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

                                                     展江的生平

       男，1957年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法学博士。
曾在海军部队服役9年，从事记者工作8年，1996年7月起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新闻媒介运作机制和战时新闻传播事业。已发表论文有《新闻事业成因论》，《新闻宣传异同论》，《<纽约时报>编辑机制探析》，《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与普利策新闻奖》，《从<焦点访谈>看中国大陆的政治表达》，《当代局部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反恐怖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等50余篇。2001、2002年组织了有海内外多学科学者参加的“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
主要成就
      论文有《新闻事业成因论》、《新闻宣传异同论》、《 < 纽约时报 > 编辑机制探析》、《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与普利策新闻奖》、《从 < 焦点访谈 > 看中国大陆的政治表 达》、《当代局部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反恐怖战争与新闻传播类型》、《哈贝马 斯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等。2001 、 2002 、 2003 、 2004 、2005、2006、2007、2008年组织了有海内外多学科学者参加的八届 “ 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 ” 研讨会。
　　

（一）著作：
　　1 ．《战时新闻传播诸论》，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9 年版。
　　2 ．《正义与勇气 —— 世界知名战地记者百人传》（ I 、 II ）（第一作者），海南出 版社 2000 年版。
　　3 ．《中西新闻比较论纲》（合著），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二）教材：
　　1 ．《新闻传播学原理》（合著），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 ．《新闻与传播学专业英语教程》（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版。
       3 ．《新闻与大众传媒通论》（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4 ．《新闻与传播学专业英语》（第一作者），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三）译著：
　　1 ． [ 美 ] 迈克尔 • 埃默里：《美国新闻史》（第八版，主译），新华出版社 2001 年 版。
　　2 ．《新闻与正义 ——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 I 、 II ）（主译评），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3 ．《新闻与正义 —— 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 III 、 IV ）（主译评），海南出版 社 1999 版。
　　4 ．《新闻与揭丑 —— 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 I ）（主译），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5 ．《新闻与揭丑 —— 美国黑幕揭发报道先驱林肯 • 斯蒂芬斯自述》（ II ）（主译）， 海南出版社 2000 年版。
       6 ． [ 美 ] 杰克 • 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7 ． [ 美 ] 迈克尔 • 埃默里：《美国新闻史》（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版。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力争培养出一批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顺应世界潮流的新闻专业学生。而专业理念清晰，专业技能熟练，知识结构合理，这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传媒业需求而提出的要求。

　　采访的前一天,展江主任刚刚从美国开完学术会议回来,又赶上指导毕业论文的关键时期,他一直在办公室里忙碌着。尽管“头晕乎乎地倒着时差”,他还是抽出时间,和我们畅谈新闻系的建设和新闻专业的办学问题。从他那细长而智慧的双眼里,我们似乎看到了新闻专业的前景。

　　新闻学生的三大素质

　　记者: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的系主任,您希望培养出怎样的专业学生?

　　展江:至少应具备三方面的素质:专业理念清晰,专业技能熟练,知识结构合理。

　　记者:为什么是这三方面呢?

　　展江:邓小平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这个理念出发,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力争培养出一批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要、顺应世界潮流的新闻专业学生。而专业理念清晰,专业技能熟练,知识结构合理,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传媒业需求而提出的要求。首先,新闻理念不是空话,这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普利策说过,国家如果是一艘船,记者就是这艘船上的瞭望者。要起到这个作用,新闻理念一定要清晰。和理念对应的是技能。作为新闻工作者,作为传递信息的人,如果不经过学校或媒体的专业化训练,是很难完成任务的。第三是知识结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我们的学生除了要掌握专业的新闻知识、基础的人文知识外,还需要涉猎一些有利于认识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目前这个时期所出现的复杂现象的知识,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内容。办“有门槛”的新闻专业

　　记者:为了培养出您所希望的新闻专业学生,贵系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展江:我们的思路是,要真正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解决“上手快、后劲差”和学风浮躁的状况,就要将厚基础、宽口径落到实处。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我们从2001年起大幅度改革课程体系,确定了新闻与传播专业课程之外兼顾人文学科(文史哲和艺术等)、社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科技基础(数学、统计学、数字媒体基础等)和专业类外语(专业英语、西方新闻写作、新闻英语视听说、英文电讯翻译等)的新体系。在打好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我们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媒体的从业经验是锻炼出来的。但是,我反对把其重要性夸大到不切实际的程度。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十分重视学科基础的加厚,在专业必修课建设方面投入最大的改革力度,将新闻和传播学专业内和专业外的理论和学术性强的课程尽可能列为必修课,而将操作和实践性的部分课程列为选修课。

　　记者: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

　　展江:首先,社会学科是我们专业课的基础;其次也表明了一种态度,我们的学生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尊重和学习其他学科。毕竟,无论对老师还是学生来说,对待专业课和选修课的态度多少有些不同。比如,如果把经济学作为公共选修课,学生说,“拿个学分就好了。”而老师认为,“几百人怎么教啊?”而且一看都是外系的学生,对数学也没什么兴趣,上课投入程度就会削弱。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我们在将社会科学转为专业课方面做了很多尝试。有人说新闻的门槛低,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办“有门槛”的新闻专业。目前成效也不错,比如就业,有的同学就能进入一些“有门槛”的媒体、企业;比如考研,我们开设的课程有意或无意地启发了部分同学对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发生兴趣,然后,朝着这方面发展。

　　记者:听您这么一介绍,在课程设置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专业的确很有自己的特色。但我们发现,您带领的是一支年轻的教师队伍,您觉得这是优势还是劣势?

　　展江:优劣都有。过于年轻肯定不好,过于年老也不是没有问题,关键看老师自己对所任课程的适应程度。2005年底,我系有教职员工23人,其中专任教师21人(含长期合同外聘2人)。从年龄上看,21名专任教师中平均年龄为34.7岁,其中最小26岁,最大66岁。21人中35岁以下12人,占57%。这说明我系教师相对年轻,其优势在于与本校定位吻合并容易与青年学生相处,但是新闻与传播专业需要丰富的社会阅历,年轻也会成为一种弱点。

　　记者:听说贵系明年就要招收第一批新闻学专业研究生了?

　　展江:是的。我们在维持既有水平的基础上,还要开设硕士点,提升一个层次。关于“新闻无学”之说,我想还不至于如此。眼界向外,结合一些新的领域,新闻学同样“有学”。比如,在报考我们系研究生的十本参考书中,除了常规的新闻业务方面的采、写、编、评,还包括一本专业英语和一本新闻法的教材。学习新闻英语,研究新闻法,这都是“有学”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为提升新闻学层次而设置的一个门槛。

　　规划:一个“不变”一个“变”

　　记者:能不能请您谈谈系里的一些规划?

　　展江:关于规划,我们有一个“不变”和一个“变”。我们坚持规模“不变”。首先,不再扩大,三个新闻学班、一个影视班的比例刚好合适。虽然影视专业还在摸索阶段,但新闻学已经相对成熟,影视班可以借此得到一些支撑,包括师资、课程、设备等软件和硬件方面。其次,我们的规模也不想缩小。在北京,好点的学校招生名额都偏少,有的每年才二、三十人,到毕业后还有一批读研、当公务员等,真正去媒体工作的相对少。而外地的新闻学院相反,一年招收好几百甚至上千人,可在质量上似乎难保证。我觉得我们系介于两者之间,不多也不少。我相信,我们在巩固教学成果,提高教学质量的条件下,保持现有规模还是有很大发展潜质。在对待学生继续深造的态度上,我们有所调整,这是“变”。我们都有志于新闻事业,但社会的需求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转变,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才。我们从以前鼓励、提倡学生考研转变为现在的自愿原则,考或不考,只要符合社会需要就行。

　　新闻就业,谨慎的乐观

　　记者:现在,全国的新闻院系多达六七百家,这样一来,难免鱼龙混杂,不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展江:创办新闻院系上得快,但最后有没有坚持以负责的态度培养学生,这恐怕是个问题。其中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主观上的原因,出发点就不当回事,只是利用专业火而办学;有的是客观问题,缺乏师资、设备,无法适应转型时期的变化。但是,这么多新闻院系的存在自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社会对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相当的需求,尽管这种需求变化不定,但人家想利用这个契机来办学也无可厚非,这是一个渠道,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的。而且,就目前来看还不算危机,至于以后会怎样,我也不敢预言。

　　记者:看来,您对新闻专业的就业前景还是比较乐观。

　　展江:相对乐观,谨慎的乐观。个人能力不同,抓住机会的本领也不一样,如果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从我们系毕业生的情况来看,新闻专业找工作确实快,而且,随着媒体的改革,我们对体制的依赖性逐渐减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尤其在北京,大部分同学的思想渐渐开放,对户口的要求降低,只要能有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就好,我认为这就是优点。

　　个人成就：对建系影响小

　　记者:您在学术界名气挺大,您觉得您的学术成就对学校新闻系的建设有什么影响?

　　展江: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办学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得依靠学生、老师的努力以及学校的支持。这不是官话,一个院系的建设关键还看学生的素质和学风的营造等各种因素的融合。我们要做的就是激励学生,适当地引导学生。至于有一两个所谓有点影响的人物,作用是有,但有用到什么程度,这也不能夸大。

　　记者:“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已经成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个品牌,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展江:现在可能是有点这方面的影响,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得这么远、这么细。研讨会对我们本科生来说,贡献并不大,很多学术的东西,学生的接触程度还不够。这个会议存在的价值主要是集中圈内人士共同研讨问题,沟通信息,促进新闻学术研究,推进社会的民主和法治进程。

　　推荐读者的十本书

　　记者:最后,能否请您给我们的读者推荐十本值得读的书?

　　展江:没问题。新闻学科是一个交叉性相当大的学科,所以,我主要推荐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书:《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追寻过去的传统》、《现代化与社会转型》、《断裂》、《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国家与市民社会》、《新闻客观性原理》、《讲述首届中国记者风云榜》、《〈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述故事的》、《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的第四次浪潮》。记者:最后,再次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展江：
　　刚才各位说了很多，简直是信息轰炸，第一来开会，来学习，学习不好，还要说，肯定乱说、胡说，我好话就不多说了，节目组非常投入，在不是很有利的条件下，做出这么大的努力，下面就没什么好话的成分了，但也不尽是批评。
　　刚才各位老师的点评包括他们提出的建议，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人文视野，从文学、美学角度、气韵生动、气场的理论，它是浪漫的，道德化的，描述了一幅乡村的田园风光，农村特色，特别是节目有一个乡土情怀，我对乡土情怀不太赞成。
　　第二，媒介经济和技术视野，投入产出，赚钱，少花钱，形成品牌。这两个话题大家谈得相对比较多，雷老师讲得倒数第二点，反映“三农”重大题材，似乎里面正面题材偏多，真正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似乎不太足，我提一点想法。我规定的题目实在回答不了，“三农”，既然讲“三农”，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七频道是什么样的频道，央视的频道我不太懂，但是我至少知道，从新闻频道，一套、四套、九套、七套、十二套他是有意识形态任务的，是有包袱，这种包袱做得好可以化为动力，像《焦点访谈》做得好以后，可以利用政府资源做事情，七套身在其中，十套、二套、五套、三套、六套、八套相比没有可比性，“三农”是多年严肃话题，似乎跟我理解的“三农”不太一样，一说农村农业农民，虽然是城里人，但是都觉得真苦、真累，但是我们看的东西都是笑哈哈，成双成对，也看不到那些光棍，也看不到中国经济指数突破0.45，专家内部说突破0.5，达到社会大动乱的边缘，“三农”可能包括这些，大家公认农民最苦的，最近新农村，我没有认真学习，我觉得新农村是很含糊的概念，为解决农村问题没有开出药方，据说过去解决农民问题按社会学家意见两条意见，按照西方现代化和中国的道路两种方式，一种城市化，一种小城镇，现在既不是讲以城市化为主也不讲以小城镇化为主，而是新农村，这是模糊处理，这种说法化为具体的操作到底怎么理解很难说，城市化有城市化不可为，还有小城镇暂时不可能性，我们现在还很浪漫，把乡村田园风光看成陶先生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传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从礼俗社会过渡到法理社会的转变，现在突出乡情和种族、乡村，我不知道和现代化有什么关系？
　　乡土情怀，为什么是情怀？你说情节可以，感情可以，上升到情怀，这个说法是不是可以商榷一下，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有一个未完成的理论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鲁迅怎么表述农民的，农村今天确实出现很多很好的东西，这些好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比例，把农村浪漫化、理想化，田园风光化、乌托邦化，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第二说说说社会学、人力学的视野。最近这方面有一些研究成果，电视与印度乡村的社会变迁，多年反映印度乡村在现代化的变化，他以孟买为例的，有的跟中国农民工，再一个电视进了村的变化，我们现在非常好，村村办电视，农民看不堪我们给他们拍的电视，我们觉得农村风光是异域风情，他可能觉得城市是异域风情，这里边有些东西不能那么简单化，现在农村有那么多人口和电视机，大家一定会看我们的节目。而且大家都讲到了，这些东西有差异性，很新鲜，确实如此，但是这种新鲜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收视习惯，偶尔看一次可以，我记得当年有一个朋友他把他的母亲带到海岛上，他母亲说这个海岛多美，在那儿住，来第一天很美，让她住三天，她还说美吗？会有审美疲劳。回到“三农”问题上讲，“三农”问题是真问题，无论是农村、农业、农民都是真问题，但是现在做的节目里面也有一些真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够大，不是说题材一定要大，以小见大，从这些人物身上还是看到乐观旷达积极向上的东西，我倒不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不应该有乐观的东西、见识性的东西，但是这个比例太失调了，另外有些问题是不是问题，有些话题是不是问题，我也不知道。既然讲“三农”，现在争得一塌糊涂，至少有几派，有的认为市场派，有的认为乡村建设派等等，讲“三农”也好，恐怕这些学者的研究，包括政府官员长期的跟踪，可能对我们做这个节目是有帮助的，我们现在对“三农”的理解，相对来说，我们找一些农村中的奇人奇事，最好对农民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又是乐观向上的，政治上安全的，经济上是赚钱的，收视率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做节目，其实这个路是很窄的，我前面讲了有意识形态包袱的频道不见得是坏事，《焦点访谈》怎么创办出来，包括《社会记录》，他现在以小见大反映社会主题是相当深刻的，而且有时候也做了一些《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目前做不了的题材，这些题材我们能不能做不知道。他那个栏目那帮策划人主创人员他们就是网虫和互联网的联系太密切了，我们农村节目土得掉渣才好呢，我们在手段上应该和方法上应该越先进越好，广告公司老总也说了，今天互联网时代，现在我们靠的是什么，按我的想法，农业频道在工业社会，农业媒体在工业社会没地位的，广告商、城里人对农村，特别是农民购买力的问题一直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不愿意投放广告，西部频道的失败就是很现实的例子，不代表我们不能做，要做真正的话题和问题，好在我们的频道是独家资源，现在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现在是官僚市场经济，所以靠央视独家的垄断权还能在几年之内有所作为，所以我想问题，特别是“”三农”，哪些真正属于“三农”的问题，不见得那么沉重，和真正的问题沾一点边。
　　现在有政治上导向，市场和娱乐取向，“三农”问题和娱乐化我总觉得划不了等号，甚至和收视率划不了等号，随你采取先进、高雅、高超的形式，这两者之间不是一个东西。当然现在我们困难就困难在这里，比方说有两个M在起作用，一个M就是马克思主义，一个M就是市场，现在马克思主义西方说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市场制约之下还要活得快活和想着“三农”，这实际上不是很容易的，好在大家是一个共识，关心农业、农民，但是有些东西真不能太浪漫。王先生讲到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作用不能过高估计，农业税为什么能够取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全国的农业税充其量400亿，对政府不是很大的负担，如果是很大的负担现在就取消不了了，两百多亿，分到那么多农民头上，一个人有多少钱，这是政府做得好事一定要肯定，但是要看到数量有限，农业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做得节目怎样真正为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三农”问题做一点贡献，我们可能实实在在要研究一些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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