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朗

　　1937年，斯特朗决定回到中国，因为“中国人民终于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了，而这是对人类前途最重要的革命斗争”。这一年斯特朗52岁，此行是她第三次访华。　　

    12月初，斯特朗登上了从威尼斯经香港到汉口的远洋班轮，她为登上船主是法西斯意大利人的班轮去远航而烦恼，但这是当时能够采取的最快的方式。　　

    斯特朗想方设法从香港下了船，乘上了飞往汉口的德国飞机。汉口是当时中国的临时首都。这时的汉口，在斯特朗笔下是“一片混乱的人间悲惨局面”：千千万万的人为了躲避日本人而逃难，堵塞了公路、水路和铁路；城里满街都是难民，他们到处寻找食物、住处和失去的亲人。虽然如此，斯特朗感到，中国人民并没有气馁。她在汉口时经常听人

　　1938年3月，斯特朗回国。1940年12月底她又飞抵战时陪都——重庆。在重庆，斯特朗遇见了路易·艾黎、埃文斯·卡尔逊和爱泼斯坦，他们使她了解到中国的许多情况和更多的新四军的背景情况。她还碰到了李公仆——在阎锡山专列上的同车厢车友，李公仆请她参加了一个知识界头面人物的会议，并请她介绍有关党派结盟的情况，在这个会议上，李公仆给斯特朗起了个中文姓名“史特朗”，他解释说：“她是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6年后斯特朗才发现，这次会议不仅产生了她的中国姓名，还在她的帮助下，产生了民主同盟——一个加快新中国诞生的关键性政党。　　

    在重庆的每一天都使她受益匪浅。但使她受益最深，也是最重要的，还是与周恩来的几次深夜交谈。第一次交谈，周恩来透露说，最近两年来，蒋介石的将领们不断加剧同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的武装冲突。他打算就这些冲突，向斯特朗作详尽的说明。周恩来说：“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材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我们不希望过早的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材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在他们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前，周恩来把一篇长达26页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交给了斯特朗，嘱咐她按照他所交代的做法行事。斯特朗接受了这一任务，把这种信任和重托视为珍贵的荣誉。　　

    在回美国的途中，斯特朗继续在广播中听到些消息——他们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1942年2月初，斯特朗接到一封来自马尼拉的未署名的航空信件，信中简单地说：“发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时机已经到来。”信封内还装有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全文，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声明列举出重庆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纳粹法西斯轴心国的15点阴谋计划。航空信件是1月26日发出的，她收到信件时，15点阴谋有些已经付诸实施了。斯特朗将材料迅速送到北美报业联盟，请他们安排发表，并应要求写好了评论文章。但发表这些材料和文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美国许多通讯社和报业人士从来不发表有利于共产党的任何报道，即使是对这样重要的独家新闻也不肯接受。最后，斯特朗设法把资料交给了一位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工作、名为巴恩斯的朋友，她的这位朋友欣喜若狂地在资料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一些内情报道，并由此获得了独家新闻的荣誉。这些报道马上传播开来，斯特朗后来才注意到，署名巴恩斯的文章，就是她所保存的唯一的“真正独家新闻”。此后，她在《亚美》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分析性文章。在短时间内，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过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特朗及时和准确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