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

1910年6月14日至23日，来自全世界159个基督教宣教团体的1200余名代表云集苏格兰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史称1910爱丁堡大会。爱丁堡大会“标志着欧美基督教宣教活动进入了新纪元”，因为大会认识到“各差会单独活动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的教会、机构和宗派应当互相尊重，共同合作，促进教会的合一见证，以求“在这一代的时间内把福音传遍世界”。因此，爱丁堡大会也被视为基督教普世运动的开端。

教会老一代标志

　　爱丁堡大会既然是研究探讨宣教的大会，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区的中国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中国基督教的参与可分两部分，其一是西方来华传教差会和传教士，其二则是中国基督徒的参与。
　　西方来华差会和传教士参与了大会的筹备、举行和后续跟进工作。例如，大会按不同主题组织了8个委员会，来华传教士们作为委员参与了多个委员会的报告起草和修订；在汕头传教的英国长老会传教士汲约翰还担任了“宣教区教会”委员会的主席，主持了各个会议和讨论。而且，来华传教士参与的规模也是很大的，大会期间举行了一次来华传教士聚会，有代表各个差会、来自不同地区的200人出席。在“向非基督教世界传福音”委员会的讨论中，34位发言者中有25个是来自宣教区的传教士，其中就有9人来自中国。
　　但更为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基督徒的参与。在大会1215名正式代表中，只有19名非西方代表作为“年轻教会”或“宣教区教会”代表参加，在8名亚洲国家代表中，有3人来自中国。他们分别是：伦敦会北京米市堂的助理牧师诚静怡，上海沪江大学代理校长、浸信会神学院教授董景安和来自上海的长老会信徒张廷荣。除了以上3位正式代表，正在英国留学的著名基督徒女医生康成和一位王姓的博士（C.C. Wong）也参加了大会。因此，共有5名中国基督徒参加了1910爱丁堡大会，他们都抓住机会在大会上发言或回应，在中国教会的建立、消除宗派主义、呼吁教会合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与民族立场等议题上表达中国基督徒的立场和观点。
　　董景安是一个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基督徒学者，他身着传统中式服装登台演讲，一时吸引众多目光。在“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的主题发言中，他呼吁应鼓励中国信徒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促使基督教早日本色化，因为基督教需要以一种本土宗教而非以舶来品的样式，才能与当地人发生联系。他认为，中国信徒绝不应该抛弃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它是中国国民的文化，具有相对永久的价值，基督教不应当意图取而代之，而应去完善它、实现它。他说，如果活出基督教的伦理，它就能够对儒家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教导都有所益助，有所补充完善。他还认为，基督教同样能够满足佛教徒对于圣洁、牺牲、分别（从罪中分别出来，同时避免佛教学说对自身命运的猜疑）的需求。为此，他呼吁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中应有更多的学贯中西的教师。
　　张廷荣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正处在巨大时代变革的前夜，他在“向非基督教世界传福音”委员会上发言介绍中国的情况时指出，不出四五年，甚至只需3年，中国的局势就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他认为：“中国正在抛弃旧的，但还没有抓住新的。中国人的心灵迷茫空虚，现在正是基督进入中国人心灵的大好机会。”他恳请普世教会立刻行动起来，共同致力于中国的福音事工。
　　康成在一天下午举行的与会妇女代表的聚会上就中国妇女的状况和需要发表了演说。
　　年轻的王博士则在“传教机关与政府关系”委员会的主题讨论中，从一个中国人，同时是一个基督徒的视角表达了其鲜明的民族立场。他抨击不平等条约，批评传教被殖民侵略所利用，忠告传教士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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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传教士越多地借助不平等条约来对抗中国政府，他们的传教动机和理由就越不令人信服。”他坦言，“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传教是与强权、武力以及侵犯中国主权联系在一起的。”他向传教士提出忠告，指出在任何情况下，特别在教案中，传教士都不应充当中国基督徒的保护伞，并使之成为一项原则，让那些准备加入教会的中国皈依者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一个人不应当仰仗某一特殊的宗教的庇护，而是要遵守他所在国家的法律。他坚定地表示：“从一开始就应当理解……中国有她的宗教……所有的中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应当忠诚于他的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都应当尊重并公义地对待这个国家。”他还对大会报告中宣称中国歧视基督徒的部分内容提出了修正意见。
　　《爱丁堡1910：世界宣教大会记述》一书称他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的、良善的基督徒，称“从他简明扼要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教会正在成为中国的教会，而且唯有如此，才能为基督赢得中国”。
　　未到而立之年的诚静怡可能是最年轻的与会代表之一，但他在大会上的两次演讲，特别是阐述建立一个“超宗派的、完全自立、合一的”中国教会的主张，却给大会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在“宣教区教会”的主题讨论中，与来自其他宣教区教会的代表一道，诚静怡表达了由中国基督徒自己来建立教会的强烈愿望。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就像一个小姑娘背着一个小男孩，看似艰难，有人可能会说那小姑娘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她肯定会说：“这不是负担，他是我的弟兄！” 同样，建立中国教会对中国基督徒来说虽然不易，但绝不是负担，而是“我们的荣耀和福气”。
　　通过来自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等国家代表的努力和演说呼吁，大会认可本地的传福音事工在很大程度上应有当地教会来完成。“宣教区教会”委员会报告书声明：“‘宣教区的教会’必须被视为是过渡性的而非永久性的”，它与西方母会“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临时性的”。但报告仍然认可母会的控制权，“如果管制太少，其教会生活就会走入歧途，如果管制太多，就将失去发展的动力。”诚静怡最负盛名的演说来自大会就“合作与促进合一”主题的讨论。他表示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他将完全从中国教会的立场来发言。西方差会和传教士或许会，或许不会都赞同，“但我觉得我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表达中国教会的想法。”他恳切宣告中国教会向往合一而不需要宗派，直陈合一的困难来自西方宗派教会。
　　他说：“长久以来，中国基督徒就渴慕并盼望更大的合一成果。此刻，他们正热切地仰望、专注地倾听，期待着本次大会将对他们所关切的合一经验有什么样的回应。”他向世界大声宣告，“简而言之，我们期盼看到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不具宗派性质、合一的中国教会的出现！”为此，他呼吁西方教会、差会和传教士应从中国基督徒的立场来分享中国基督徒的见证，而不是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基督徒，不然“中国信徒在你们眼中，将永远是陌生人”。
　　诚静怡进一步分析说，基督的教会是普世的，不论宗派，不分国籍，所谓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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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是，中国基督徒对西方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他们不但体会不到宗派的乐趣，很多时候反而深受其苦。对中国人而言，合一是众望所归的。这不但因为中国是一个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都崇尚和睦的国家，而且因为合一将真正有助于促进中国教会的自养和自治；有助于中国教会固本强身，对外抵御异教势力影响，对内克服自身的软弱。他指出：“中国教会合一的困难主要来自西方朋友，而不是我们。”
　　他向大会提出建议，希望大会的成立旨在推进各地教会合一运动的续行委办会，对中国教会进行周详地调查，并与中国教牧和信徒领袖充分地协商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因为续行委办会的工作不是为某一宗派，也不是为某个差会，而是为了在中国建立基督的教会”。
　　诚静怡最后呼吁：“让我们跟随主耶稣的脚踪登上橄榄山的高处，在那里，我们会有更宽广、更明晰、更开阔的视野，来观察教会和世界的需要。”
　　1910爱丁堡大会是中国基督徒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在普世教会面前发出中国教会自己的声音。由于大会代表众多，每个人的发言被限制在7分钟，因此，即便把中国代表的发言全部加起来，时间也很短。但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中国代表的声音却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国格、教格和人格，以及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洞见和异象。100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倾听这历史深处的回声时，仍可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回顾逝去的100年，展望前面的100年，中国教会的道路仍将路漫漫其修远，在圣灵的引领下，我们将一如既往，上下求索，努力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见证神的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自发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起，吴耀宗就成为备受瞩目的人物，他的信仰特点尤受关注和议论，激进者甚至指他为不信派。这成为一部分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甚至反三自的重要原因或借口。其实，吴耀宗的信仰特点具有其形成、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也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一、吴耀宗信仰的形成及变化轨迹

　　1．对基督教的态度：摒除→重新审视→接受→决志信仰
　　吴耀宗出生于非基督徒家庭，从小对基督教“以迷信二字摒之”。1911年夏天，还是北京税务专门学校学生的吴耀宗，参加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夏令会。这次经历促使他重新审视基督教：“基督教有他的价值，因为他对于人生的解释，能给人安慰与鼓舞。”这是他接受基督教的第一步。
　　1913年初，他听了美国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首任主席穆德（John R﹒Mott）博士“青年之嗜欲与恶习惯并其驱除之法”的演讲，深以为然。1917年，他成为青年会会员。从此经常参加基督教的活动，阅读圣经。1918年1月16日，他“初次读到《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像闪电一般”，“大有领悟，如入宝山，如启智慧之钥，乐不可言。”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满意的人生哲学：追求真理，不计利害，精诚相爱，达己达人。”更重要的是，“在它背后，有一个身体力行的人，那就是耶稣。”1月下旬，后来发起“牛津团契”的美国传教士卜克门（Frank Buchman）到中国布道，吴耀宗参加了他在北京青年会的三次谈道会：“第一日归室，坐地而泣，次日忌烟酒，第三日认罪。”其间卜克门又对他进行了个人布道，吴耀宗倾诉了接受基督教的最后思想顾虑，卜克门劝勉他：“君有此奋斗之精神，良可嘉许，君所需者，笃信上帝，忘己事人而已。”不久，美国青年会亚洲区事务的干事——艾迪（Sherwood Eddy）到北京布道，吴耀宗在布道会上当众决志入教，并于同年5月31日受洗。

　　2．吴耀宗信仰的3次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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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耶稣的“爱”救国（1918—1933）
　　在吴耀宗看来，耶稣的“爱”和牺牲精神展现了伟大、崇高、圣洁的人格，是人类的楷模，而“救中国需要有人格的人，基督教是培养有人格最有效的信仰。”他希望具有良好人格的基督教学生能成为社会的领袖，拯救中国；或者，“但凡作领袖的，最好是受过基督教的熏染，得着耶稣的精神”的人。
　　这时的吴耀宗深信唯爱主义。他不赞成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1927年底写了《共产党为什么拼命与我们捣乱?》的文章,指责共产党。1930年初，他找到了宗教的新使命——改造社会制度,改造的手段是真和爱。
　　②寻求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学说的相通之处（1934—1949）
　　1934年初，吴耀宗经过数年的研究和思考，在详细比较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劣之后，在政治上得出“同情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结论。与此同时，在神学上得出基督教与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唯物论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互相补充的结论。他说：“唯物论者的所以否定宗教，不只是因为理论的逻辑，同时也因为历史上宗教的反动成分和迷信成分，而一个合理的宗教信仰，一个能够发挥它的进步性的宗教信仰，并不和唯物论冲突，并且可以和唯物论互相补充。”他坦言，对他而言，在信仰上能得出这一结论，与“哥伦布发见新大陆”一样重要。这时，他仍不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手段，主张用非武力的手段，用爱的方式改变构成不平等制度的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过程后，他辞去唯爱社主席职务，赞成抗战。
　　1938年后，吴耀宗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抗战后期，他以著书撰文、发表演说等方法反对摩擦，促进宪政；抗战后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支持、参加和引导学生运动,成为引人注目的民主人士。
　　③把中国基督教会建设成一个同伟大祖国相称的教会（1950年以后）
　　1950年以后，吴耀宗一方面发起三自运动，努力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在最短时期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同伟大祖国相称”的中国基督教会。1956年，担任全国三自主席职务的吴耀宗提出中国基督徒要在新时代做三大“见证”，完成十件重要工作。这些后来被称之为“三大见证、十项任务”。这是中国基督教第一次从神学和教会工作的角度审视并处理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可惜的是，受“左”的思想路线影响，这一号召未得实施。
　　从吴耀宗信仰的形成和变化，我们看到了他的信仰特点：注重人生哲学，追求真理，不计利害，精诚相爱，达己达人。

　　二、吴耀宗信仰特点形成的内在逻辑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社会局势，吴耀宗的神学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其神学追求的倾向性：置身社会、关注社会，希望基督教为社会的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从中，我们看到了始终如一的基督信仰和救国情怀。这正是其思想变化的内在逻辑。

　　1．始终如一的基督教信仰
　　吴耀宗笃信基督教。他之所以笃信基督教，首先是对耶稣的崇信。他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登山宝训”对他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不管时事如何变化，他终身效法耶稣，追随耶稣，献身基督教事业，寻找基督教在中国不同时代生存的合法性，阐述基督教的社会价值，拓展基督教的社会基础，扩大基督教的社会影响。
　　吴耀宗笃信基督教，还因为“基督教是主张自由平等的，是主张彻底的民主的，因此，它应当是进步的、革命的；只有进步的、革命的基督教，能够真正表现基督的精神。”他思想的几次变化，都是以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为标准，进行评判和选择的结果。他接受共产主义思潮，是因为“基督教的目的是‘天国’的降临；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自由平等合作的社会”。特别是在现阶段，“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打破现状，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上世纪40年代，他批判资本主义，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世界环境。它抛弃了它自己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的原则，造成了许多违反人民利益的事实”。他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他所寻求的民主、平等、公义的社会模式：共产党“要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去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共劳共享的新社会”。1950年，他发起三自运动，也是希望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能“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2．始终如一的救国情怀
　　上世纪10年代，面对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形势,中国的热血青年纷纷寻找救国的途径,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等等。吴耀宗找到的是基督教救国。他写道:“吾曾昼夜以思,足以救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人心者，惟基督也。”正因为是用基督教来救国，他的信仰关怀和取向始终围绕救国：包括接受和放弃唯爱主义，接受和批评社会福音、新正统派，不排斥“社会科学”和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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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吴耀宗十分欣赏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理性”的重视及其“进步”性。但在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预测必定产生“悲剧与幻灭”，希望社会制度得到改造时；当他认识到“理性”解决不了现实世界“利害的冲突”时；开始批评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肤浅的乐观”：“如果我们以为人类有限而相对的理性，可以参透宇宙绝对而无穷的奥秘，那就未免近于夸张。”
　　本来，吴耀宗深受新正统派影响，特别欣赏该派在二战期间的反法西斯立场，对资本主义不留情面的解剖和严厉的指责，以及该派自命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所透露出来的政治倾向。但二战结束后，该派态度鲜明地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认为苏联是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只有英美才是民主国家。吴耀宗认为该派已成为美国杜鲁门和马歇尔式外交政策的代言人，非常惋惜它“入了歧途”，“投入了保守力量的怀抱，抛弃了这个神学的进步性。”
　　吴耀宗在政治上准备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时，对其宗教政策有担心，有信心。他看到：“现在，这个革命的主要力量，似乎是与基督教对立的，也似乎是要否定基督教的。”但他认为：“那不过是因为现在的基督教已经失去它的本来面目。在未来的时代，我相信基督教是要和这个革命运动合流的。基督教应当吸收最进步的社会科学的成果，因为没有社会科学，基督教就容易变成不切实际的空想。另一方面，社会革命运动将来也必然地对基督教中精神生活和个人关系的宝贵教训加以欣赏与重视。一个洗刷过、锻炼过、恢复了本来面目的基督教，和一个长大了、成熟了、冷静了的革命运动，是不会有什么基本的冲突的。相反地，他们是相需相成的。”

　　3． 始终偏重理性思考
　　在吴耀宗的神学著作中，到处可见逻辑推理和理性辨析。他“把上帝看作一元化了、情感化了、人格化了的真理”。他将杜威的《科学的宗教观》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他认为：“把理性应用到宗教上去，是一件应当的事。”他指出：“把上帝信仰里面那些建立在真理和事实上的成分吸收出来，提炼出来……应当是今天基督教运动的一个急务。”
　　吴耀宗也讲神圣性。他“把上帝看作是内在的，同时又是超然的”。这使得他的上帝观有别于泛神论和唯物论的宇宙观。他注重灵修，专门总结过自己的灵修经验，深究过祈祷的意义。他认为“人是有价值的，是有无限发展的可能的，因为他具有神性，是上帝的儿子。若要实现他的价值，发展他的可能，使他得到丰盛的生命，就必须去掉一切妨碍他发展的力量——那就是个人的罪和社会的罪——而以爱人、服役、克己、牺牲为生活的原则”。他还说:“一个基督徒可以服膺某种主义，可以从事于某种政治活动，甚至可以参加某种政党，但他尽智尽忠的最高对象，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上帝的真理和他绝对的真美善。”
　　但通读吴耀宗的著作，可以发现，吴先生的信仰是十分注重理性的。

　　三、吴耀宗信仰特点形成的时代因素

　　1．受当时美国神学思潮的影响
　　吴耀宗接受基督教，是美国传教士所结的果子。1924～1927年、1937～1938年，他两次赴美国，先后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身处美国神学思潮中。所以，他的信仰主要受美国神学思潮的影响。
　　①基督教自由主义和社会福音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西方教会自由派受圣经考证学及进化论的影响，对传统神学的超自然信仰产生怀疑，认为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的信条。上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东北部神学界大部分归向自由主义神学。代表人物有纽约河滨教堂主任牧师富司迪和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布朗等。自由主义神学侧重用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圣经，提出“从信条中的基督，走向历史上的耶稣”；赞同从道德、社会进步方面解释教义；将基督的爱与公义实行在社会上，将之改为天国；注重上帝的内在性和人性，等等。
　　自由派的信息是社会福音。美国青年会主张社会福音。中国青年会在北美协会的经济资助和宗教思想影响下创建和成长，是中国倡导社会福音的中坚。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福音对中国基督教会影响很大，对协进会系统、青年会和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影响尤为显著。
　　吴耀宗接受的是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的信仰。最初向他传教的是美国社会福音派传教士，与他在青年会同事的传教士都是社会福音派。他认为：“耶稣的福音是社会的福音。”他结集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神学专著即以《社会福音》命名。正如谢扶雅所归纳，吴耀宗的社会福音不是简单的“仪式、机关、典制、信条与枝蔓的神学，或枝节零碎的所谓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它只是一团火，要把人的心肝炎炎地烧起来！它只是一支无形的生力军，要打不平，破占有，斫罪恶，摧强权，而树立一平等自由与爱的‘天国’”。这是他始终不变的神学追求倾向性的神学基础。
　　②唯爱主义的影响
　　唯爱主义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唯爱社(The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由英国基督教贵格会的霍德进（Hodgkin）发起。主张以爱为最高原则，反对用武力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
　　1920年底和次年初，霍德进来华推介唯爱主义。吴耀宗因唯爱主张深合其意，于1921年5月加入该组织，并积极协助筹办唯爱社中国分社，起草了中文宣言，后任中国分社主席和《唯爱》杂志主编。成为唯爱主义在中国的积极传播者和推动者。唯爱主义除了反对战争，还主张“（一）谋求种族、国家和阶级间的了解与合作，以促成世界的和平。（二）努力于经济关系的改善，使个人与社会均能获得充分的发展”。这成为吴耀宗神学追求倾向性的重要基石。
　　③新正统派的影响
　　新正统派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战证明人不是万能的，科学不一定造福于人类，有时反而给人类带来灾祸和毁灭。1925年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形势的紧张使思想界放弃了乐观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正统派的悲观主义神学适应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吴耀宗第二次赴美国留学期间，新正统派代表人物家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正在协和神学院当教授，因而受教于尼布尔，深受其影响。他称赞新正统派神学是“把正统神学和现代思想聚一炉而冶之的，集大成的神学系统……是美国基督教思想界一个重大的贡献”。他欣赏新正统派之处在于：第一，比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更深刻，更彻底。第二，摒弃了辩证神学使人麻木的悲观，让人既举目向天，又脚踏实地。第三，主张社会的改进，却不认为改进了的社会是天国的降临。更重要的是第四点，“人的思想，人的信仰，都多多少少地是一种‘意识形态’，受着社会条件的影响与支配，因而并不具有抱着这个思想者所想象的绝对性”。
　　新正统派对唯爱主义和牛津团契对“相信理智和爱的感力，相信个人的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基础，或是社会改革的全部”给予苛刻的批评，认为这两种思想过于强调人性的善，而轻看人性的恶；认为唯爱主义是空想主义，牛津团契是资本主义病态社会的产物。吴耀宗认为这些批评“是很正确的”。这促成了他放弃唯爱主义。

　　2．吴耀宗这代基督徒必须回应风起云涌般社会思潮的挑战
　　① 必须回应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的质疑
　　吴耀宗接受基督教时正逢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旗帜，重新审视中外一切传统思想和制度。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讨论、研究基督教和宗教问题，出现反基督教倾向。1920年1月28日，徐宝谦约吴耀宗等人讨论如何回应新思潮，拟设立一个言论机关，并在学界传播基督教真理。3月，以北京青年会干事和燕京大学教授为核心的28名中外基督徒成立了北京证道团（Peking Apologetic Group），吴耀宗是成员之一。他们“深知道在现今的时候传布基督教，必得按近今科学哲学家的概念，解除现代人种种的误会及疑惑，确实证明基督的真理”。
　　② 必须回应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的批判
　　吴耀宗接受基督教不久就被推到了非基督教运动的风口浪尖。非基运动发生在学界，学生是重要参与者；非基运动所发宣言、通电指名批判青年会。北京的基督教学生工作者在排山倒海般的非基督教浪潮中承受了巨大压力。非基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的第11届大会。大会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在华举办并筹办，北京青年会承办。吴耀宗作为北京青年会学校部主任干事，责无旁贷，直接参与筹办。因此，成为非基运动矛头首指的对象。
　　非基运动对基督教的批判集中在两点：一是有违科学，二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1924年改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吴耀宗不在乎“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因为我相信自己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人民的鸦片’这个尊号，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挥之不去。基督教是不是迷信？是不是‘赛先生’的敌人？是不是统治者愚民的工具？”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以至于非找出合理的解释，不然将难以坚持基督教信仰。这一问题使他苦闷了好几年，也思考了好几年。思考的结果在他的神学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
　　胡适和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对迷信痛加鞭挞，对宗教伦理却表示欣赏。陈独秀坚信科学，认为宗教是无知的产物。他认为：“基督教的‘创世说’‘三位一体说’和各种灵异，大半是古代的传说、附会，已经被历史学和科学破坏了，我们应该抛弃旧信仰，另寻新信仰。新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他称颂耶稣的牺牲、宽恕和博爱精神。认为这才是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对这种教义，科学家不会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在胡适看来，宗教的内涵不外乎三项——道德教训、神学理论、迷信成分。他认为“基督教的迷信是两千年前的产物，现在应该抛弃了。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是中古时代的产物，现在也应该抛弃了。基督教的道德教训，虽然也是两千年前的产物，但因为人类行为上的进步还不如知识进步的快，故还有一部分可以保存”。他警告：如果不舍得抛弃前二者，后者也要被拖下水了。也就是说，他们肯定耶稣的人性，否定作为神的本体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持理性信仰的态度，强调基督教的伦理，响应“人格救国”的口号。
　　③ 必须在全民抗战大潮中回答抗战与否的问题
　　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后,吴耀宗一直处于踌躇、疑惑和自审中：唯爱主义与武力抵抗之旨相悖。他曾发起“对日不合作运动”和“非战运动”。由于不合时宜、缺少有效措施，影响仅限于青年会一部分工作人员，不久便不了了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吴耀宗看到战争的不可避免，以及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不抗战就是逃兵、人民的公敌。在未放弃唯爱主张之前，他逐渐以一种矛盾的心情投入抗战活动。1935年底，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主张全国一致抗日。吴耀宗未在宣言上签名；却在基督教界征得5位好友的签名。1938年，他公开承认耶稣唯爱的理想不能实行于今日的中国，赞成抗战。他解释：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中，勇敢地用不理想的方法，去应付现实”。
　　④ 必须面对共产主义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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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吴耀宗清楚地看到：“在过去二十年中，共产主义在中国吸收了成千成万最有思想和富有社会意识的青年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力量，是与日俱进。而在战后，则更有一日千里之势。”他注意到苏联顺利完成了几个五年计划，共产主义“是一种蒸蒸日上的势力；自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后，它更得了一种有力的后盾。世界无疑地是要转变，而现在促成这种转变的最大的势力便是共产主义”。他认为，因为共产主义代表了自由、平等，充裕的经济、没有阶级的社会，青年人把共产主义“当作人类唯一的救星”，一点也不奇怪。在这种形势下，基督徒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顺应潮流，用基督教的方法：“对付现在摧残着人类的两大罪恶：国际间的不平等，和社会间的不平等。”

　　3．工作对象和目标要求他传播的信仰能消除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疑虑
　　1949年前，吴耀宗的工作对象和读者主要是基督教内外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是一代被新思潮所激荡、深思而好学的青年，也是寄托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的青年。青年会以及他本人的重要工作目标都是让这一代青年接受基督教。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口号是“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青年会的根本使命就是提倡社会服务，辅助青年以求身心健全的发展，并使之认识基督、皈依基督。 如前所述，要让这一代青年接受基督教，必须用理性语言来阐述。
　　1922年，吴耀宗看到北京有17000名学生，只有1500人信教，就开始思考“怎么样令其余非信徒的学生信仰基督”。他写作《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就是为了帮助青年人接受基督教。这本书出版后，一方面受到青年的欣赏和追捧，不到7年，印了6版；另一方面，受到教内基要派的批评。对此，他解释说：“本书的读者对象不是那些信仰上已经很有根底的信徒，尤其不是那些专重情感，完全否认理智的所谓属灵派……它的读者对象，却是二十几年来，我所接触过的基督教内外的知识青年。他们对于基督教发生许多疑问，尤其是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多半是理智范围的。因此，如果不在理智方面，给他们一个满意的解答，这些问题，就会变成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的绊脚石。”他之所以把上帝看作一元化了、情感化了、人格化了的真理，是因为“上帝的本体是我们所看不见的……但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就是他在宇宙万物中所表现的真理……对怀疑他的存在的人，这个解释应当是一个帮助，因为这样去看上帝，他就……是一个可以考察，可以追求的科学的对象”。

　　四、吴耀宗信仰特点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1．吴耀宗的信仰特点具有时代共性
　　吴耀宗是中国第一代成人信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时代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过渡期。旧的尚未过去，新的尚在建立中：从中国基督教史看，基督教仍被视为“洋教”，不被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多一个基督徒就会少一个中国人。从基督教神学思潮看，美国现代派与基要派激烈争辩，较量正酣。从国际思想史看，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相信科学万能。从中国社会看，清朝廷已退位，新政权不稳，群雄四起，思想界异常活跃，寻找和引进各种“主义”。吴耀宗他们能在这样的时代接受基督教，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能够救国。或者说，正是社会福音强调国家救赎、社会救赎，要在地上建立天国，才拓展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空间，缓解了做一个中国人，又做一个基督徒的矛盾。
　　与吴耀宗同时代知识分子基督徒的信仰特点大多相同。徐宝谦在回顾他接受基督教的过程时坦言，他研究基督教的动机，“在于解决因政治所引起的烦闷，在于为中国民族寻找一种道德的效力。”谢扶雅提倡“从品德方面阐明神的特质，宣扬耶稣基督的崇高道德行为，而使基督教成为充分的‘伦理性宗教’”。刘廷芳说：“从前宗教，只讲救个人灵魂入天国，不讲救社会的现在。经数十年圣灵的指导，已经渐渐地明白。晓得耶稣来，不是救个人，便了事的。他来是要将‘上帝的旨意，做成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将世界改作天国。”吴雷川认为：“教会应当有主持正义，指导社会的权能……耶稣唯一的宗旨，就是改革社会。”

　　2． 吴耀宗的信仰特点反映了中国第一代成人信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过程
　　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的目标是“为了拯救罪人，为基督征服中国”。大部分传教士采取直接布道的方式，在街头、乡村分发传单、布道，效果并不好。中国士绅迫于不平等条约，多无奈、冷眼视之，甚至暗中发起反洋教斗争，入教者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或是吃教者。传教士逐渐意识到传教的阻力主要来自士绅阶层。为了突破士绅阶层，他们一方面对儒家思想作出让步，从“孔子或耶稣”转变为“孔子加耶稣”；另一方面，他们创办教育、卫生、慈善等社会事业。义和团运动前后，他们认识到青年和学生是把基督教影响扩展到家庭和社会的桥梁。于是加大办学力度，特别是大学；创办青年会，特别是学校青年会；以加强对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1897年，穆德将他第一次环球之旅的行程报告结集成书，题目就是《征服世界的战略据点:大专学院与基督教的推展》（Strategic Points in the World’s Conquest：Th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s related to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正是传教模式的转变，才使税务学校的吴耀宗有了接触基督教的渠道。
　　美国“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从1888年成立到1920年，已有8140位学生赴海外传教，占全球宣教士的三分之一。学生海外传教运动不仅扩充了传教士的人数，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教队伍的成分。他们是受过神学训练的传教士，更是受过技术专业训练的、视野开阔的大学生、硕士、博士，这使得教会将神学的基础放到社会关心的层面上来成为可能。正是他们充满理性和人生哲理的布教，感动了吴耀宗等一批知识分子。1911年，吴耀宗初次接触基督教，就因为遇到了“中西博学明理之士，其解释耶教，从道德上、科学上、心理上诸方面皆非强人信仰耶稣者也”，才让他感到基督教有可信之理。可见，传教人员的变化，使吴耀宗有了接触基督教的合适媒介。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督教深受美国传教士带来的神学思潮的影响。美国海外传教力量由社会福音派主导，来华传教士大多是社会福音派。即使在美国本土，直到上世纪40年代，基要派才有新的发展，许多新保守派神学家改称新福音派，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新福音派仍坚持基要主义的原则，但较重视圣经和神学的学术研究；除强调个人得救外，也关注各种社会问题。
　　在中国，吴耀宗这一代人用社会福音为武器，回应新文化运动和非基运动质疑时，后来那些重要的基要派布道家尚未崭露头角，属灵派在上世纪30年代才在基层信徒中逐步扩大影响，形成势力。
　　我们应该将历史人物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评价。不能用后来的福音派信仰为标准，评判吴耀宗及同时代人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信仰特点及其价值，而是要看他们在历史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3． 吴耀宗这代人在消除青年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的思想障碍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贡献
　　事实上，最初在青年和学生中开展有效传教活动的正是青年会。丁立美在青年会做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布道团巡回干事时，曾有一个月让千余人接受基督教的记录。1922年起，吴耀宗发起基督教学生运动，以“提倡、指导、协作的态度”，更好地“帮助中国学生‘基督化’”。这一运动持续二十多年，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力争“使知识阶级的人，都承认基督教是理性的宗教，”因而能接受基督教。
　　吴耀宗这代知识分子基督徒在清除教内外知识分子理解、接受基督教思想障碍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有意义的。一方面，青年会和吴耀宗他们宣讲的社会福音，使中国知识分子能够理解和容忍基督教，基督教逐步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或者说，他们在基督教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了一座便捷有效的桥梁，使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走近知识分子，走向中国的中上层社会。中国之所以不再发生反洋教斗争，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加入，使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和质量有了极大改观，逐渐提升了基督徒的社会地位，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正是这些基础性、根本性的变化，才丰富了基督教信仰的多样性，基督教才有了牧养大批羊群的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吴耀宗的信仰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吴耀宗及这一代知识分子基督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具有不可复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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