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是，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街角社会

本书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第一编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 
 
第一章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 
　一　诺顿帮的成员 
　二　保龄球和社会地位 
　三　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 
　四　多克的政治竞选 
　五　解体 
第二章　奇克和他的俱乐部 
　一　奇克•莫雷利的故事 
　二　组织俱乐部 
　三　社交活动 
　四　反对奇克 
　五　第二个季度 
　六　分裂 
　七　共和党政治 
　八　奇克•莫雷利的事业 
第三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一　群体的性质 
　二　街坊文教馆的社会角色 
　三　忠诚和社会流动 
第二编　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 
 
第四章　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 
　一　非法团伙活动的历史 
　二　彩票赌博组织 
　三　与警方的关系 
　四　社会背景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第五章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一　托尼•卡塔尔多和谢尔比大街的青年们 
　二　组织俱乐部 
　三　改组俱乐部 
　四　政治争端 
　五　危机和托尼•卡塔尔多 
　六　托尼的宾戈赌会 
　七　新的管理机构 
　八　卡洛和托尼 
第六章　政治和社会结构 
　一　政治组织性质的不断变化 
　二　政治生涯 
　三　组织竞选 
　四　政治集会 
　五　选举日 
　六　政治义务的性质 
第三编　结论 
 
 
结论 
　一　帮与个人 
　二　社会结构 
　三　科纳维尔的问题 
 
附录 
 
附录一　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 
　一　个人背景 
　二　选中科纳维尔 
　三　制定研究计划 
　四　最初的努力 
    五　与多克交往的开端 
　六　参与观察的训练 
七　政治冒险 
　八　重返诺顿街 
　九　重新制定研究计划 
　十　还是街角帮 
　十一　研究非法团伙活动 
　十二　向市政厅进军 
　十三　告别科纳维尔 
　十四　重访科纳维尔 
　十五　使《街角社会》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被接受 
　十六　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  
附录二　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著) 
附录三  参考文献举要 

威廉•富特•怀特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1914年生于马萨诸塞州。1943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自1942年起，曾先后在俄克拉何马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任教。1964年任美国应用人类学协会主席，1977至1978年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并兼任多项职务。1982年曾来华讲学。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主要著作还有《拉丁美洲美国企业中人的问题》(Human Problems of U．S．Enterprise in Latin America，1956)、《组织行为：理论与应用》(Organizational Behavior；Theory and Application，1969)等书。

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的资助下，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奈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多年来，科纳维尔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问题区，那里青少年犯罪率很高、成年人犯罪十分普遍，在萧条时期这里的很大一部分人是靠家庭救济金或公共事业振兴署维持生活。美国人觉得科纳维尔与社会其他地区格格不入，认为它是干非法勾当的人和贪污腐败的政客、平穷和犯罪，以及起颠覆作用的信仰和活动的大本营。 然而事实上，真正了解内情的人却可以在科纳维尔发现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完整的社会组织。
同时，随着在美国出生的一代长大成人，科纳维尔的生活模式经历了深远的变化。这一切的一切都吸引了作者去探究，去回答人们对于科纳维尔提出的种种问题。
作者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做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构。
在科纳维尔居住的3年多时间中，怀特借助多克（科纳维尔一个“诺顿帮”的首领）的帮助认识了通向其中各类群体的关键人物，与他们交谈，并坚持每天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这种生活充满趣味也富有压力，“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1943年本书首次出版，成为如今身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的怀特的成名作，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因此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在谈到科纳维尔的一个小群体“诺顿帮”的时候，怀特注意到当诺顿帮一起去打保龄球的时候，每个成员的表现不仅与他们的技术有关，而且与其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个保龄球手要打好球，就要有信心。之所以有信心，首先是因为他过去曾经打过一样好的球，并且已经对取得好成绩习以为常。其次，他的信心来自伙伴对他的评价。如果他们认为他能打好，则他更可能发挥优异。如果他们认为他不行，保龄球就“既要与他们的讽刺挖苦，又要与自己的犹疑作斗争。”所以，一个人在打保龄球时的表现，与他与伙伴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说，可以从一个人与伙伴的关系中理解他在打保龄球时的表现。
怀特将诺顿帮分成领袖和随从两种人，有4人跻身领袖行列。他注意到，领袖人物在保龄球比赛中力求保持其领先地位，设法不原先的地位座次受到保龄球成绩的挑战。当一些地位低下的成员表现优良时，人们用起哄、口哨来调整结果的手段。最后，经过他的记录分析表明，保龄球成绩的排名，基本上与大家的群体地位相当。这即符合领袖人物的意愿，也为其他随从所接受。
 怀特如此总结：“社会地位与保龄球成绩之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成是由于打保龄球成为这个群体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它变成一个人借以保持、获得或失去威望的主要工具。”

    科纳维尔的两个群体诺顿帮和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早期社会阶层分为三个层次，最低为街角青年，最高为大学生，其次为中间层。两个群体间没有密切接触，当街角青年和大学生群体之间的鸿沟狭窄时，中间人能够在促进交流方面发挥作用。当他们的鸿沟太宽时，就没有人愿意从中斡旋了。
诺顿帮成员在群体中的位置、义务和责任，是他们在日常活动中的行为决定的。他们无规章和制度，即使有章程也很少照办。他们是根据非正式联合形成的决议行事的，他们的会议只是认可已经达成一致的决定而已。 
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成员都是大学生，他们的资格来自他们的大学文凭，座次的位置决定于其分数。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很少凑在一起，没有非正式的组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议会程序来形成决定，为人群的行为提供框架。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议会程序却摧毁了俱乐部的团结。
“当真正通过争论和表决过程来决定重要问题时，俱乐部就已经开始解体了。议会程序可以很好地被用来使已经非正式作出的决定正式化。不过，只有当正式组成的俱乐部也具有一个能够顺利运转的非正式组织时，才能达成这种一致。”漫无头绪的争论使群体内部的矛盾表面化，共识未能达成，合作受到损伤。
意大利社区俱乐部的实践说明，并非让每个人说话就是群体团结的最佳途径。如果你要求在群体内部达成共识且免于专制的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讨论之前提出一个尽可能折中多方利益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征求各方意见并加以更改、修正和完善。两个步骤恐怕都是必须的，前者保障了讨论围绕着某个核心，后者保障每个人的诉求都能有所落实和体现。在一个有着富有魅力领袖的组织中，提出方案和获得通过更为容易和便利，甚至一个人的力量就能达成。而在一个松散而缺乏情感联系的组织中，这个过程将耗费更多的精力，面临更多的摩擦。方案的提出者必须能够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的狭隘目的之上，那些服务于一己目的自私而刚愎的领袖，只能将群体引向分裂。

    诺顿帮的成员留守在科尔维纳，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大学生成员有很多最终脱离了这一地区而流向更多地社会阶层。不同的流向不仅仅源于智慧和能力的差别。怀特注意到，这两个群体的人对金钱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诺顿帮的成员倾向于没钱，因为钱被用于群体的行动中，有钱的人总是与群体中缺钱的成员分享资金以参与一致的活动，密切的友谊花费不菲。而倾向于向上流动的那些青年，喜欢为未来的继续教育攒钱，更高的学历为他们走向科尔维纳以外的世界创造条件。
       有钱与没钱，不仅取决于挣钱的方式，而且决定于花钱的观念。喜欢散财于群体的人总是没钱的，也因此不可能用钱去从事那些有利于走向上层的活动。喜欢攒钱求学的人，将做人上人的愿望置于友谊之上，个人理想高于群体忠诚。对群体忠诚的人，选择群体的网络而放弃向上的契机；疏离于群体的人，更注重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而宁愿摆脱朋友的羁绊。
多克（诺顿帮头目）和奇克（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头目）是两种取向的典型代表。他们对待社会流动持有不同的态度。“奇克评价一个人是看他提高自身地位的本事；多可却是根据他的朋友的忠诚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来评价”“大学生和街角青年都想成功。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大学生或是不肯让一群亲密的朋友束缚自己，或是情愿牺牲他与那些进取得不如他快的人的友谊。而街角青年则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网将他与他的帮连在一起，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
       多克明白哪些手段可以用来最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他甚至能对别人指出这些手段，但他自己不使用他们。也曾说过：“我想我的小伙子们妨碍了我的发展。”但是，如果为了自己的需要就背弃诺顿帮，多克就不是多克了。他无力改变自己。单凭意志的作用不足以改变一贯的行为模式。观念决定了选择，而选择决定了道路。

在中产阶级看来，赌博是不体面的活动。但是在意大利，赌博则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也推销他们自己的彩票。
      新教徒将法律和道德等同起来，从而认为非法活动就是不道德的。天主教会则认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赌博是世俗事务，国家有权禁止它，但法律上的禁止并不意味着它不道德。
     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将赌博看作一种能力的测试，除非一个人在赌博时干得很漂亮，否则他不会被视为一个出色的竞争者。街角青年经常组织自己的赌博。正式在这种氛围中，非法团体出现了，他们将赌博当作一项生意来经营。
非法团体在提供大批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数成员没有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经验和本领，另外，有迹象表明，科纳维尔的意大利人在就业时受到歧视，于是在大萧条时期，非法团体为他们提供了难以用别的方法获得的就业机会。
非法团伙还为新企业提供投资的资本。促进他们进入合法生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成为“有身份的人”。 “非法团伙活动在科纳维尔的作用就像合法企业在其他地方的作用一样。非法团伙成员使自己的活动仿照着企业家的活动模式，甚至奋力争取体面的地位，从而使他可以像在科纳维尔一样得到社会的承认。”

街角帮的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的长时间的经常交往。多数帮的核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成员的少年时代。有的街角青年尽管后来搬出了科纳维尔，但家庭的地理位移却并不影响他们情感的归属，他们依然终于最初的帮。
街角青年的群体活动很少在家中进行，主要集中在街角。无论他们是否已经结婚，几乎每晚都能看到他们在街角的踪迹。多数群体在街角之外还有晚上聚会的固定场所，他们喜欢聚在自助餐厅用些咖啡点心，或者在街角附近的小酒馆喝啤酒。
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成员的相互义务，这是群体内聚力的基础。这种义务意味着每个成员都必须帮助其他人。也就是说，帮助是朋友的义务。平常，这种义务不易察觉。只有当友谊破裂时，才能更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每当这时，争执的双方会抱怨曾为彼此所做的事情，这等于从反面证明，当他们朋友相待时，这些帮助都是份内之事。
义务的轻重体现着等级差异。在群体中，一些地位相对低的人，当不履行义务时，位置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也成为他们对义务未必尽心的原因。而地位相对高的人，则被更多的人所期许履行义务，否则会危及到他的地位。
 用钱的方式也体现着等级。在群体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总是倾向于向地位较低者提供金钱，而他们自己则极少从对方那里获得接济。领袖未必比别人有钱，但他必须出手大方。
领袖创造着群体的共性。“如果他不在，这个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谈论一件事。当领袖在场时，形式就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单位组成一个大群体。大家会共同谈论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常常是统一的行动。
领袖往往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群体内的情况，他是群体中信息的集散地。小伙子们愿意从领袖那里得到忠告和鼓励，结果，领袖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信任。每当成员之间发生争吵，他都会立刻知道。即使当他不想调节他们的争执时，双方都愿意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告诉他。 
 领袖不必是最佳棒球手、保龄球手，但他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的某个方面有点本事。“他自然会提倡他所擅长的活动，不鼓励那些他不擅长的活动。”

作者在这本书中运用了参与观察法。所谓参与观察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在实际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

　　与其他研究技术相比，参与观察导致研究者把他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强加于他试图理解的那个社会世界的可能性最小，它常常是在“没有先入之见”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探讨的。因此，它为获得社会现实的真实图像提供了最好的方法。 

　　参与观察方法的缺点就像其批评者所概括的：其所得到的资料往往缺乏信度(即缺乏可靠性)；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的程序是不明确的，它的观察是无系统的，它的资料是难以用数量表示的，它的研究结果也是无法重复的。 

　　（1）采用参与观察方式进行的研究，通常不是要验证某种理论或假设，其目的是对现象发生的过程提供直接的和详细的资料，以便对其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2）参与观察之初，研究者都需要为自己作为一个陌生人出现而进行某种方式的解释。 
　　（3）由于参与观察特定方式的要求，参与观察者往往要经历一个“先融进去”，“再跳出来”的过程。 

　　参与（式）观察法是社会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随着质性研究方式在当今社会研究领域的日益兴盛，作为其核心技术的参与观察法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青睐。本书对参与观察这一独特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和策略作了系统透彻的介绍。虽然有学者运用实证主义的观点，将参与观察法仅仅视为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归属于以探索和描述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初级阶段，但本书作者却将该方法视为一种完整的研究方法，主要归属于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并且将其当作自己终身追求的事业，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认同的组成部分。 

　　“北京天体沙龙”最初于2002年底开始于一位男青年在互联网设立论坛(BBS)，召集志同道合者。他在互联网上检索到了我关于天体主义的几篇文章，便写来电子信件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讲，自那时起，我便开始了自己的“全参与”。 
　　Danny L. Jorgensen认为有四类研究对象特别适用于参与观察法，而我所面对的这个天体组织几乎同时具备了这四类对象的特性：人们对该现象所知极微；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观点有重大差距；该现象对圈外人为晦涩不明；该现象非为公众可见。[2](P18)其中第二条特别值得一提，天体爱好者视自己在追求一种圣洁的信念与理想，而圈外人更多从性的角度对他们加以揣测。在进行此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也专门收集了圈外人的观点，发现此种偏见根深蒂固，即使对于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开明人士”也不例外，因篇幅所限本文专门谈方法论，六、其它研究将另行论述。 
　　具体到当前中国的天体组织这一研究对象，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一点采取全参与观察的必要性：天体爱好者深知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偏见与排斥，所以对冒然出现的研究者或“局外人”将更有可能采取拒绝的态度，即使接受访谈，在主流舆论的作用下也难以保证其所述客观。所以，只有作为“自己人”，在暂时不透露研究目的的背景下进入研究情景，才可能获得一个组织或运动从酝酿到成长的全部客观资料。 
　　如果说以上是基于主观权衡的话，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也注定了我采取全参与观察法，这便是：我自己也是一名天体主义者，对天体主义的信念推崇备至。我曾经专门走访传闻中哈尔滨太阳岛的天体营，还在我作版主的BBS里组织过两次关于天体的讨论，写过多篇相关文章，极力宣扬天体主义理念。在生活中我一直向往参加天体活动，去实践天体理想。 
　　因此，可以说我便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对象，我首先是圈内人，然后才是正进行全参与观察的一个研究者。从这层意义上，我又是一个“自我观察者”。 
在我与同业谈及“自我观察”这个概念的时候，曾受到质疑：研究者是否可以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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