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年纪事

作者: 丹尼尔·笛福

十七世纪的欧洲，医学条件落後，瘟疫到来时，「鬼神论」和「天降报应论」仍然当道，而对疫情控制，强制性的残酷隔离则是万灵丹。那个时代的隔离，乃是将被认为已罹病者囚禁在自家中，形同让他们集体自生自灭。而郊区之富人或者举家落跑，或者即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有较大的幸运。《大疫年纪事》，尽管通篇一气呵成，但实质上则有三大重点，瘟疫初的「鬼神想像」，控制期间的实况，以及作者本身的瘟疫现象之评价。在「鬼神想像」方面，我们可发现到《新约·启示录》里的「四骑士」意象，长期以来皆主宰著西方的「灾难论述」，对瘟疫尤然。伦敦瘟疫前和初，有人看到天空有剑指向伦敦城，慧尾掠空，有鬼怪穿过教堂墓园，甚至有人看到天空有灵柩棺木成行经过，小说的叙述者甚至看到一群人齐聚，抬头望天，声称看到各种异象，而他抬头则除了云彩外，一无所见，至於民间猛出预言小册及各类符咒，也都被作者拒斥，早期基督教唯理主义的价值观，可谓显现无遗。在那个时代，能有如此识见，洵属不凡。https://book.douban.com

书籍图册

在疫情控制的隔离手段上，未书之惨恻实在让人难以卒读，狄福广搜具体资料，将各阶段死亡数字一一汇整，将穷人被居家囚禁的惨状，以及乱葬岗式的掩埋死者也详细记述。还包括了社会失序的暴行、公权力执行者的残暴等都写进了故事中。狄福的小说写作，其实也等於印证了「压迫在预防隔离中」的道理。至於在作者评价部分，十七世纪英国新教的人道主义则做了详细的铺陈。由《大疫年纪事》，现代医学发生前的那种以道德和理性论述瘟疫问题的进步思想，可谓已极清晰。这部作品在价值上，成了後来几乎所有瘟疫文学的共同基础。这也是个人将《大疫年纪事》视为瘟疫文学首选作品的原因。而《大疫年纪事》，当然也可以和与其同时，被认为是英国「日记文学」最重要的倍比士（Samuel Pepys）所写的《日记》相互参证。

第一本瘟疫文学，则当非以《鲁宾逊漂流记》闻名的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所著的《大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莫属，它可能是第一部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创作。它写的是一六六五年的伦敦鼠疫，那次鼠疫也横扫了全欧。狄福在之举学上乃是「第三人称现在式」这种纪实文体的先驱人物，也是西方小说进化过程中的奠基者，他创造了「比纪实报导还真实」的小说。他写《大疫年纪事》时，现代预防医学犹未萌芽，但这样的限制，反而使得这本小说有了最坚固的瘟疫观察之内容，也显示出那个时代基督新教唯理人道主义的进取面貌。英国名作家布吉斯（Anthony Burgess）在为该书企鹅版所写的导读中，即评价它为历史内容和创造想像两相得兼之杰作，这并非虚誉。

笛福出版于1722年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伦敦1664-1665年大瘟疫的惨象，告诉我们这段黑暗恐怖的历史。让伦敦数以万计的人痛不欲生的瘟病，是一种腺鼠疫，染上此病的人，身上会出现所谓的“标记”（token），然后头痛，呕吐，往往很快死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染上了病，在街上行走或在集市里购物时，突然倒毙，被人扒开衣服，发现身上布满“标记”。患者通常是在脖颈、腋窝和外阴部出现这种“标记”，也就是黑色小肿块，“其实是坏疽斑点，或者说是坏死的肉，结成一颗颗小瘤，宽如一便士小银币”。这是史书中屡屡描述的欧洲“黑死病”症状。

      今天读来，尤其是在新冠肺炎肆虐的时段里，仍然有一定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作者提到为什么瘟疫会流行。一开始大家觉得是病人传染给了健康的人，于是把病人隔离了起来，但是发现疫病还是急速蔓延，造成恐慌。后来找出了肆意蔓延的原因:那些看似健康的病人家属，可能沾染了瘟疫，并且不自知，他们携带着瘟疫到处走动而不为人察觉，知道感染了更多的人。也就是病人好防，但是那些瘟疫的携带者又没有发病的人是不好防的。这种被我们定义为:疑似患者。其实也是需要隔离至少1-2周以上的。根据作者叙述，瘟疫的大概路径:发现一例病例→发现几例→发现聚集性发病→大爆发，在此过程中，第二代被感染者可以找到跟第一代的接触史，第三代也可以追溯接触史，再往下发展就比较混乱了，因为其中早期携带而未发病的人的运行轨迹有时难以确定。所以在新冠的控制中，也是发现了仅仅隔离病人是不行的，有很多后来病例没有到过疫区，没有直接接触过病人，那么如何发病，只能是不经意间接触了病毒携带者。所以最后采取了封城。让居民居家隔离，减少传播途径。并且在中期以后开始建立大型方舱医院把轻症的患者也集中治疗，又严格排查让疑似也隔离观察，让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这样把传播途径牢牢把控，才得以控制局面。那目前确诊病例天天下降，是不是到了拐点了呢？这个书中也有所设计，当伦敦每日统计的死亡人数下降时，大家都以为瘟疫得到遏制，于是开始大意，开始出门聚会购物，闲逛，这直接导致了死亡病例的反复。那对于新冠，现在也是处于这个阶段，所以还是要减少出门，加强防护，以防倒戈。

        作者写到，伦敦有些地区的瘟疫到来的晚一些。当地区的人便自以为自己受到上帝的护佑，不会染病。于是放松了防护，随意外出，还收留外逃的人，于是很快就开始染病了。在瘟疫当中哪些人可以幸免于难呢？先不说自身体质问题。就是那些未雨绸缪，小心谨慎的人最终获胜的几率高些。他们早早在家中做了储备，够吃几个月的余粮.之后就是封闭自己家的门，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尽量不与他人接触。但有这些条件的人多为富人。而那些靠打工在伦敦城里立足的工匠、仆人、小生意人、学徒等此时由于没有固定住所，又被主人辞退和驱赶变得无家可归，逃又没地方去，留下就是等死。作者提到，那些逃出去的穷人多半由于村民拒绝救济而饿死冻死或染其他疾病而死。他提到了三个结伴成功出逃，又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人，一个面包师、老兵和木匠。他们三个之所以得以挺到最后，是因为他们事前有计划，并携带了必需品，又在沿途用智慧跟当地人周旋，最终得以暂时安身。

        对于那些从城里逃出去并携带瘟疫的人，人们是避之而不及的。人们都觉得那是人性的至暗时刻，就是我不得活，你也不得活，的人性邪恶的灵魂在作祟。但是作者却不苟同，他觉得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言，是当时的人们在为自己的冷漠态度找的借口，因为他们不接纳那些求助的人，而另一方面，其实伦敦市的的人其实在尽力做到有条不紊应对瘟疫，想尽办法不把瘟疫传给他人。之所以那些投靠亲戚的人将瘟疫带给了恩人，是他们也始料不及的，不乐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