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历程

台湾大学新闻学院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是从台湾开始的。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台湾政治大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协助下成立新闻研究所，由董显光博士出掌所务，培养优秀新闻工作人才。民国四十三年（公元1954年），台湾政治大学于台北木柵复校，新闻研究所是首先恢复设立的四个研究所之一。民国五十二年（公元1963年）施拉姆的学生朱谦到该研究所任教并进行“电视与儿童”的研究，这在台湾是第一次进行的传播学研究，他给台湾的传播学研究带来了第一个研究范例。他还进行了台湾传播学研究中第一个定量研究——电视效果的研究。另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是杨孝荣所做的对传播的统计研究，后成书《传播统计学》。        

	韦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1987)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施拉姆（美）

        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传播学渐渐从单一的研究逐步走向多样化，领域涉及政治传播、宣传、教育传播、健康传播、受众研究等等。徐佳士的《大众传播理论》、祝基滢的《政治传播学》、《大众传播学》，陈世敏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郑瑞成的《组织传播学》、阎沁恒的《大众传播研究方法》等等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台湾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在美国经验学派影响下进行的。

    1965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成立，自60年代末，该系研究者开始研究香港的传播现象并发表报告。这是香港早期传播学研究的开始。较为严谨和系统化的传播研究始于7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美国传播学泰斗施拉姆到香港任访问教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了传播学硕士课程，开展了亚洲新闻的研究，言传身教地培养新一代的香港研究生。余也鲁在1978年首次译述出版了施拉姆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在1980年出版了《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80年代，更多留学海外的本土学者回港，强化了传播学研究阵容与成果。到了90年代，香港大专界的新闻及传播学系均有所扩充，来自本土、大陆及海外的教研人员怀着不同的研究兴趣，汇集香港，研究题材广泛多元，令香港传播学逐渐成为中西交汇之地。

	(1924—) 江西奉新人。获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院传播学硕士学位。曾任香港浸会学院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传理学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院传播硕士班主任及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亚洲传播教育及专业设计专门顾问。现任香港海天书楼总编辑，海天资讯企业董事会主席，澳门东亚大学、香港理工学院、香港岭南学院及厦门大学学术顾问，国内多间大学客座教授。
余也鲁

      祖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译丛》将“Communication”译成“群众思想交通”，这是我国大陆最早接触“Communication”(传播)一词。“大众传播”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大陆却是很晚的事了。根据现有的资料，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加拿大萨斯卡通大学教授斯达斯(Dallas W. Smythe)访华期间，在会晤北京大学校长时，赠以自己的论文《大众传播与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验》(Mas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the Experience of China)，北大校长后将这篇论文转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在文章前附言介绍(其中，将Mass Communication一词译作“大规模交通”)，这也许就是“大众传播”进入中国之肇始。
      197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有关词条，对大众传播及其媒介作了如是解释：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在引用的例句中，又将media译作“报纸，电视和广播记者”。显而易见，以当时的认识，把大众传播等同于大众传播媒介，亦等同于传播者。
       关于传播的研究性文章直到1978年才出现。这一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引起了新闻学界的兴趣。1978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首先在本科班中开设传播学讲座和选修课，10月，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在该系作了介绍日本传播学研究情况的学术报告。1981年年底，该系主编的《新闻大学》开始刊登陈韵昭等写的介绍传播学的系列文章。

《新闻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新闻界》在1979年和1980年分三期刊登了张隆栋编译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系列文章，并于1981年刊登了张景明、范东生等摘译的关于大众传播的文章。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中国人民大学作了介绍美国传播学四位奠基人的学术报告，《国际新闻界》即从6月份起登出“大众传播学特辑”，介绍施拉姆所说的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以及美国、日本、西德、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大众传播学研究。
       1982年11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标志着这门源于美国的新兴的边缘学科开始引入中国。这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提出了一条关于对传播学从引进、研究到创建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对传播学从引进到真正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是这次讨论会召开之后的八十年代。1983年起，我国当时的两大新闻月刊《新闻业务》和《新闻战线》陆续刊出介绍传播学的文章，又有《新华文摘》的转载，使传播学从大学学报上的学术问题，被介绍到新闻界和学术界。1983、1984年又出版了两本关于传播学的书，让中国读者得以更具体、全面地了解传播学。最先出版的是一本有十五万多字的《传播学(简介)》。之后，由陈亮等人根据威尔伯·施拉姆写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了解人类传播》翻译的《传播学概论》在1984年10月同中国读者见面。1983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建立，这是国内第一个以“传播”冠名的系，标志着传播学的教育走进了高等教育的殿堂。
       此后，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许多学者先后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传播学著作，如陈韵昭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杜，198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委员会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陈金武等人翻译的《如何交际》（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祝建华等人翻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这些文章和书籍成为我国研究西方传播学的主要参考书。
       在传播学原著的翻译出版逐年增多的同时，从1986年起，由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陆续出版，大都是着重于介绍美国的传播学理论。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专著是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信息·沟通·传播》（居延安著），而1988年由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则更为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传播学原理。
传播学中国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传播学重点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学，进入90年代以后，研究视野不断拓宽，除大众传播外，对公共传播、人际传播以及国际传播理论已有较多的关注，传播学著作和论文的主题也不局限于西方传播理论。这从历次全国研讨会的议题就可以体现出来。
       以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为阵地的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始于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于1986年8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主办。31名会议代表向会议提交了27篇学术论文。与会者指出了以往引进、消化西方传播学工作中的弱点和不足，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结合、传播研究与新闻研究结合的途径，讨论了国际传播学界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分歧。会议认为，“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应是我们对待西方传播学不同学派的基本态度；“而从我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则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的主要任务。”
      1993年6月，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在厦门联合举办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35位与会学者提交了31篇论文。会议对祖国大陆15年来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对“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的诘难给予有力反驳，对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联系实际的应用研究给予充分肯定，对媒介崇拜、文化冲突和信息侵略等跨国传播问题进行了认真研讨，提出要继续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以解决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于1995年6月在成都召开，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和四川省社科院联合主办。62位与会者提交了60篇论文。由于会议主题被确定为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讨，大多数论文也以此展开。会议认为，虽然我们在“传播研究中国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努力中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缺点，没有完成以往几次会议提出的“中国特色”的任务，但是，“没有完成不要紧，因为这是一项相当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的，我们继续努力就是”。
       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于1997年4月在杭州大学召开，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与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国性会议。两岸三地70位学者(台、港学者7位)向会议提交了62篇论文，大多数论文显示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与会专家讨论了市场经济对大众传媒发展的影响，探讨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观念，论析了面对互联网络、信息洪水、商业文化所应采取的对策，探析了媒介经营管理的机制、取向和效率问题，对上海与香港、香港与新加坡的大众传媒进行了比较分析。会议要求传播学者密切关注中国大众传播的实际和发达国家传播新科技、新动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要对中国一百年来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进行一次全面回顾与总结，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打下坚实基础。
      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主题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信息与传播：中国与世界”，于1999年11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新闻传播学者，和来自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海外传播学者嘉宾70余人，进行了一场大会主题报告和十五场专题讨论。会议中最受到普遍关注的中心话题是中国传播学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所思考的向度，一是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现实以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思想和社会价值背景出发，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程、现状进行总结和概括；二是用西方现有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范式观照中国的现状，并探讨发展前景。另外，对新媒介技术的关注、有关新闻和大众传媒的研究、传播法、传播道德、传播哲学和传播与文化研究也受到一定的关注。
      2001年10月，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近80人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在南京共同主办的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新世纪的中国传播研究——创新与发展”，大会对传播与全球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传播研究方法论、中国传媒如何应对WTO等热门话题进行了讨论。网络传播研究仍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如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网络传播与组织传播，以及对网络传播的一些宏观理论思考等。
     目前，我国出版的传播学专（译）著已有上百本，发表的论文也有千余篇，传播学研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我国传播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孙旭培指出，我国翻译的西方传播学著作数量很少，且很不全面。我国学者现在出的传播学著作大都是在教材的基础上丰富、整理出版的，但超出教科书的研究专著比较罕见。传播学研究有不少是在浅层次上重复，原创性研究不多。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对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历来不够重视，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现在几乎还没有看到，我国学者在传播学研究中总结的原理和方法被国外权威刊物或著作所引用。所有这些说明，我国传播学研究起步快，但发展缓慢。我国传播研究者要想对传播学作出真正的贡献，还在于扎扎实实地进行原创性研究。中国古代蕴藏许多有价值的传播观念，如黄星民提出的儒家传播效果观念“风草论” 等。这些“古代传播学说”，有待于我们去研究提高到具有一定科学性的“传播理论”。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一直大力倡导开展“中国传统文化与传播学研究”，即“华夏传播研究”。在1978年3月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余也鲁先生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这是在大陆召开的第一次华夏传播学术会议。两岸三地学者22人向会议提交了专门论文，最后以《从零开始》为题结集于1994年7月出版。实际上，华夏传播研究并不是零，在大陆已经开展，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都是零星的自发的。有组织成规模的华夏传播研究项目，毫无疑议，是从这次厦门会议开始，这就是“从零开始”的真正含义。

       1997年，由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传播研究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华夏传播论》囊括了古代中国传播的各个主要方面。此后又经过了数年的努力，华夏传播研究终于推出了《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首批研究成果：《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汉字解析和信息传播》以及《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初编》，而其它著作不久也将陆续推出。
       黄星民认为，中国传播学要繁荣起来离不开三个基础工作：即引进消化西方传播科学、发掘整理华夏传播学说、研究总结中国当代传播实践。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西方传播科学理论和华夏传播学说精华，来共同解释、指导和总结今天中国的传播实践，并在这过程中成功融铸三者，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与风格。

参考文献
陈力丹，《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李彬，《批判学派纵横谈》，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芮必峰，《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一试论米德和库利对传播研究的贡献》，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李启，《传播学与中国》，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3月
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7月
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传播事业的兴旺发达带来传播学的一时风行，但是传播学的学科定位及发展目标事实上还存在诸多含混与错乱。比如，许多人都不难觉察的情形——“传播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以至于传播学好象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无怪乎清华大学传播系的刘建明教授，曾撰文批评传播学研究的这种“泛化”倾向。
就此而言，以学科建设为主题的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可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召开的正确的会议”。论坛期间，各位传播学专家针对国际化还是本土化，多元化还是规范化，面向新闻界还是“打出新闻界”等话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展现了传播学研究的活跃态势，同时也显露了传播学面临的困惑局面。正如会下一位代表所说，没想到传播学在中国还有这么多糊涂帐。
客观地讲，传播学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一方面它的走红走俏为它提供了大好的发展“机遇”，而这种机遇是那些艰难拼搏的前辈学者梦寐以求而又不敢奢求的，另一方面它的方位不清范围不明又潜伏着不容忽略的危机。比如，传播学如果始终不能形成一套系统的、独立的、科学的话语体系，并且与社会主流架构构成张力，那么迟早会被“边缘化”或者自我边缘化。再如，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如果不能“落地”，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出路，久而久之人们也不能不对传播学心生疑窦。
基于这种局面，传播学在中国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角色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虽说传播是一项包罗广泛的人类行为，人们从摇篮到坟墓一直浸润在传播的海洋之中。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应该具有特定的范围、明确的指向或专属的用意，而不可能无边无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传播学天生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强烈的实践性，即使批判学派也始终面向传播实践进行反思和批判。
然而，面对蓬蓬勃勃的传播事业，面对传播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传播学只想着“逍遥物外”自得其乐（尽管学术需要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悠然洒脱），只想着建构一套新的理论模式（尽管传播学十分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模式），只想着在名为国际实为美国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尽管有时也需要这样的论文），那么传播学的意义与价值在旁人看来就有点莫名其妙了。说得形象或夸张一点，这就好比一边已经火烧眉毛，而另一边却在隔岸观火。
       传播学在中国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角色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虽说传播是一项包罗广泛的人类行为，人们从摇篮到坟墓一直浸润在传播的海洋之中。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应该具有特定的范围、明确的指向或专属的用意，而不可能无边无际，也不可能随心所欲。传播学天生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强烈的实践性，即使批判学派也始终面向传播实践进行反思和批判。
然而，面对蓬蓬勃勃的传播事业，面对传播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传播学只想着“逍遥物外”自得其乐（尽管学术需要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悠然洒脱），只想着建构一套新的理论模式（尽管传播学十分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模式），只想着在名为国际实为美国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尽管有时也需要这样的论文），那么传播学的意义与价值在旁人看来就有点莫名其妙了。说得形象或夸张一点，这就好比一边已经火烧眉毛，而另一边却在隔岸观火。
有鉴于此，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不能不在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有所考虑，不能不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事关国计民生的方面重点拓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学科体系。否则，漫无边际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仅不利于这门学科的长足发展，而且还可能危及传播学安身立命的根基。为此，在传播学的学科布局上，当下应该而且可以进行恰当的规划。根据学科的特性，同时结合具体的国情，这种布局至少应该考虑这么一些方面：除了基础理论（包括核心概念、主要范畴、经典理论方法模式以及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还应包括媒介经济学（当下火爆的经营管理研究，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应用内容）、政治传播学（如众所熟知的形象设计、公关策略等）、文化研究、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等。当然，具体怎么布局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总的原则是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相对稳固的基础与充分展开的空间。 

参考网站

http://baike.baidu.com/

http://units.ncc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