题来对此作出反应。有些人，如俄普顿·辛克莱在他1920年对美国商业报刊的批判《无耻的审核》一文中，又重新评论了报纸所有者和广告商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其他人，如著名的丹里尼安在他1939年的研究《AT&T》中，将注意力转移到可调节的垄断下权利的运作。英国的克林洛德和莱格，注意到本国电影产业中的垄断趋势和好莱坞日渐增长的力量，写出了第一本详细论述一个主要媒体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幕后的金钱》（1937）。但对建立综合的政治经济学派起了全面作用的是两位德国学者，阿尔多诺和霍克海姆，他们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他们1944年发表的文章《文化产业》中，他们为逐渐增长的商品化和文化作品的工业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他们认为的创造性和批判的范围越来越小的可能性描绘出一个通用的模式。大部分早期的理论贡献来自工作在大学之外或学术界边缘的批评家。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教育体系得到扩展，传播和文化研究快速发展成为一门学术专业，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才在学院找到了可靠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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