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里斯特
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1891-1 957），当代最重要的医学史家之一，是把社会史的方法和路径引入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
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瑞士人家庭，1917年在苏黎世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在瑞士军队中从事过一段时期的医学服务之后，便投身于医学史的研究，先后执教于苏黎世大学和莱比锡大学。
1931年，西格里斯特移居美国，作为医学史客座教授加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次年接任韦尔奇教授，执掌这一领域的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直至1947年退休。
他的主要著作有：《人与医学》（Man and Meaicine）、《文明与疾病》（Civilization and Disease，即本书）、《伟大的医生》（The Great Doctors），以及未完成的8卷本巨著《医学史》（A History of Medicine）
《疾病的文化史》封面
对个人而言，疾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而且还是一段经历，它很可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你的整个一生都有影响。
疾病有时候不仅仅袭击单独的个人，而且还袭击整个群体；或是流行病的为害一时，或是地方病的长期肆虐。
疾病不仅遍及整个文明史，而且早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普遍存在。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假设：疾病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一直以来就存在超出任何生物体的适应能力的刺激。
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法律试图控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得不把病人考虑在内。如果不处理疾病和痛苦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宗教和哲学就不可能解释世界，文学和艺术也不可能充分地再现世界。而且，人类一直在努力通过科学来掌控大自然，而征服疾病始终是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找到这本书，源于一个设想。因为在医院工作的关系，发现不少人在大病康复之后，或多或少会在人生态度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变得更加超脱、淡然。这让我想到，疾病对一个人的影响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而且可能还不是潜移默化式的，而是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心理体验的影响。可以推想，当疾病发生在艺术家、哲学家或者君王的身上，将会给人类社会打上怎样的印记？
按照这个思路，找到了这本书——《疾病的文化史》。作者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1891-1957），美国著名的医学史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是将社会史的方法和路径引入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作者以跨学科的纵横捭阖，将读者领进一片少人问津的历史的旷野中。七千年的人类文明演进，疾病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自始至终挥之不去的角色，甚至在很多时候还会跳出来主导一下发展进程。“对个人而言，疾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而且还是一段经历，它很可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你的整个一生都有影响。既然人是文明的创造者，那么，疾病通过影响人的生活和行为，从而也影响着他的创造。” 疾病仿佛人类的胎记，与生俱来，不容争辩。不论地位、种族，在疾病的面前似乎只有听任摆布。有时历史的拐点也因此发生转折。一项始于２００１年的由美国人史蒂芬·塔尔蒂（ＳｔｅｐｈａｎＴａｌｔｙ）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再次印证疾病对历史转折的贡献。1812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征讨俄国惨败而归，最可怕的对手并非俄国人，而是斑疹伤寒，它以每天解决6000名法国士兵的速度击败了天才的拿破仑，直接改写了欧洲近代史。
“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法律试图控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得不把病人考虑在内。如果不处理疾病和痛苦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宗教和哲学就不可能解释世界，文学和艺术也不可能充分地再现世界。”疾病好像佛洛依德所说的“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打上烙印。鼠疫两次横扫中世纪的欧洲，持续200多年，几乎杀掉一半欧洲人，给欧洲带来了长达数百年的社会心理问题。死亡的惨烈有时让人不寒而栗，甚至1386年的维也纳城仅有5人从鼠疫中幸存，巨大的恐惧和无助使得人们对上帝的全知全能产生了怀疑，社会普遍存在“活在当下“的生存哲学，文艺复兴的社会心理基础由此形成。绘画的主题也从宗教场景逐渐让位于以对现实的描绘。鼠疫与文学同样密不可分。黑死病大流行的时候薄伽丘正在佛罗伦萨——黑死病传播最严重的城市。文艺复兴的旗帜性巨著——《十日谈》就是直接以这场瘟疫为题材，可见这场恐怖的瘟疫对作家影响之深。欧洲的不少法律溯源也与之有关，如检疫隔离（quarantine），是源自中世纪最重要的鼠疫等流行病预防措施，其观念沿用至今。而犹太人在当时被错误地认为是瘟疫传播者而大加屠戮，直到二十世纪仍然影响着一些欧洲的种族主义者。又比如疾病对艺术的影响。除了大家熟悉的梵高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外，格列柯（1514-1614，西班牙著名画家）患有散光，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很长且扭曲。画家华托（1684～1721）一辈子都是结核病患者，当时结核病还无法治愈，“因此他的画有很多无忧无虑嬉戏的优雅女士、意大利喜剧演员、勇武的士兵。这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被无情地排除在外的那种生活的向往，表达了一个知道自己的生活注定在劫难逃的病人的情感喷发。”2001年，荷兰一名叫费拉里的神经病学家指出：毕加索之所以能绘出抽象画，是源于他当年身患一种罕见的偏头痛，那些抽象画很可能是他发病时看到的影像。看来，疾病影响着艺术，现在仍有新的证据。
西格里斯特博士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是1942年，稍留意一下历史纪年就会知道当时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在本书的结语中作者写道：“当所有的智力资源、人工技能和自然财富似乎都被动员起来用于毁灭文明的时候，写这样一本关于文明的书似乎是徒劳无益的。然而，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现象，向原始野性倒退的事情注定要发生。在短短500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实现了很多，我们创造出了炸弹无法摧毁的文化价值。这个世界比过去更自由，更公正，更健康然而还远远不够……”
西格里斯特博士拥有渊博的医学史知识，而且通过他在全世界很多不同国家的旅行和逗留，获得了大量的个人经验，这使得他对医学与文化史的理解更加独特和深刻。本书的贡献不仅在于为我们揭示了整体文明与疾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包括更为详尽的疾病与经济、社会、法律、历史、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还能够从书中体会到作者作为医学家的人文情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西格里斯特博士以他科学的冷静和对生命的悲悯，致力于开启一扇从医学的角度研究整个文明史脉络的大门，以至于70年后的人们重读此书，仍能感受到那份穿越了时间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