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

《归途列车》简介编辑本段 回目录

“我们背井离乡，老人和孩子都在老家。如果一家人连过年都不能团聚，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无数中国民工的心声。他们每年经历浩浩荡荡的“春运”从家乡赶往城市。《归途列车》跟随张昌华一家三年来春节期间返家探亲的历程，呈现农民工的艰辛、亲情与生计间的矛盾。

国家: 中国，加拿大
年份: 2009
片长: 87分钟
语言: 普通话/四川话
字幕: 英语/汉语

制作团队:
导演: 范立欣
制片人: Mila Aung-Thwin, Daniel Cross, Bob Moore, Qi Zhao
剪辑: Olivier Alary
摄影: 孙少光，范立欣
音乐: Liming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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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列车》导演履历编辑本段 回目录

范立欣，男，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21岁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院英文系，从98年起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任新闻记者，06年移民加拿大，加入以现实反映全球社会政治问题为己任的纪录片摄制公司EyeSteelFilm。2006年，范立欣在中国协助拍摄纪录片《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而《归途列车》是他导演的第一部纪录长片。2003年，范立欣和武汉电视台陈伟军导演共同制作了反映中国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引起极大反响。在这之后，他意识到通过纪录片这种媒介，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思考、自由发言，更加直接地参与和影响社会的进程。之后，范立欣来到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名摄影师兼记者。在工作之余，他仍热衷于纪录片的创作，不断积累专业知识和技巧。

归途列车

如今，范立欣以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纪录片电影人。

《归途列车》剧情梗概编辑本段 回目录

归途列车

每到冬逝春临时节，全国铁路便陷入集体的大混乱，数以千万在异乡的农民工便如候鸟一般，踏上返家的旅程。在疯狂的经济大潮冲击下，这是他们大多数人奔波劳碌生活中，每年唯一一次的放纵和狂欢，唯一一次全身心的放松与休息；也是他们固守着的，不被言说的情感底线——赶上末班的列车，过年回家。这也是现代中国特有的风景——一个在传统和发展中挣扎着前进的中国。旅加华人导演范立欣历经三年，用镜头纪录了来自四川的一对农民工夫妇外出打工的经历，展现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背后普通小人物的辛酸和眼泪。16年前，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俩跟随打工潮，离乡背井去往广州打工。对于他们而言，唯一的希望与安慰就是能够用辛苦赚来的微薄收入抚育他们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孩子们能读书有朝一日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然而，由于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无暇顾家，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以激烈的叛逆行为宣告了对父母的抗议，无情地宣判了父母梦想的破灭。张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的外出打工妹，从广州的服装厂到深圳的夜店，女儿的一次次选择刺痛了父母的心。　　

《归途列车》评价编辑本段 回目录

这部关于中国农民工每年从城市回到乡下农村老家过年的“英雄般的旅程”的影片，让评委们一直认同它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影片，真实地反应了一个与全世界相关的课题”，由此得到12，500欧元的奖金；这部影片同时也受到过阿姆斯特丹影展所有的Jan Vrijman基金的支持。

《时代》对中国农民工是宏观评述：“他们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归途列车》则让我们看到这所谓历史性成就的背后，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工家庭究竟在付出怎样的代价。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出炉。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身后，是“Chinese Worker”。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2009年中国的“保八”目标看似白日梦，但中国最终做到了，并且由此刺激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这该归功于谁？《时代》认为是“数千万背井离乡且多数是抛下家庭，去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打工的中国工人”。

纪录片《归途列车》里的农民工编辑本段 回目录

“如果有得选，他们不会只在春节回家。”

《归途列车》里，正值叛逆期的女儿张琴，因父母长年离家感情疏远，不听父亲劝阻，辍学到了广东的另一家成衣厂工作

车票·路子
“中国有1.3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的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归途列车》的引子，这样的字幕配着2008年初广州火车站拥挤的人群。
2006年冬天，广州的一处城中村，赤膊的工人把一个个纸箱堆在街边，镜头停在纸箱上的“MADE　IN　CHINA”；在张哥和陈姐打工的车衣厂，嘈杂的机器声中，两个孩子躺在一边工作台上的衣料堆旁酣睡。
2007年初，三年没回家的张哥陈姐，连着好几天去火车站，却还是买不到座票。老张脸上是竭力克制的焦虑。《归途列车》摄制组有四个人，因为拍摄得到广州火车站的协助，他们早已买到车票。但他们不能帮这对打工夫妻解决车票，必须跟着他们一次次去排队。老张夫妇知道这些“电视台的人”其实有路子。“他们太老实了，从没有向我要过任何帮助，尤其是爸爸，他的自尊非常令人敬佩。”导演范立欣说。因为不知道张哥哪天才能买到票，摄制组其实在很早之前就买了同一车次连续三天的车票，确保能和他们一起上火车。
火车站售票处的拍摄让摄制组非常头疼。拍纪录片的总希望别引起注意，但在火车站他们总是引来围观，拍摄老张夫妇排队买票，还险些点引起骚乱。春运期间，排了两三天队的人到了售票口总是被告知没票，可是黄牛手上却有发往各地的车票，人们一肚子怨气。他们很自然地把摄制组当成了电视台的记者。“被误认为官方媒体的我们很容易成为失控情绪的发泄口。最后还是警察把我们从上百人的包围里解困出来。”摄影师孙少光自述道。

工厂·禁忌·肥婆裤
媒体始终是工厂的禁忌。老张夫妇所在的小工厂大约有四五十个工人，老板最早也是四川打工仔。“第一年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去工厂里面拍。”范立欣带着摄制组每天在工厂外徘徊，费尽口舌解释拍摄不会有任何伤害。差不多说了一个星期，最后让他们进去拍一天。
2007年，老张18岁的女儿张琴辍了学，到了广州新塘一家更大的制衣厂打工。范立欣几次请工厂主吃饭喝酒，甚至把当地市委书记也请到饭桌上“公关”。最后软磨硬泡，范立欣终于在张琴的宿舍拍摄了三次，在工厂拍了一次白班和一次夜班。
纪录片的画面充其量只能表现出简单而繁重的工作和简陋的工作环境，并没有深究到这些工人有没有社保，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一个小伙子坐在地上一堆牛仔裤旁做最后的修剪，他比划出肥大的裤腰，告诉摄影机这些裤子是出口的。“中国人两个都穿得进去，这种肥婆裤。美国人又肥又大。”
范立欣要求摄制组像工人一样按时上班下班，即使没有可拍的内容也在车间里呆着。“他们还在工作，我们经常倒在他们的衣服堆上就睡着了。”摄制组用时间换取工人和老板对摄影机的适应，直到最后老板连发工钱也不避讳旁边的摄影机。

雪灾·兜圈子
“爸爸读的书比你们还少，有的事想得到也说不出来……尽量为自己的学习着想，将来能出人头地。”2007年春节的年夜饭，老张尽可能努力地叮嘱一对儿女。但这一年女儿还是辍学了，这让老张夫妇忧心忡忡。他们离家太久，连亲情意义的沟通也显得脆弱和笨拙。每一次去新塘看女儿，他们都小心翼翼地劝说她回家上学。
2008年春节前他们带着女儿一起回家，在广州火车站挤进了已经滞留4天的人海。
南方雪灾造成的铁路电力中断赶上了“春运”。范立欣记得当时报纸上说，还有60万人滞留在广场。铁栅栏把人海分隔成若干个格子，每隔几个小时让人群动一次.“那个镜头很痛苦，就像放牲口一样。其实哪儿也去不了，没车了，但是你没办法跟他解释清楚。”范立欣说，“人家一年就指望这一次回家看看，你告诉他没有车回去了，你说得了吗？他也不会听。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老站着，会乱。所以就兜圈子，兜了几天几夜。这个办法很让人伤心，但是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摄制组也挤在人流中，不敢开灯，只能很小心地偷偷拍。“一开灯大家知道记者来了，那个情况一旦失控真会出人命的。”
60万人的茫然和焦虑，即便是中国人，未曾亲历也很难想象。范立欣在广场上遇到了BBC、CNN等国外媒体，他们更难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老问我，怎么会有警察？怎么部队在那里？我就跟他们讲这些警察是在帮助他们。”
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女儿走散了，他想翻过一道栅栏去找她们，武警战士拦住了他。“你今天在那边站岗，明天你也和我一样走到社会上……”男人疲惫地论理。栅栏那边同样疲惫的小战士没有话，只是轻轻拍着栏杆上男人的手。

危机·别管我
女儿与父母间一直遮掩的矛盾，在火车站的煎熬里越来越露出苗头。一路坎坷地回到家，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问儿子的学习。母亲说起考虑回家，专心照顾儿子张阳上学。女儿却很不屑。她的冷嘲热讽终于激怒了老张，父女二人厮打起来。
这是纪录片里最激烈的一场。女儿张琴甚至对着摄影机喊：“你们不是要拍真实的我吗？这就是真实的我！”
范立欣在另一间屋，闻声赶来，被摄影师和录音师拦在门口。“摄影师认为这个场景很重要，拦了我一秒钟。”范立欣说，“进去的话，我是不是一个好的纪录片导演，是不是干预了我的角色生活？但是我们又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像是一家人，你能看着不管吗？”
这场架并没有打完，女儿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还嘴，导演终于在眼看又要打起来时冲进了房间。在剪辑时，范立欣仍然犹豫是否把这一段放进影片，他怕这家人将来看到，会格外难受。《归途列车》的剪辑师是薛美莲（Mary　Stephen），这位从1992年开始与法国新浪潮导演侯麦长期合作的电影人给了范立欣肯定的鼓励。“她说她能够理解，这对一家人来说会非常痛苦。但你已经拍了，在那一刻已经做了决定，虽然很难判定它的对错，你应该尊重这个决定。”
这一场爆发之后，一家人还是围坐在了年夜饭的桌边，格外的无奈。每个人的面孔，比片刻前的冲突更令人揪心。
夏天，张琴去了深圳，在一家夜总会做服务生。她和其他打工青年一起，在电视机前倒数北京奥运的开幕。老张夫妇还是回到广州的工厂。夏天之后，金融危机来了，张琴打工的制衣厂已经停工，车间里空空荡荡。老张所在的厂还有活可干，但工人也在谈论东莞的很多大的“外单厂”垮了，失业工人拿不到失业保险、养老保险。
老张夫妇讨论了很久，终于决定了让陈姐辞工回家。儿子上初中了，外婆老了，他们不愿看见儿子将来也像女儿那样辍学。2009年“春运”的广州站，老张把妻子送到进站口，默默地转身离开。

归途·站着说话不腰疼
《归途列车》里所有田园的镜头都是最美的，虽然中国的农村未必到处都像广安的回龙村那样山清水秀。城市人看到那样的画面，可能大多会疑问，为什么他们必须离开这么美的地方，去沿海城市拥挤、简陋的环境里打工。国外的很多观众的确也这样问了。
“我希望让观众在这一刻发现自己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范立欣说，“农村很漂亮，但是你不想想农村生活有多苦。你坐在电影院里看这个农村很美，但你不会愿意生活在那个地方的。我希望观众有这样一个自省的过程。”
移民加拿大之后，他看过大量经济报道和纪录片，他发现：“其实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全球化之后，中国处在产业链和经济链的最末端，再末端其实就是这些在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个月工作29天的工人。”
发达国家的优渥生活和中国农民工的生存努力之间，是一条复杂的经济链。链条的两端，彼此都不了解。
就像2008年老张夫妇回家的火车上，一个打工的青年对着镜头谈论西方消费观与自己的不同：“我一个月挣2000块，我要存1800；西方人挣2000块，他就花掉2000块甚至更多。他这样是给自己一个压力，更加努力地工作……”“让他们花更多钱的那个东西叫信用卡。”范立欣说。“人都想买便宜货，公司要竞争要降低成本，就把生产或者采购线放到更便宜的中国或者别的发展中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既能赚到外汇，又能拿到新的技术，又能解决很多人就业。其实有伦理观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坏事，但是中国的劳动力那么多，商人也想赚钱，道德力量很弱，又没有健全的法律，最后倒霉的就是农民工。”“我不是说别买中国货，你不买他们孩子饭都吃不了。我只想说不要忘记了你生活的背后有很多人在吃苦，你至少应该有感恩的心情。”在海外放映时，范立欣告诉观众。“归途”是范立欣想提的一个问题。“这个家庭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他们会回归到什么地方？农民工这个群体，未来在哪里？”

踏上“归途列车”——导演自述编辑本段 回目录

     在中国，每年春节前，两亿外来民工将由南部的沿海城市返回内陆农村；节日过后又将返程。一次性输送如此庞大数量的旅客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小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春运经历。”《归途列车》的导演范立欣说，“我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母亲则是一名会计师。我在武汉出生、长大、上学，只到20多岁才离开家乡，到北京进入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摄影师；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机会出去旅行。”到中央电视台工作后，因为工作需要，范立欣开始在全国各地奔波。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与许多不同阶层的人接触，也使他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当看到广大农村地区的穷困现实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和困扰，也常常因此觉得很悲痛：这个国家的百万外来民工明明是今天社会繁荣的基石，却缺乏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且长期忍受着与家族至亲分离的巨大痛苦。于是，我决定拍摄一部影片，用于记录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在变革中的国家里，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我总想尝试、经历多种不同的生命体验。”范立欣说，“2000年的时候，我决定申请移民加拿大。相比美国和欧洲，中国人似乎对加拿大有更好的印象，可以说每个中国人都深谙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当时，我还听说在加拿大拍片的话，可以获得艺术基金的支持。自然，最初我对加拿大的理解是非常有限并且极其简单的，但我深信加拿大是一个包容多样文化并平等对待它们的国家。这对当时的我而言，虽然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它最终把我引向了这个国家。”
    “我在2006年初抵达加拿大，首先面临的就是一切从零开始，对未来毫无确定。我住在多伦多近郊的士嘉宝地区的一间地下室，常常为了省下一点公车钱而拎着一周的生活必需品步行一个小时。但现在回想这段经历，它真正磨砺了我，也增加了我对于人生理解的深度与广度。”不久，范立欣在多伦多热门纪录片电影节上认识了EyeSteelFilm电影公司的制片人米拉和丹尼尔，还有导演张侨勇。当时EyeSteelFilm正在筹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的纪录片。在见面后他们一拍即合，摄制组立即启程来到中国重庆，开始了拍摄。范立欣当时作为协作制片人加入这个摄制组，这部纪录片就是日后在国际上获得众多奖项的关于三峡工程的纪录片《沿江而上》。在《沿江而上》的拍摄间隙中，范立欣在广州和附件城镇呆了近一个月，完成了对《归途列车》的第一次调研之旅。他在广州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工厂，四处寻访，最终遇到了影片中的张哥夫妇。他们来自四川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已经在广州工作了十七个年头。一开始，他们对于谈论自己的家庭生活显得非常谨慎，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和范立欣成为了朋友，并且最终成为了《归途列车》的主角。
    “在三年的摄制过程中，整个摄制组与这家人朝夕相处，似乎也变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一同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时努力保持中立、客观。但不得不承认，有很多次我还是会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在理智与情感间摇摆。比如当片中父亲失去控制，开始打骂女儿的时候，我们应该放下摄像机去帮助他们，还是应该继续捕捉这些画面，把这极度的情绪冲突展示在大荧幕上，以此激发出观众心灵的震动？这种针对从业人员的伦理困境一直是个矛盾且值得商榷的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每一个纪录片电影人所面临的终极问题。在不伤害拍摄对象的前提下，摄影师拍摄了整个过程，但最终我们还是冲入画面分开了这对父女。

   《归途列车》的拍摄历时三年多，大致分成三段：第一年，张哥夫妻第一次过年回家；第二年，一场大雪暴使得他们的回家之旅变得更加艰辛复杂；第三年，他们又遭遇了一场金融大风暴。从故事的角度，每一次“归家”在电影中都有其独特的意义：第一次旅途展示了在劳动力人口迁徙的时代背景下千里奔波于城市和农村的百万民工；第二次则更详细地说明了民工潮的庞大规模，也使家庭的戏剧冲突不断升级；而第三次归家旅途则将全球金融危机置入故事的大背景，也向观众说明了它是怎样进一步导致家庭的分崩离析。
从影片的拍摄到后期制作，范立欣导演一直在反复思索影片最终所要传达的信息。从一开始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境遇感到愤愤不平，到后期对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对于发展的辩证的讨论，范立欣导演希望就中国的现状提出一些问题供观众思考，而尽量避免重复旧的理论，而尽量以细腻敏感的品质脱颖而出。
    “我的工作经常要出差，总是奔波在各地。范立欣不无遗憾地说，“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没有和家人共度过一个春节，我总是在外地拍片。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有时确实非常想念他们。有时我觉得自己与农民工很相似，也是离乡背井，只为了寻找生活中新的机遇。当然我比他们幸运很多。影片中的这些外来民工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个人生活，换来了人们更好的生活，但绝大多数人却并不了解他们的这种牺牲。正像范立欣导演解释的：“我希望提供一些关于这些农民工最真实的生活现状。正是这些人创造了我们的所穿所用，并且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很快，中国又将面临人口老龄化，为数众多的外来民工将“老无所依”，这将成为更巨大的社会问题。他们的现状和未来都像是不定时的炸弹，希望中国在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下，有能力一步步的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我还要感谢所有中国以及加拿大电影人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倾情帮助，绝不可能有这部电影的诞生。目前我仍然与这些中国电影人和蒙特利尔的EyeSteelFilm合作开发我的下一部影片，这个项目是有关位于中国将建造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风力发电站。

《归途列车》警示编辑本段 回目录

恐惧与焦虑

范立欣的《归途列车》显示了中国高速发展的现代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然而即便在民生富裕的发达国家如荷兰，快乐也不见得是件唾手可及之事。著名荷兰纪录片导演Michiel van Erp的 “Fear＂（Angst，恐惧）呈现了六位饱受恐惧症困扰的阿姆斯特丹居民，他们虽然不必像农民工那样离乡背井求生，却受困于自身的恐惧中，有的不敢出家门一步，有的觉得自己遍体肮脏、一天洗七次澡。Michiel van Erp 表示，这些人的恐惧症突如其来，一旦生根之后就无法治愈，药物与心理治疗对其病况之改善帮助相当有限，他说：“虽然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我相信影片中描述的情况也可以在其他大都市发生。媒体造成的恐慌、现代生活对‘成功’典范的过度强调，给了人们莫大的压力。”

Michiel van Erp希望以这部影片能引发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也希望唤起各界对日渐普遍的都市病“恐惧症”的重视，然而身为纪录片工作者，他认为他的真正使命在于表现人性的坚韧、面对困境的勇气，他说：“这些人或许永远不会康复，但他们面对恐惧的决心值得我们借鉴！”

《归途列车》获奖记录编辑本段 回目录

第53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今天公布得奖影片名单。从中国移居加拿大的范立欣执导的第一部纪录片《归途列车》(Last Train Home，前译作《最后一列回家的火车》)不负众望，荣获调查类纪录片类大奖金门奖。

第12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RIDM）中国纪录片导演范立欣的《归途列车》（The Last Train Home），以开幕电影的身份，获得2009最佳魁北克/加拿大电影”奖。

第22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VPRO IDFA奖。这部关于中国农民工每年从城市回到乡下农村老家过年的“英雄般的旅程”的影片，让评委们一直认同它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影片，真实地反应了一个与全世界相关的课题”，由此得到12，500欧元的奖金；这部影片同时也受到过阿姆斯特丹影展所有的Jan Vrijman基金的支持。

2009年惠斯勒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2010年圣丹斯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入围作品

中国纪录片导演范立新以《归途列车》一片荣获本届戛纳全球纪录片评奖中“新锐导演奖”,成为赢得该奖项的惟一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