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乡电视

代序 独乡一日
　　一、独乡概况
　　　　（一）独乡的背景
　　　　（二）“刻木传信”：传说并不遥远
　　　　（三）三代人：不同历史时期独乡个体文化特征的描述
　　二、电灯·电影·电视·电话
　　　　（一）水电站
　　　　（二）电影
　　　　（三）广播电视
　　　　（四）电话
　　三、电视机从哪里来？
　　　　（一）电视机的来源
　　　　（二）电视机的分布
　　　　（三）迪朗当的新年联欢
　　四、在哪里看？
　　　　（一）在自家看
　　　　（二）到别人家看
　　　　（三）到集体的电视房看
　　　　（四）特殊的把关人
　　五、观众是谁？
　　　　（一）语言
　　　　（二）文化程度
　　　　（三）宗教信仰
　　　　（四）文化传统
　　六、片子：看什么？
　　　　（一）新闻！新闻！
　　　　（二）电视剧
　　　　（三）“录像”
　　　　（四）唱歌的
　　　　（五）广告
　　七、怎么看？
　　　　（一）坐着看和站着看
　　　　（二）中间与边上
　　　　（三）技术员与讲解员
　　　　（四）看电视过程中的其他活动
　　　　（五）一个家庭电视房的观看过程实录
　　主要观点：本书不是一本理论专著，而是一本对电视和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进行“深描”的民族志著述，因此本书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层面入手，而是从当地日常生活的实际入手，通过对与看电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描述，对当地人看电视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电视机从哪里来？在哪里看？谁在看？看什么？怎么看？等进行回答。进而对电视是如何改变当地人日常生活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本书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形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基础上完成的一部传播民族志著述，因此这样的著述很难带来一种理论上的创新，而主要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上体现出一些创新。就研究方法来说，国外传媒研究中已经有过一些采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成果（莫利，2005；利贝斯，卡茨，2003），华人学者陆晔、潘忠党对新闻从业者的考察中也使用过类似的方法。但是在一个社区进行一种较为深入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该成果的田野调查时间是2001年10月－2002年4月，共计6个月的不间断工作），在当时国内新闻传播研究中没有先例。其次是研究取向上的创新，其实这与研究方法是密切相连的。从研究取向上来说，首先，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具体考察传媒对这些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作用，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这在当时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也是一个尚未开启的方面；其次，由民族志的方法所决定的研究问题已经不是传媒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的问题（这是量化研究取向通常要问的问题），而是这种影响具体是什么，如何发生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一种研究问题的转向（或研究取向的转向）也是随着方法的改变而改变的。就学术价值来说，《独乡电视》的主要价值在于开启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一个新的领域。

        《独乡电视》是在作者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后4个月，所调查的独龙江地区大雪封山，交通完全中断，其中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电话与外界联系。半年中作者90％的时间吃住在农户家里，力争做得以“文化持有者的视角”来观察、思考。2002年4月，尚未开山，因为要进行博士论文开题，作者在当地老乡的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翻越雪山离开田野调查地点。整个田野调查期间作者共记录了50余万字的调查日志。

       （1）在中国大陆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中的开创性意义。浙江大学教授吴飞教授（2005）在给本书所写的书评中高度评价了该书的方法价值：“选择田野调查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就我个人的了解，在当时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几乎没有见到。因此，建斌所做的事情，至少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可以说是首创。”作者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现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教授（2007）的评价则是：“我的博士生中，有人就云南独龙江地区少数民族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以民族志方法展开艰苦的研究，取得出色的成果，被认为是国内迄今少有的传播学定性研究的成功范例。”中国传媒大学胡智峰教授等人（2006）在对2005年度中国“电视研究”专著述评中也充分肯定了本书的价值：“电视这种传播形态对人类的重大影响逐渐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电视对人类发展的影响、电视节目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都促成一个新的学科的建立——电视人类学。比如《视像与人——视像人类学论纲》（林少雄）以及《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郭建斌），两部论著从独特的视角阐释了电视媒体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作者对电视独特性话语的分析为电视理论研究者打开了一个新的人类学的视界。”南京大学胡翼青博士（2007）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这说明，在《独乡电视》这样的传播人类学作品问世后，人种志方法已经逐渐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在一篇文章中也对《独乡电视》有这样的评价：“郭建斌的《独乡电视: 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开中国“民族志”方法进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先河, 此方法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卢剑锋，2008）
　　（2）较好地实践了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与人类学的学科交叉。因为《独乡电视》，作者所做的工作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的认可，被国内外一些人类学系从事相关研究教授指定为研究生的阅读参考书，作者也被一些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吸纳进入研究团队，进行跨学科的项目研究。这一方面扩大了传播研究在人类学等学科中的认知度，同时，也让便于把更多的人类学理论、知识、方法引入国内传播研究中，这对于拓宽了传播研究的面是有益的。
　　（3）促进了国内传播研究的多元化。因为地区、校际、文化等方面差异，国内传播研究的大多研究更多关照的都市、汉文化地区的情况，对于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则较少涉及，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来说，也是不完善的。因此，《独乡电视》这样的著述所开启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对于国内传播研究的多元化发展，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云南大学新闻系自1997年由新闻专业组建新闻系以来，始终把“民族传播”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独乡电视》也算是这样一个学科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成果，这对夯实这样一个学科方向的基础，汇聚相关学术力量，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最后，《独乡电视》至今没有给当地带来某种直接的社会效益，只不过是不少人通过阅读本书，对独龙江、独龙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在学术圈内扩大了一些这样一个小地方、少小民族的认知度，也吸引了少数国内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的目光，吴飞教授同样以该地区为研究地点的另一本著作已经问世（《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社区，并对社区发展取到一种直接的促进作用。

        浙江大学吴飞教授（2005）认为该书在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方法上是首创；中国传媒大学胡智峰教授等人认为“作者对电视独特性话语的分析为电视理论研究者打开了一个新的人类学的视界”；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教授（2007）的评价则是：“我的博士生中，有人就云南独龙江地区少数民族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以民族志方法展开艰苦的研究，取得出色的成果，被认为是国内迄今少有的传播学定性研究法的成功范例。”

         吴飞，《好学力行——评郭建斌博士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第5－10页。
　　胡智锋 李洁 张芊芊 刘宏 黄雅晴 杨彦，《2005 年度中国“电视研究”专著述评》，《当代电影》，2006年第4期，第117－121页；
　　石义彬，熊慧，《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71－174页。
　　胡翼青，《在希望的田野上：“新闻传播前沿课题”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第120－122页。
　　卢剑锋，《“民族志”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初探》，《今传媒》，2008年第7期，第65－67页。]
　　此外，多篇硕士、博士论文中也引用该书，在此不再列举。

       郭建斌，男，1969年1月生人。教授，中心实验教师，获云南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称号。承担《社会信息调查与研究》、《新闻采访写作》等实验课程教学任务。 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传播学博士学位，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在传播民族志和媒介人类学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编著和论著有《鄂伦春族：黑龙江黑河市新生村调查》、《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国家发展与大众传播》等多部。发表论文十余篇。承担《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多个国家级重大课题子课题负责人，主持多个省级、校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