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楠：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①1962年生于北京。在《民族画报》工作5年后，辞去公职，成为自由摄影。

吕楠

      1989—1990年拍摄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1992—1996年拍摄中国乡村的宗教；1996—2004年拍摄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②从1989年开始，吕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恢宏如史诗般的“三部曲”《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等三个系列作品。

      1996年至2004年，吕楠独自在西藏拍摄了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七年时间，他几乎每年都有至少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西藏，最多的一次，他曾经连续在西藏工作达9个月之久。完整的秋收，他就拍了4次，春播他拍了2次；在他拍摄的40多个村子中，每个村子的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几乎每天他都要冒着沙尘暴往返于拍摄地点和驻地。 

      从3500多个胶卷、126000多张底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109幅纯净的黑白照片，组成了《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作品以季节为顺序，从春播到到秋收，从温暖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季，几乎包含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构完整，画面质璞，洋溢着劳动与亲情的诗意和美感，像一副副伟大的“影像版”的古典主义绘画，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个神情肃然的神父默默地走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他身后的远处是一片寂静的小山村……这是2005年平遥国际摄影节“吕楠幻灯专场”海报中的照片。
后来，很多人把这个神父的形象当成了吕楠的象征。在他最重要的15年的摄影生涯中，他就像一个影像的布道者，一个神奇的传说，但却来无影去无踪…

       相对于摄影界，他在艺术圈中的名气似乎更大。他早期的摄影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经典的照片之一。吕楠也是最早被著名的“马格南图片社”相中的中国摄影师；他也是美国《光圈》杂志作为专题刊登过的唯一一位中国当代摄影家；无数的影展（艺术展）邀请他参加，但他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吕楠也拒绝别人为他拍照，所以，人们几乎见不到关于他个人的影像资料。15年，他如苦行僧一般生活、工作和学习，他坚信“好东西是在沉默中完成的”

       对公众来说，吕楠仍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朋友极少，在朋友眼里，吕楠是不折不扣的怪人。
　　那日松——吕楠多年的好友、摄影策展人（2005 年的吕楠幻灯片放映会由他组织）说：“吕楠很怪，有时一下失踪三四年，但是我们不会操心他，因为他的生命力非常强。”那几年，吕楠身边有卫星电话，但却从没接到过电话，“那时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个电话号码”。
　　另一位好友、摄影家张新民，在上世纪90 年代初与吕楠结识。他回忆第一次见吕楠的情景：“最初打动我的，不是照片而是他这个人。他从北京来深圳交流，找不到好暗房，来我当时的单位借用。他的双肩包里全是相纸和显影液，我们是公家的，他其实没必要拿这些东西。但吕楠不，他想的是，用你的暗房已经是麻烦你，怎么好意思再用你其他的耗材。我当时又震惊又感动。”

       张新民认为，吕楠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摄影工作方式，“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摄影师采取这样的工作方法——对待选题全力以赴去做，专门做，不顾一切地做，一做就是全身心的东西——这在中国应该是开创了先河。”
　 “巨大的激情，再加上非凡的毅力，这就是德拉克罗瓦。”波德莱尔的这句评价，正可以用来形容吕。工作对他来说，几乎是生活全部的重心所在。
　　吕楠认为，若想把事情做好，“心中一定要有他人”。吕楠不但在与别人的交往中身体力行，更将其贯彻在工作中，成为了他独有的一种工作方法。
　　由于拍摄的题材比较敏感，为了顺利进入各地农村和县市的精神病院和天主教堂拍摄，吕楠从来不会直接前去；他每到一省，都先去省级政府申请，获准后拿着省里的批文到地市，再到区县。这种做法看似麻烦，实则能让医院和区县的管理人员打消疑虑，减少阻碍；这样一来，吕楠不但能通过各地卫生局得知医院地址，而且到医院后，也能查阅病例，了解患者的身世背景。
　　去西藏之前，吕楠已计划好，一定要到没有游客去过的村子拍摄，“有的村子里不光没去过游客，连汉人都没见过，有回民去收购羊肉，都让他们给打出去。”为了跟藏民沟通，吕楠先到拉萨的西藏大学学了两个月藏语。这两个月，他什么也不做，只学藏语，平时顶多上街买点馒头和菜，连大学校门都没怎么出。在拉萨待了一个半月以后，他才去过一次八角街，“布达拉宫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吕楠说：“没人见过像我这样去西藏的。我没兴趣知道的东西，跟我无关。15 年来我也都是这样的，凡是与自己工作无关的事情我都不问。”问他这么做是否太功利，吕楠回答：“要知道，只有自私的利他主义才能结出果实。”

       吕楠的影像符合我这样的判断。如果他当年的“精神病人系列”和“天主教徒系列”还有少量追求视觉刺激的思想，有些浮躁的心态掺杂其间的话，他的反映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四季》则走向纯粹的澄澈境界，影像追求平实而温馨，画面讲究皈依传统，开始他的西方古典主义的艺术追求。
       我尤其欣赏的是他控制影像的能力。我想在3000多个胶卷的数万张底片中，指向一定是东西南北的，风格一定是七荤八素的，视觉一定是冷热炎凉的，情感一定酸甜苦辣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在理性的控制之中，情感深沉，画面温暖，人物平实，生活宁静。这是一个去粗求精的过程，也是一个返朴归真的过程。影像质量的控制不仅来自于拍摄的过程，也来自于后期的把握和廓清。
      这样的影像，至少给我们这样的视觉教育：好影像，是有教养的，是文明的，是朴素的！

        吕楠不是神，我们更不能神化他。且不说他话里话外透着郁闷太久了之后的那种汪洋肆荡，也不说，他言谈举止的全盘西化，因为在今天这个人人作秀，凡事都有市场经济的线操作的“提线木偶时代”，谁说什么，您也就是姑且说之，我们也就是姑且听之，没人和您较真。可是他的作品，我们必须要看到破绽。

      我以为就我能所看到的每幅作品都是很好的单幅，可是它们之间也是千篇一律的水平关系。也就是说《四季》的结构没有什么创新，依然是传统的线性编辑，水平排列。从3400个胶卷里挑选109张照片，然后一字排开，是不是也挺庸常，挺机械的。 
      对于专题摄影而言，结构是生命，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智慧。可惜，我们在《四季》里不能分享这种智慧了。什么原因，访谈中吕楠有两句话我以为是结症所在。“拍摄前不做案头工作，拍摄的时候全力以赴。”8年的拍摄4个月的编辑时间，《四季》中仅秋收的场景吕楠就“选”了20多张。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吕楠是不制定拍摄文案的。他的《四季》是以他为主用了四个月时间编辑的。这是《四季》的出问题的地方，摄影师能不能编辑自己的作品？我的观点是他可以为编辑做一些助理编辑的工作，但绝不能担当编辑。四个月的时间是不是仓促了些？针对一个这样浩大的作品，我有理由怀疑！

        《喝酒的父亲和倒酒的女儿》《修理炊具的夫妇》这样的“看图说话”反复出现时，我知道描述画面，解释画面已成为《四季》图说的主流思维，那么，想叫它突破已经不太可能，这也充分说编辑后台没有为《四季》做多少增值服务！
        这个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时代为我们造就了像吕楠这样杰出的摄影师的时候，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售后服务，也造就与之匹配的杰出图片编辑。也就是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怎么什么话，都让老话说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