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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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飘萍 |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
烈士，因直言敢谏开罪直奉军阀，于1926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原北京平民大学和国立法政大学教授及原务本女子大学校长。五四运动实际发起人，著名新闻工作者，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
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4岁考中秀才，19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后，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两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又与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1920年后，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并赞颂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下，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作了大量的报道。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
邵飘萍被人称为“新闻全才”。北京大官本讨厌见记者，邵飘萍却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如他夜探总理府，虚访美使馆，独家新闻总是被他抢到。邵飘萍风流倜傥，慷慨豪爽，善于言辞，广泛交游，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他都靠得拢，谈得来。他重交情，讲排场，经常在酒楼饭馆宴请宾客，以期从客人的谈话中捕捉信息。
邵飘萍已成为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名字，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他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著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所著的《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等,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著作。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棘手，快笔如刀”等等。更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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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飘萍故居 |
1886年10月11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
邵飘萍故居1902年中秀才
1906年秋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在校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稿，被聘为该报特约通讯员。
1909年毕业后。回金华任中学教员。
1912年到杭州与杭辛斋合作主办《汉民日报》，任主编，经常在报上揭露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丑行，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加以抨击。
1914年，袁世凯下令封闭《汉民日报》，邵被捕，后经营救出狱，流亡日本，入法政学校读书，并组织东京通讯社。
1915年， 外国报纸：透露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邵立即向国内报道，予以揭露。
1916年春，回国担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后任《申报》驻北平特派员，在《申报》的叫北平特别通讯”栏内大胆揭露北洋军间的丑行。
1918年7月，在北平创办新闻编译社。10月又创办 《京报》。
1919年“五四”运动时，激于爱国义愤，在《京报》上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棋瑞政府。报纸因而被封·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20年下半年，段棋瑞政府倒台，邵回到北京，恢复《京报》，并与徐宝璜一起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开讲新闻采访课。
1923年，又在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同一课程。
1924年，在北平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以及报纸经营问题。
1925年，孙中山北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邵在《京报》上刊登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的照片，冠以“全国景仰之孙中山先生”标题。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积极支持反帝反军阀斗争，前此，他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和郭松林倒戈反奉系军阀的行动，因而遭到奉系军阀的忌恨。
1926年4月26日凌晨，年仅40岁的著名报人、《京报》创办人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父子杀害于北京天桥。毛泽东对邵飘萍的评价：“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 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
2 他说：“吾人既为中国之从事新闻业者，决不能谓闻学之进步须坐待夫新闻业之进步。尤不能谓新闻业之进步，须坐待社会之进步而始进步也。”因此他主张：“依愚之私见，新闻与人生之关系，既如此之密切，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设立新闻系。”
3 他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