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斯菲尔德

姓名：拉扎斯菲尔德
生卒：1901年1月2日~1976年8月30日

籍贯：美籍奥地利人

毕业院校：维也纳大学

学历：哲学、人文学和法学博士

拉扎斯菲尔德于1933年移居美国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下，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对失业、广播媒介、竞选、政治宣传等社会现象进行调查、描述和分析，第一个使社会调查在大学实现了制度化，将数学方法引进了社会科学研究。

1937年，拉氏接受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广播 研究室，开始对传播新媒介-----广播进行研究。他认为：“广播是一个主题，而环绕其四周的事物，完全能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包括数学）来精炼”。然而，他不久即发现广播研究可以作为走向传播研究的一个踏脚板。于是，他与同事墨顿（R.K.Merton）先搞起了阅听人研究，试图弄清决定广播听众范围大小和听众特征的原因。接着，他开始研究广播的传播效果，即分析广播的内容和形式对听众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不久，拉氏又着手研究其他传播媒介产生效果的特殊情境架构。但是，这些研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影响甚微。

从1940年起，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并建立了应用社会学研究研究所。这不仅为他提供了研究基地和革新方法论的工具，而且为培养一代年轻的定量研究者提供了正规教育的场所。

在时代——生活公司的赞助下，他在1940年用其独特方法（“拉扎斯菲尔德指数”的数学模型）对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详细调查，旨在探讨媒介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4年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1944)和《选举》(1945)两篇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大多数选民早在竞选宣传之前就已作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5％的人由于宣传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而这批人之所以中途“变节”，竞选宣传仅是间接影响力，其直接影响力来源于亲戚、朋友、团体等“意见领袖”。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包括《个人影响力》1952)，不仅破除了“魔弹论”的“电台的威力”无比强大的迷信，发现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十分有限的原因，而且还发现了信息传播的“中间站”——意见领袖这一特殊人物，，从而导致了“有限效果论”、“两级传播论”乃至“多级传播论”的问世，初步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复杂性。

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研究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创立的数理（定量）研究方法。他开创的社会调查的数学模型，可以有效地进行社会传播的潜在结构和定组分析；他首创的交叉列表方法，则有利于研究传播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分析有关传播现象。总之，拉扎斯菲尔德既是一系列重要传播理论的开拓者，又是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开创者。 

普林斯顿大学

        父亲是一名律师罗拔·拉扎斯菲尔德（Robert Lazarsfeld）而母亲是维也纳的个体心理学家苏菲·拉扎斯菲尔德（Sophie Lazarsfeld），她生于德国孟克。他在那里成长并且就读一所学校，但学校与他的成绩单在1919年被封锁。这成了左翼行动者最早期的运动，目的是以政治方式联合社会主义学生。这些成员后来组织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后来拉扎斯菲尔德到了维也纳大学修读数学，而他在1924年的博士论文课题涉及到艾恩斯坦重力学说中的数学范畴。在20年代, 他进入了和维也纳哲学家一样的社交圈子，当中有经济学者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和鲁道夫·卡尔纳普。拉扎斯菲尔德持着数学和定量方法上的专门技术，踏上社会学的路途，参加几项早期的定量研究，包括在1930至1931年的可能是无线电收听器的第一科学勘测。

1924年获维也纳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次年在维也纳创办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曾任维也纳大学应用心理学讲师。后赴美国进修心理学并加入美国籍，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大众传播、选举与选民心理、市场研究、民意测验、失业、教育心理、数理社会学等领域。他在社会学上最有影响的成就首推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他重视社会调查方法，讲究严格的社会统计程序和操作化过程，强调精确的定量测量和定性的评价分析。他还是民意测验中采纳社会调查方法的首创者。他的一系列应用研究，推进和提高了美国和欧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发展与质量。著有《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维》、《选民抉择》、《定性分析》和《应用社会学导论》等。

二战时，拉扎斯菲尔德逃亡到美国，幸运地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一个广播研究中心。他以一种偶然的方式介入到大众传播研究，开始了他的传播研究学术生涯。“广播研究项目”的全名是“广播对于所有类型听众的基本价值”，这实际上开拓了大众媒介传播效果领域的研究。他利用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并且进行了广播听众和印刷媒体读者之间的比较，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美〕Ｅ·Ｍ·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３页）拉扎斯菲尔德初次涉足传播领域就显示出其经验主义研究的特点：他重视实地调查、重视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力求研究的客观性、排除可能掺入个人因素的价值判断，他甚至运用了特殊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即“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节目分析仪”和焦点小组访谈，这也是他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节目分析仪”是一种资料收集仪器，从本质上说是媒体效果的测度仪器，记录实验对象即时的心理反应，从而能使研究者们将广播节目或广告内容预期与受众个人的情感影响连接起来。焦点小组访谈是以一种开放的方式向调查对象提问，以收集他们在特定情景下（听某个广播节目、观看演出等）有关的情景定义的资料。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将调查访问和多变量资料分析结合起来以使民意测验变为一种科学工具。

随后，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应用社会研究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其鼎盛期，研究局项目的一般风格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共同体，从其调查对象的样本（或人口调查）中收集资料，这种以调查为主而后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风格沿袭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并且就其形成定量的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由于其研究内容与社会实际紧密切合，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个人的影响》；结合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８年的伊利县研究而产生的《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明确阐述了舆论领袖和两极传播理论，使强效果论转入有限效果论，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对媒介效果研究的新成果，为大众传播研究开拓了新的背景。在引导传播研究趋向于效果研究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作用超出了任何其他个人。

     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为美国早期的传播学开创了崭新的领域，并引起了一系列重要的方法论进展：他提倡三角测量法，即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了解；他的社会研究方法试图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拉扎斯菲尔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

      拉扎斯菲尔德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他于1937年开展了“广播研究项目”以及与斯坦顿合作的“广播节目分析仪”，都开创了媒体效果研究的先河。1940年他用其独特方法（“拉扎斯菲尔德指数”的数学模型）对美国伊犁县当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进行了详细调查，旨在探讨媒介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4年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发表了题为《人民的选择》(1944)和《选举》(1945)两篇研究报告。研究表明：大多数选民早在竞选宣传之前就已作出了怎样投票的决定，只有约5％的人由于宣传改变了投票的意向，而这批人之所以中途“变节”，竞选宣传仅是间接影响力，其直接影响力来源于亲戚、朋友、团体等“意见领袖”。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研究(包括《个人影响力》1952)，不仅破除了“魔弹论”的“电台的威力”无比强大的迷信，发现大众媒介的直接效果十分有限的原因，而且还发现了信息传播的“中间站”——意见领袖这一特殊人物，从而导致了“有限效果论”、“两级传播论”乃至“意见领袖”等理论的问世，初步揭示了社会传播的复杂性。

      他通过收集资料的方法提出了调查方法论，创立了数理（定量）研究方法。他开创的社会调查的数学模型，可以有效地进行社会传播的潜在结构和定组分析；他首创的交叉列表方法，则有利于研究传播变量之间的关系和分析有关传播现象。他是传播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开创者。“焦点小组访谈”法也是由他首创的。

     他创造了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机构的原型。他在美国创办了两个大学研究机构，其中之一是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它发挥其他许多大学的研究机构模式的作用，包括今天的许多传播学研究机构。他创造并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使传播学首次被引入美国的几所大学。他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管理型学者”，创造了作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机构。

《传播研究》

《个人的影响力：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

《选民抉择》

《定性分析》

《应用社会学导论》
《人民的选择》

《美国士兵——述评》
《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

《社会研究的语言》

      拉扎斯菲尔德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作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座桥梁。在自传中，拉扎斯菲尔德写道：“当我的学术生涯开始时，欧洲的社会科学被哲学和思辨的思潮所支配……与此同时，美国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支配着知识界……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一个连接的齿轮。一个欧洲的‘实证主义者’是一个稀奇之物，受到那些对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微妙趋势有所意识的人们的欢迎。”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建立一座通向批判的学术思想的多元桥梁，希望它与美国式的经验主义研究的融合，将其作为“对于解释已知的事情与寻求新资料有用的那些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的一个源泉。他认为，批判的学术思想对于提出能为经验研究者们所用的挑战性问题和新概念来说是有帮助的。他这样说道：“如果有可能按照批判的研究来制定一种能与经验的工作相结合的实际的研究工序，那么，涉及的人、要处理的问题，以及最终这项工作的实际效用都将极大获利。”由于与霍克海默、弗洛姆、阿多诺和“社会研究所”的其他批判学者的私人关系，拉扎斯菲尔德非常熟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他认为这一工作值得引起美国学者的更大注意。尽管拉扎斯菲尔德的这一做法不为经验主义研究学者所理解，尽管许多批判学者不赞同拉扎斯菲尔德试图要他们发挥作用的那种角色，尽管从表面上看来拉扎斯菲尔德关于建造沟通方法论桥梁的尝试最终失败，但他的这种尝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吉尔兹曾经说过：“学科研究需要有开阔的视野，通过综合性的发掘而形成新的理论框架。”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圈地运动，由于传播领域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从上个世纪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它就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各种不同的学科，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规律和效果，学科本身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同时引入到传播学的研究中，并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演变成两种不同的研究学派，即以欧陆学者为主的批判学派的研究和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经验主义研究。

    二十世纪中叶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后，五六十年代扩展到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早期有四位学者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其中之一，而且他也被称为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杰出代表，并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上有突出贡献。拉扎斯菲尔德为经验主义研究本身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又尝试着进行经验主义与批判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合作，这种新的尝试和突破在传播学研究史上是影响深远的。

[1] 拉扎斯菲尔德的《人民的选择》解读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3/29/content_4358458_2.htm

[2] 浅析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

 http://www.gmw.cn/02blqs/2004-11/07/content_1902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