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 开展农村体育活动

广播操（第四套广播操）

1963年的第四套广播体操有一个响亮的男声开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并且第一次出现了少数民族语言版。在动作上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以简单好学为主，到第四套时候便开始趋于成熟 第四套广播体操于1963年4月15日正式公布。 
    即使是到了“文革”期间，广播体操也没有停止创编。而且因为受到样板戏的影响，第五套广播体操把“精益求精”当作最高指导原则。 
    吴树德老人当年是国家体操队的教练，也是第五套广播体操编操组的成员。体操动作初步确定之后，他专门负责到怀柔、顺义农村进行试推广，听取群众意见，再做调整。 
    “我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一大早上就上路了，下午才到村里。”农民们一般冬天农闲时才有时间学操，他们也是冬天去。北京冬天的晚上非常寒冷，冻得这些北京的专家们瑟瑟发抖。 
    “文革”期间的政治局势自然也影响到了广播体操，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早上做操，否则就要扣工分；有的为了搞大型广播操，还采取了半脱产、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适得其反，严重伤害了人民参加广播体操的积极性。 

文革时的广播操

文革时的广播操（创作者：佚名 面试时间：1965年）

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

 背景内容：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０日，贺龙为徐寅生为乒乓球女队的讲话批示：徐寅生的讲话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第三，是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更要抛开个人的得失......

乒乓球

文革时乒乓球的宣传画

文革时篮球宣传画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体育（1966——1976）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使“左”倾错误方针席卷了全国。随后的红卫兵运动通过全国性的大串联，煽动起全国性各行各业的“造反”风潮，使各级领导相继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批斗。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体育系统内的领导干部也难逃被冲击和揪斗的命运。1966年7月开始，各省、地、市级体委都停止了正常的工作。1967年3月，“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级体委，紧接着在1968年，“革命委员会”控制了各地的体育系统，成为临时的权力机构。由于领导干部被批斗，无法再进行正常的组织工作，体育系统陷入了瘫痪状态。当时，搞体育业务工作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而遭到批判，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再者，在扭曲的政治大环境下，体育活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行为”，竞技运动被等同于“锦标主义”，人们只能采取不参与的姿态躲避麻烦。专业运动员都停止了正常训练，群众体育几乎消失。1967年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确定的一整套竞技体育管理制度被废止，整个训练和竞赛体系完全崩溃，国家队和各省、市、自治区运动队多被解散。据统计，当时仅足球队就解散了47个，1124名足球运动员和115名教练员离开了球场。没有解散的专业运动队也都被停止了正常的训练，运动员主要精力用于搞批判，由于缺乏组织管理和教练员的指导，再加上没有参加国际和国内比赛的集会，运动员水平急剧下降。从1967年初到1969年两年多的时间里，竞技体育比赛在中国几乎绝迹。

1969年6月9日，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同志因遭受各种迫害致死，这一时期，各级体育领导干部、教练员、运动员尤其是海外归来的运动员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遭到了揪斗批判，有的被勒令反复检查交代“罪行”。1968年，著名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因不堪迫害相继含冤去世；9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黑龙江体委系统近1/3的干部和教练员被隔离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投入监狱，竞技体育系统全面崩溃。

文革开始后，学校是整个浩劫的重灾区，在新闻舆论的煽动下，全国学生“停课闹革命”，学校处于混乱状态。1967年，中央要求全国学校“复课闹革命”，虽然恢复了上课，但体育课被军体课取代，主要学习解放军的队列、投弹、刺杀等简单动作，以往的教学内容因属于“资产阶级教育”范畴而被取缔，很多学校干脆用劳动代替军体课教学。由于学校体育场地和器材被占用损坏，学生课余时间主要是“民兵训练”和“学军活动”，课外活动几乎取消。

与学校体育一样，文革初期，群众体育活动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骤然降温。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间，除了在每年7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而举办的游泳活动外，只有少数干部职工参加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手持《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活动。受迫于当时上纲上线的恐惧，人们不再进行娱乐性体育活动，再加上开展体育活动的场地很多都被用作搞揪斗的集会地，群众体育几近消失。文革初期，由于农村特殊的社会环境，农民体育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但与“文革”前相比，无论从规模和内容上都已经大大萎缩了。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活动，某种程度上使得城市学生为农村体育的普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政治局势有了好的转机，学校体育、群众体育都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学生的军体课中开始加入球类项目，各种良莠不齐的业余体校也开始出现。1973年，第1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召开，1974年，我国参加了第1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获得了田径和体操共14块金牌。1971年之后，群众体育也开始升温，各种长跑、游泳和篮球比赛在全国各地兴起。据统计，1972、1973年河北唐山职工参加篮球比赛达两万多人次；江苏无锡市“每年夏天参加游泳的有80多万人次”；1973年西藏自治区为纪念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21周年，在拉萨组织了120多场篮、足球比赛。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各种纪念日、“重要讲话”、“最高指示”都成为群众组织体育活动的名目，群众体育的陡然升温是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畸形状态，没有长久存在的土壤和条件。1976年初，“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体育轰轰烈烈的形式难以为继，再次陷入低谷。

在竞技运动方面，“乒乓外交”的成功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1971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开始，中国队获得了四项冠军，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支参加世界性比赛的中国体育代表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在这届世锦赛上还发生了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4月4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情急之下误上了中国队班车，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上前交谈，并赠送科恩礼物，这件事后来促成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为中美外交打开了冰川。紧接着，中国乒乓球队担任了中国外交的先锋，先后访问了日本、阿联酋和加拿大等国家。同年11月3日，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开幕，49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这是文革以来我国第一次主办国际大赛。“乒乓外交”也同时开启了中国体育其他项目与外界的联系。同年，中国篮球队先后访问了古巴、几内亚、阿尔巴尼亚。在中国队出访同时，其他友好国家也来中国访问，仅1972年，就有20批运动队359人应邀来华访问比赛。我国与其他国家体育代表团的互访，在当时主要充当政府之间的友好使臣，政治意义大于比赛本身。

在国内，从1971年开始，全国各地专业运动队开始重新组建，各省市召开了不同规模的运动会，打破了竞技体育的沉寂局面。广大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为革命而练”、“为革命而教”的积极性很高，进行了有计划的严格训练，把大多数项目的运动技术水平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提高。1973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在国内开展开来，体育界的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搞“政治学习”和“大批判”，甚至还有“赛前批判会”，对训练和比赛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不过，体育工作者通过艰辛的努力，憋着要把文革前期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劲头，克服了重重困难，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73年11月16日，中国恢复了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成员的合法权利，1974年9月，中国在伊朗德黑兰第一次参加了亚运会，获33金、64银、27铜，列奖牌榜第三位，开创了中国正式参加亚运会比赛的历史。1975年9月12日，“文革”10年动乱中唯一一次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召开，共有7302名运动员来京参加了23个项目的比赛，我国竞技体育达到了复苏后的高峰。不过，这届全运会不久，“四人帮”在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体育界也未能幸免于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工作被污蔑为“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体育”，很多国际国内比赛受到干扰，竞技体育再次跌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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