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

瘟疫与人

书 名: 瘟疫与人

作 者: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年4月1日

ISBN: 9787511101624

开本: 16开

定价: 30.00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威廉·麦克尼尔

作者:(美国)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 译者:余新忠 毕会成  

威廉 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返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87年。

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攻世界史(universalhistory).通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1996年，成为首位非欧洲人士获得伊拉斯谟奖(Erasmus Prize.奖励那些在欧洲文化传统之下为欧洲的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其著作《西方的崛起》(TheRise oftheWest}荣获196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探索旧世界文明如何相互影响.西方文明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的巨变等等，对史学理论发展有莫大的影响。尤其不同于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关于文明是个别、独立地发展的主张.麦克尼尔强调文化之间彼此融合。 重要著作有《世界通史》(AWorld History)、《西洋文明史大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Handbook)、《人类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权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等。近年的作品有与同为历史学者的儿子J.R.麦克尼尔合著的《文明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以及个人回忆录《真理的追寻》(The Pursuit of Truth:A Historian'S Memoir)。

威廉麦克尼尔撰写的《世界史》

麦克尼尔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而人类历史也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历史确是成为一个整体·····麦克尼尔把一个负责的故事讲得相当流畅易懂————阿德诺·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Toynbee，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作者） 

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书写，关键的奠基人是威廉·麦克尼尔。————杰里·本利特（Jerry Bentley，著名历史学家，《新全球史》作者） 

世界历史作为一场运动或是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人们会异口同声的把它归功于威廉·麦克尼尔。————凯文·雷利（Kevin Reilly，著名历史学家、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 

引言

缘起

关键概念

第一章 狩猎者

人类与寄生物

人类狩猎者与环境相对稳定关系的建立

第二章 历史的突破

农牧业的兴起

新生活方式与疫病

儿童病与文明社会疾病模式的出现

上古瘟疫之影响

第三章 欧亚疾病的大交融: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

瘟疫阻遏帝国扩张

《圣经》等古籍中的瘟疫

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印度的看似富足与实际贫弱

地中海世界的巨型和微型寄生平衡

四大"疾病圈"的出现

疫病交流的开始与影响

地方病的出现与文明疾病模式的新演进

第四章 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200-1500年

蒙古人横穿欧亚大陆

关于中国等地的鼠疫

欧洲鼠疫的大流行

欧洲其他疫病方式的变动

新疫病平衡模式的重新建立

鼠疫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

第五章 跨越大洋的交流:1500-1700年

新大陆遭遇新疾病

天花与欧洲人的胜利

印第安人加入并影响旧大陆疫病圈

欧洲大陆的新疫病

人类疫病的均质化

新疫病模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第六章 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1700年-

传统医学与现代西医的出现

近代世界人口的成长

天花接种的出现与传播

新疫病模式与欧洲历史

霍乱流布世界

霍乱对现代医学和卫生制度的促动

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大放异彩

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

历史的启示

附录中国的疫情年表

注释

    在继续探讨疾病史之前，我想还是有必要先来看看采用传染病方式的微寄生和采用军事行动的巨寄生之间的相似性。只有当文明社会的财富和技能积累到一定水平，战争和掠夺才能成为经济上可行的事业。如果武力掠夺收成导致农业劳动力很快被饿死，这还不是稳定的巨寄生模式。但这种情形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跟1891年的非洲牛瘟感染相比，后者也是大量杀死宿主，以致未能建立起稳定持续的传染方式。

    儒教通过完善限制上层阶级滥用权力的礼仪，试图控制和规范他们的寄生行为；印度的士人却远离政治和社会，甚至在某种意乂义上还鄙视他们，劝诚他们的追随者去过一种简朴的社会生活为了更有效地催生超升的神秘幻象，把他们对外在的需求降到最低点。那些系统地追求对生理和心理欲望的压抑以达到超越的极乐境界的绝食的圣人，在文化上构成精英阶层，他们的精神旨趣与下层农民在供养寄生阶层上的极其艰难的状况相适应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胜负难分，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后来的历史走向。

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他们带去的“致命杀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连阿兹特克人的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于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同样是天花病毒，使两万法军丧失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于朝夕之间。

雅典 斯巴达之战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放眼中国古老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人驯化长江流域居然比驯化黄河流域晚一千年。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也和疫病有关系？

历史上，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常常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军事障碍，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

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但人们却不知，拓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

南下所遭遇的气候变化相当于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但地理状况和盛行的风向使这种变化远超北美东海岸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北风的影响。

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

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因为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

然而，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此前，当中国农民从黄土地上的旱作转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灌溉农业时，人们应该已经经受了一定罹病的考验，但对相伴而生的，寄生层面上的变化却不容易适应。

而若是要发展出与全流域治理黄河的规模相适应的水利技术，则需要几个世纪的努力。政治统一和在农民身上建立稳定的巨寄生关系同等重要，并且非常耗时。因此，对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适应极有可能与中国社会和技术上的显著转型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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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巨寄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较晚。

直到公元前3 世纪末期，中国政治—军事的稳定性格局才算建立起来。在此之前，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最后整个中国被一个半开化的国家—秦国在公元前221 年统一了。

而到了古代中国巨型寄生平衡的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1年），中国农民已有400 年耕作稻田的历史了。如此长的时间，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让灌溉农业的流行病在黄河流域稳定下来。

当中国农民从半干旱的黄土环境转为稻田里长时期的涉水劳作时，这种转变肯定会带来些显著的变化。但事实是，不管传染病如何盛行，新的传染方式都没有阻止人口的稳定增长，否则国家将得不到足够的人力用于不断扩大的堤坝和水渠网的修筑和维护，更不必说用于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战争了。

所以，当稳定的帝国政府所需要的统治、道德基础和工程技术在公元前3 世纪末期日益完善时，除了疾病的障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因素能阻止华中和华南的快速开发了。

而中国移民却是在5-6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定居，这一事实只能凸显疫病障碍的巨大。简言之，是来自干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南方在人口上无法迅速地发展起来。虽然，所有这些说法都还只是抽象的推断。

即便谁也不能指望后代学者能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但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多少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

比如，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45—前87 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就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早年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自游历该地区。此后的一些文献中，也会提到，南方之地对人的健康不利，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常开列一些新奇药方。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却高得出奇。

古人经常会觉得，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其中，像我们常提的疟疾和血吸虫病都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事实上它可能也是构成早期中国南扩的主要障碍。同时，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与黄热病有关，尽管致命性在现代变低）也影响着中国南部。

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静等着北来的没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罗网。中国19世纪的本草学提到几种有效的退烧剂，甚至在欧洲医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与进口的奎宁（Quinine）并驾齐驱。

此外，血吸虫病也是现代华南和华中的一大卫生问题。它的分布也可能与气候界线相符。近期考古发现了一具确定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的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这也证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长江流域发展到类似北方的水平以前，这种疾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总之，在大约公元前600 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政治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

大约公元前200 年以后，他们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当稳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层次上，出现于公元元年前后的调整尚在南部广大地区进行着。但从公元前211年或更早，直到汉消亡后，处于中国政治覆盖下的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因疾病造成的障碍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豆瓣点评

《瘟疫与人》读后：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409535/

 雅典瘟疫摧毁雅典文明：https://www.sohu.com/a/392560891_75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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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视角看瘟疫《瘟疫与人》：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424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