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1970年12月26日生于香港。由于12月26日这一天在西方传统里被认为是“礼物节”，好打开于圣诞节所收到的礼物，所以梁文道自认是上帝送给人间的礼物。4个月大，他就去了台湾做其小留学生，直至中学生三年级因破坏学校建筑，并有黑社会少年接班人的嫌疑而被赶出校门为止。
　　至今其文章仍可见于《信报》及《明报》的专栏版；1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画等；曾于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现职商业一台总监、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凤凰卫视中文台《锵锵三人行》及电台节目《打书钉》主持。但梁文道也会在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头条新闻》做主持，也会在一些研讨中国内政的演讲中讲与在凤凰卫视不一样的言论。
　　商业一台总监梁文道一人分饰数角
　　在大陆出版文集：
　　《常识》，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执》，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噪声太多》，2009年，花城出版社
　　《读者》，2009，法律出版社
　　坐在商业电台的办公室中，梁文道的身份是商业一台总监，即负责制定商业一台的节目方针，可以将他认为受听众欢迎或吸引不到广告的节目随意加减的那一位；到午饭时分，他的身份却变成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锵锵三人行》的主持，利用短短两个钟为这个令他在国内打响知名度的清谈节目进行直播工作；晚上回到家中，他则利用仅有的时间，一面听喜欢的音乐，一面为报章上的文化地盘奋斗；而星期日晚，当你和我都呆在家中为星期一的忙碌生活作准备时，梁文道再次现身商台，身份却由总监变作《打书钉》主持，开咪教大家看书之道。
　　梁文道一人分饰数角的身份，除以上的总监、主持、作家外，还有绿色和平董事、牛棚书院院长、艺术发展局顾问及大学讲师。这个四个月大被送到台湾的人，在台湾教育的浸润下，很爱国，极度崇拜孙中山；至中四返港后才发觉心目中的伟人蒋中正原来另有别名蒋介石，且被人称为魔头、军阀及独裁者，从此学会以多角度看事物，亦造就了他今天的事业发展方针。
　　对于梁文道的印象，始于凤凰卫视中文台《铿锵三人行》这个清谈节目，经常见他跟另外两位主持，大大声不停口的讲讲讲，甚么都讨论一番，好一副“口水佬”格局，跟节目名互相呼应。亦因为他的一口流利普通话，一直以为他是来自大陆或台湾，直至他当起商业一台总监，才知道这个在荧光幕上以普通话雄辩滔滔的人，原来切切实实是个香港人。

       梁文道的童年，是很多70年代贫困家庭的典型生活写照之一。因为家贫，父母要出外工作求温饱，在请不起保姆照顾一名只得四个月大的男婴的情况下，最后选择将男婴交托给外公外婆抚养，唯一不同的，是他的外公外婆身在像近又像远的台湾，梁的父母不能随时付出一元八角搭巴士探望他。或者因为还未及懂事已被送离父母身边，梁文道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童年缺憾，还用“好free”去形容他的童年。“对老人家来说，有个孙仔跟他们生活是一件开心事，因此他们把我照顾得好好，再加上初中时过了三年的寄宿生活，因而变得非常独立。”
　　回忆童年片段，全家均为天主教徒的梁文道，特别难忘小学时的教学模式。“当时入读那间天主教小学的规模虽然很细，各年级都只得一班，老师来来去去亦只得几个，但却很开放；二三年级时，老师已开始要求学生轮流分组当老师教书，他们则从旁协助，从而培养出学生自我学习、发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到了中学，神父亦会跟我们讨论哲学问题，他们是十分注重知识训练的。”梁文道自言，其语文基础，便是靠小学开始阅读大量书籍及报纸而成，还有外公对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四书》等，令他从小养成爱读书、爱思考的习惯，“是他令我学会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基础教育及价值观”。

        或许受到不同政治环境的影响，60、70年代甚至80年代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中成长的小朋友，很少会被培养出一份爱国心。梁文道则相反，在台湾的教育制度下，令他变得很爱国；从小已是一个民族主意很强的人，爱台湾、爱中华民国、崇拜孙中山，纵然由始至终，台湾人都视他们为外省人。“我们这些外省人很多时只会跟外省人联络做朋友，这群人口中的中国，是一个已经失去了再也找不到的大中国，他们仍然将北京讲成北平，怀念早餐食用的豆汁、听京剧，看梁实秋那些以20、30年代北京作背景的书，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国时期，我便是一个浸淫在旧中华民国文化中成长的人。”
　　直至升读中三那年暑假返香港，有机会接触到国内的刊物，感觉开始有点不对劲，到中四返香港读书，对中华民国的犟烈民族情绪，更在一夜之间崩溃。“原来自己过去在台湾所读的中国文学及历史只是残缺的一部分，很多已认识的中国历史原来是另一回事，再看国内的历史书籍，亦有它的问题，只有在香港，你才可以看到两边的问题，于是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对中国的认识及感情，是建立在一个甚么的基础上？”
　　“是香港启蒙了我！”梁文道道。

       梁文道说过，初中时是一个坏透的学生，成绩差、操行差，非常反叛，就算父母没将他送到台湾去，他认为自己仍然是个反叛的人。梁文道的反叛，从台湾回到香港，一直都没改变过，只不过随著思想及环境的改变，反叛形式从过去的拳头交过渡成有文化的反叛。17岁在应付高等程度会考（即现时的高级补充程度会考）的同时，投稿《信报》的文化版，撰写剧评，据说还挑起了一番笔战。考试将近还像火麒麟周身瘾，梁文道说并不是写作有特别的魔力，只是他不吐不快，想透过文字将自己的意见抒发出来，“写作亦是我逃离学校、制度及生活的一个outlet（出口）。”梁文道说，“闷”是他渴望逃离的原因，从小过已讨厌活在任何制度下，不满自己像行尸走肉的他，根本没想过自己到底想要甚么形式的生活，只因为他觉得长远的目标实在太不切实际。
　　跟报章杂志上看到的一样，叛逆青年总喜欢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举动作为逃离现实的出口，而梁文道最经典的一幕，莫过于在1989年正在大学修读一年级的他为抗议“四个坚持”，竟于维园的民主艺坛中脱下裤子坐在痰罐上跟警察对峙，令他于学界一脱成名。十多年后回看这一脱，“做得不错！”他大笑着。“这是一件需要勇气去做的事，当初我并没想过会除裤，但去到那个位却变成一脉相承的动作。对于当年10多岁的我，那一刻能有这般冷静及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个人意见的事，感觉很骄傲，是今日未必做得到的。”他还笑言，这件经天动地的事，梁妈妈还是数日后透过麻雀脚通风报信才知晓，家人对他的出位举止亦见怪不怪。

       这个怕闷又带点离经叛道的人，曾认为读大学与否是一件没所谓的事，但在哲学系，在三级荣誉毕业的成绩下，仍然获得文学院院长写信推荐，“奇迹地”考入研究院做研究生兼职助教，似乎连上天都有意将这个人重新扶入正轨。不过这个说自己是很有心从事有关学术性工作的人，虽然已将短至两年的课程，拖长至四年修读，但捱到最后一刻，却因为外出太多工作，始终不能完成毕业论文，是遗憾吗？他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因为从中我认清自己两个缺点，一是野心太多，我想自己为毕业论文而搜集的资料，足够作几篇之用；二是缺乏纪律，纪律对从事学术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在掌握时间方面却很差。”做不成硕士，梁文道却没有放弃学术方面的工作，曾在香港大学及理工大学担任讲师，阔别了大学校园已超过半年的他，已计划于2月重投理工大学设计系的怀抱，重执教鞭教授文化理论、艺术教育及设计理论。

      《阿飞正传》中，旭仔自言是只无脚的雀仔，没地方可让他停留下来。加入商台前，梁文道从未做过一份要坐office，返朝九晚六的长工，就算工作了五年的凤凰卫视，亦只做过七个月合约长工，一星期只需返两日半，活像一只无脚的雀仔。这样的生活，与跟他同年约30出头，未毕业已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的人比较，梁文道确是特别过人。他解释：“我是读哲学的，选得这一科，根本没得担忧，想得清楚一点，可以从事学术工作，但因为我成绩差，毕业后便到一间小学的下午校做了半年代课老师，每日由大埔踩单车到沙田上课，日子过得很快乐。”去年从自由人摇身一变成为商业一台总监，这只无脚的雀仔似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他却说自己还有很多事未做，加入商台并不代表想从此停下来，“我从不考虑自己可以做甚么职业，因为对我来说，只要符合两个条件，甚么职业都可以做，一是必须是自己喜欢的；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
　　说到理想，这只声言自己从不会想得太远的雀，突然变得很认真，还将理想分为大围及个人两方面，“大围的理想，其实抽象又虚幻，对我来说却很具体，就是如何协助香港及中国变得更加好。我觉得自己过去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像我主持的清谈电视节目，针对对象是国内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商家，节目中我跟他们讨论环保问题、功能问题及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等，只想增犟他们的鉴定能力，学习以多角度看一件事物。”又正如他搞牛棚书院，目的只想为香港建立一个更开放及更有知识的团体；写稿则希望参与文化政策讨论及时事批论，令香港变成一个更开放、民主及自由的社会。“虽然外间人会觉得我所做的事很散，甚至互不相干，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朝著同一个方向，商业一台总监一职，只是朝方向迈进多一步。”

      梁文道希望透过传媒这巨大的力量，为香港及中国做点事，而选择成为商业一台这个全香港收听率最高电台的总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足以证明他并不是自己口中没有长远目标的人。半年过后，在梁文道监督下的商业一台，有人觉得它中产了，但他并不喜欢“中产”这个两个字，“应该是思考及关心的范围都大了，虽然只是一些细微细眼的东西，但有impact（冲击）。”令到他著意扩阔香港人目光的原因，是因为他发觉过去十几年间，香港人的眼光愈来愈向内萎缩，“报纸的国际版一直减少，香港人对国际事务的关心程度亦愈来愈低，对历史没兴趣。”就如有大学教授跟他说，有次给一班一、二年级的学生播放《舒特拉的名单》，在之后的讨论会上，竟然有几位学生问：“原来德国人曾杀犹太人？”他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他认为，虽然已为一台加插了一些充满思考性的节目，如陶杰主持以扩阔国际视野为题的《光明顶》；介绍国内社会潮流的《亲中派对》；余若薇主持的政论节目《薇言大志》以及他主持的《打书钉》等，但改变还未足够，跟心目中的目标依然有一大段距离。因此他还将目光放到培育新一代政治评论员，即将在《薇言大志》节目中找来10个十多廿岁不同背景的年轻人，让他们在节目中开咪谈政治，在报章专栏中发表政见。

       一直想知，像梁文道这类书评人，是否只会选择一些他认为是好的书籍才看，答案是：“我已经尽量选择，但问题是世上实在有太多质素好、作者又花了很多精神和时间去写的书，只看好书，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更何况在工作需要下，必须去看一些坏书，去了解现今香港人的思想及潮流。”什么是坏书？梁文道说可以是一些质素很差但畅销的书，“每次要阅读这些坏书，都会把它当作报纸的资讯来看。”或许这感觉会好一点吧！好与坏这问题，亦引伸到他对香港出版界及传媒的狠评，“香港出版界的现况有点像台湾，关心的题材都很内向、很本地化，书籍稍为偏离本地化的主题，便立即滞销，好弊！”
　　一旦打开话题，梁文道便滔滔不绝，大谈香港的简体书市场愈趋蓬勃是因为大家的英语水平下降，只有选择简体版的外国翻译书；当香港报纸只懂上网抄袭皇马消息，国内的《足球周刊》却已亲身访问球会会长，面对此困局，他不脱评论家的本色，“从现在起，所有从事创作的人，一定要调整做事的心态，再不能单单考虑香港市场，而是整个大中华，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去扩阔市场。”见他满怀大智的模样，最后忍不住问他，对自己或香港的前景有甚么抱负，他却宁愿以下一步要求来代替抱负，“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不会停下来，对所有事物及观念更加开放的人，自己不停改变之馀，亦可以改变到人。”这个大得像抱负的下一步，实在不是常人能担负得起，梁文道能否有这份能耐？我想他也希望可尽快等到答案揭盅的一日！

       夸媒体的满足感
　　作为一名夸媒体文化人，现时梁文道每日约有五至六小时的睡眠时间，工作多平常人数倍的他，睡眠时间却少别人三分之一，令他坚持下去的动力，相信是来自各方面空间的满足感。“做电视的接触范围最大、最轻松，基本上想到甚么便可以说；至于写作，则需要苦心经营，却可以将自己所想的东西，深入地一步步向前推进，而且清楚知道文章是针对甚么人；做电台的状态最intimate（亲密），只见到节目拍挡，像两个人倾偈一样，可以说一些比较个人的话。”我没有涉足过其他媒体，不知其感觉，却绝对赞同他说写作需苦心经营的这番话，因为在2004年1月19日晚，只睡得六小时的，除了梁文道，还有刚刚完成这篇稿的我！
　　梁文道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发表评论，对美国竟选其实很大程度靠修辞这一点发表观感，文章浅显易读，是他一贯记者行文风格（见梁文道：奥巴马的胜利是修辞学的胜利）
　　著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常识》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自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