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历史与未来

莎草纸画

      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 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尼罗河流域生长一种灯心草，茎高六尺，有人称之为埃及芦苇。古埃及人把这种草切去头与根部，将茎直剖成两片，剥取茎部的薄皮，一片一片直直地排成一层，至适当宽度，再将较短的小片横着铺上一层，浸入尼罗河水中。经过木棰捶打，晒干，磨光，形成纸张，称为“埃及纸”，或“纸草纸”，用桨糊粘接成几公尺至三、四十公尺的长卷(这是西洋书称“卷”的起源)，再用斜切的芦秆作笔，蘸着墨汁，在这种纸卷的一面写字。公元前三千年前后，便有这种写卷出现，巴黎卢汶博物馆即收藏有公元前二十五世纪的埃及纸草一卷，这可说是近代书籍的远祖。这种写卷一般每卷长1 m，宽30 cm。卷面的文字，现在的埃及人大多已不认识，需要作注释、译解，跟我们的古籍整理相仿佛。

竹简

帛书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古代书籍的第一次演变，由简策到帛书。
      简策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正式的书籍。最早出现在商代，是用木头和竹子做的。在没有造纸术的商代，木头和竹子这类常见并容易得到的材料，就成了人们书写的主要工具。人们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的用竹木简来做书籍。但当时还出现了在丝织品上书写形成的帛书。帛书轻便，便于携带，易于书写，但因其价格昂贵，所以并未被广泛采用。
接着，书籍开始了它的第二次演变，由简策、帛书到纸书。
   

西汉纸

      我国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虽然是纸，但却无法用于书写，到了公元150年，东汉的蔡伦总结了前人造纸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使得纸成为了是和书写的材料，并且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龙鳞装

      卷轴装是六朝、隋唐书籍的主要形式。以一长条卷纸作底，将书叶鳞次相错地粘裱。首叶全幅裱于卷端，余二十三叶皆双面书写，以每叶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鳞次相错地粘裱在卷底上，错叠相积。阅读时，除首叶外，皆能逐叶翻转，两面阅读。收藏时，从首至尾卷起，外表完全是卷轴的装式。这可说是卷轴装的改良，俗称龙鳞装(打开时，状似龙鳞)、旋风装(收卷时书叶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
      

经折装

       此外还有经折装。印度佛经用贝多树叶作纸，上下用木板夹起来，打孔穿绳贯串称贝编(又称贝叶经)唐人受此启发，把卷子向左右反复折迭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前后加上两张硬纸作封面，称“梵筴装”，即经折装，多用于佛经的装帧。经折装可说是对卷轴装的改造，再前进一步便是册叶装了。敦煌遗书中已发现初期的册叶书形式——蝴蝶装小册《敦煌录》，即把两面书写的书叶从中间对折，以折迹集中的右边为书脊，戳齐，然后逐叶彼此相粘连，一叶一叶重迭成册。
      

线装书

      线装书出现在包背装盛行的公元14世纪的明朝中叶，是我国装订技术史上第一次将零散页张集中起来，用订线方式穿联成册的装订方法。它的出现表明了我国的装订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毕升

       公元1041~1048年，平民出身的毕升用胶泥制字，一个字为一个印，用火烧硬，使之成为陶质。排版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松香、蜡、纸灰等的混合物，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摆满要印的字印，摆满就是一版。然后用火烘烤，将混合物熔化，与活字块结为一体，趁热用平板在活字上压一下，使字面平整。便可进行印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发明并未受到当时统治者和社会的重视。但是他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却流传下去了。

      石印术，石版印刷术的简称，十八世纪末奥地利人施内费尔特（1771--1834）所发明。它利用油水相距原理，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版材，用脂肪性的转写墨直接把图文描绘在石面上，或通过转写纸转印于石面，经过处理，即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版面，只有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即可刷印。清道光十二年(1332)以前，石印术巳传入我国。
      珂珞版的发明，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影印术。它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故又名“玻璃版”。制版时，以无网阴图底片覆在涂布感光胶膜的玻璃版上爆光，因版面各部分的胶膜感光后硬化程度不同，湿润后形成不规则的纤细皱纹，具有不同的吸墨能力，因而能表达原本的浓淡层次，使复制品的色调笔画与底本无殊，这一技术何时传入我国尚不能确指
       我国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有些图书馆开始设立复制部门，用照相的方法把图书资料拍成胶卷，既便于庋藏，又便于战备转移，亦可直接向读者提供服务。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全部拍摄为胶卷，读者借助阅读机，即可得见“庐山真面”。八十年代初，这种缩微复制技术被认定为对文献资料再生性保护的最佳措施。
接着，我们又逐步的认识接纳并普及了电子书，这使我们对于图书的阅读更加便捷。
       

      从书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在逐步得到轻便、耐久,易于记载、复制文字和图画的材料上, 通过不断完善的技术手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传递信息，具有宣告、阐述、贮存与传播思想文化的功能。书籍是人类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进入20世纪，书籍已成为传播知识、科学技术和保存文化的主要工具。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传播知识信息手段，除了书籍、报刊外，其他工具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但书籍的作用，是其他传播工具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在当代,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书籍仍然是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传播工具。

        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分为两大类：印刷类和电子类。这两类媒介都有各自的特点。印刷类大众传播媒介主要包括报纸和杂志。报纸的发行量较大，因而是受众面最大的印刷类大众传播媒介，是企业比较青睐的传播工具，因而报纸有许多优点。第一，信息较为详细。同电视比较而言，报纸所载信息比较深入细致、详细、全面，读者可以获得比较系统的信息。第二，信息具有可选择性。现代生活节奏块，时间紧，报纸虽刊载信息量较大，但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在众多信息中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加以阅读，而不必象看电视和听广播那样，不管喜欢与否，都得照看（听）不误。第三，信息具有可保留性。遇到好的商品信息，读者可以长期保留下来，以备索用。广播、电视虽声声如二，画面生动，却转瞬即逝，难以在记忆中长期保留。第四，信息成本低廉。报纸价格相对较低，不必一次性投入大量资金，群众能够棘手。电子设备投入较高，且需要特别接收设备，而且电脑还需要一定的操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