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盛顿邮报》与水门事件１９７４年８月８日，美国第３７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极为深刻的震动。这场“漫长的恶梦”笼罩了美国，￣①美国人民陷入一片“沮丧、幻灭和失望”的情绪之中，作为国家的主权和威严的象征...
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或译水门丑闻）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其对美国本国历史以及整个国际新闻界都有着长远的影响，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有相关影视作品与此相关。
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James W. McCord, Jr.）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
1972年6月17日晚上，美国民主党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离开水门大厦后，偶然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办公室，他惊异地发现，已经熄了灯的办公室里有几条光柱在晃动。不对呀，同事们都已经走了，谁又进了办公室，不开灯，却打着手电筒到处乱照。他马上回到水门大厦，把疑点告诉了保安人员。保安人员立即搜查了有关的房间，抓到五个戴着医用外科手套、形迹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人名字叫詹姆斯·麦科德，自称是前中央情报局雇员。其实，他是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负责安全工作的头头，奉命到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设备。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件。正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度假的尼克松总统闻讯后，心里不由咯
噔一下：如果民主党抓住水门事件追查下去，他不但连任无望，而且马上就会名声扫地，有可能立即下台。[1]
他哪里还有心情度假，第二天就返回了华盛顿。白宫，总统办公室。已经是深夜了，尼克松还在与几个最亲密的助手们紧急商讨应对措施。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有的猛抽着雪茄，有的端着咖啡杯却久久不送到嘴边，目光都集中到尼克松身上。尼克松思考再三，终于发话了：“不是有三个古巴人吗，麦科德以前也参与过‘猪湾事件’，那么就把水门事件解释成古巴人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进行的窃听活动。霍尔德曼，你去见一见中央情报局局长，叫他出面，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要让联邦调查局插手。叫那几个被抓的人不要开口，多花一点钱没关系。还有，白宫里的人在大陪审团那里不要再胡言乱语了，这事由迪安负责。” [1]
助手们分头行动，尼克松自己也赤膊上阵，在第一次竞选连任的记者招待会上，信誓旦旦地向美国公众表示：“白宫班子和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他还故作镇定地表示，“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 [1]
一系列的活动，特别是总统的表演，暂时欺骗了公众。大选结果，尼克松以少有的压倒性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获得连任。正当尼克松和助手们弹冠相庆、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封又一封匿名信寄到法院，密告水门事件还有隐情。 [1]
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总统竞选活动进行彻底调查。果然，1973年3月23日，麦科德在法庭上将白宫法律顾问迪安暴露了出来。尼克松决定弃车保帅，让迪安当替罪羊。
迪安可不是任人宰割的角色，他不甘心束手就擒。在得知他的罪行可判四十年徒刑时，他主动向检察官做了三小时的交待和揭露，想将功赎罪，换取赦免。[1]
为了挽回局面，尼克松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事先不知道水门事件，事后也没有任何阻挠调查的行为，并为窃听活动辩护，说这些都是为了国家安全，是合法的、必要的，从罗斯福总统时开始，每一个总统都这么干。他企图再次利用美国人民对他的信任来蒙混过关。[1]
不幸的是，一枚更大的定时炸弹爆炸了。水门事件委员会掌握了一个新的情况：尼克松从1971年年初起，为了记录与手下的谈话和电话内容，下令在白宫办公室里安装窃听系统。委员会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的录音带和文件资料。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交出，并将事情闹到上诉法院。不料，在经过三星期的考虑后，多数法官认为总统也要受法律的约束，必须交出录音带和文件资料。[1]
尼克松恼羞成怒，下令免去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美国各电视网立即中断正常节目，向美国公众报告这一爆炸性新闻。公众的反应就像火山开始喷发，抗议电报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舆论将尼克松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连宗教界和原先支持尼克松的出版物，都愤怒地指责尼克松。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则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整个美国像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愤。在民意的推动下，众议院决定对总统进行弹劾。 尼克松决心顽抗到底，他一面销毁录音带上对他不利的内容，一面继续强调行政特权，表示“将遵循从华盛顿到约翰逊历届总统所遵循与捍卫的先例，决不做任何削弱美国总统职位的事情”。他交出的电话记录千疮百孔，大量重要的内容被诸如听不见、无情报价值等字眼代替。尼克松的行为进一步激怒了公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有关的录音带。[1]
新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在白宫被迫交出的录音带中找到了新证据，有一盘录音带上清楚地记录着水门事件发生后六天，尼克松指示他的助手，让中央情报局阻挠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这是尼克松掩盖事实真相的铁证。整个白宫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一直相信总统的清白，一直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来保护总统，而总统却从一开始就掩盖真相，并欺骗他的顾问、公众、国会甚至自己的家庭达两年之久，每个人都感到被出卖了，就连共和党的一批参议员、众议员也建议他辞职，尼克松终于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1]
1974年8月8日晚上，尼克松不得不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中途下台的总统。[1]
横向监督[3]
一、这种监督模式是双向的、互相的监督，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制衡的监督关系，权力监督关系的各个主体之间的地位是平行并列的。形象地说，这种权力监督机制是横向左右式的，其基本要领是“职能分工，互相制衡”。在西方历史中，没有中国古代那种“高高在上”的御史监察系统，但其司法系统发达，政权也早已有所分化，近代以来更有立法、行政、司法三大职能的划分。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不同职能的权力主体相互监督制约，普通民众也能对官员以及政府甚至国王提起司法诉讼。[3]
二、在监督的范围方面，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职权有明确的划分，监督者不能代行、更不能取消被监督者的职权，也即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职能是不同质的，彼此不能互相代替。由此决定了这种监督模式是一种程序性监督，在具体的监督手段上，主要是运用特定的程序对被监督者的行为进行纠察，并不从实体上代替监督对象的职能。因而，在这种监督模式下，人们特别重视监督程序的设计。[3]
三、由于是相互的监督和制衡，因此不需要更多高层级的监督者来行使层层递进的监督权，也不会产生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终极权力”。这种监督模式侧重于权力的横向分工，而不是纵向的级别划分，政权的纵向组织相对简单。同时，任何一级权力都是分立的，所以不会有一个不受监督的终极权力。[3]
横向监督模式虽然在权威性和效率方面有所欠缺，但它的权力运行系统是正义的，不太容易出现专制，对普通民众来说它是安全的。所以，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目的正当性，它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的侵犯。这是近代宪政制度的“终极价值”。“宪政体制可以理解为一种宁可多支出一些时间与资源成本（等于牺牲一些效率），也要尽可能维护法律的客观性与公平性，并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制度。”这种模式之下，公民的权利受到某一政府部门的侵犯，更容易获得其他部门的救济。[3]
普遍地看，横向模式下的各级官员，比纵向模式下的同聊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唯上是从、阿谀奉承、拉帮结派等官场恶习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这都是制度使然，而非其人道德特别高尚。因为政务官员的进退升降取决于多种因素、多个机构，而不只是其直接上司，因此下属官员可以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经过多种因素的长期博奕，人们逐渐倾向于遵循一种公正的理性，而不是某种长官意志或强势重压。长期的熏陶与感染，使人们养成“以理服人”的理性政治思维，而不是“以势压人”的威权政治规则。[3]
上述的为官理念在“美国诉尼克松”案中，有非常生动的体现。在“水门事件”最紧张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命令其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雇“不识大体”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隶属于司法部），理查森不愿从命并请求辞职，副部长洛克肖斯同样不肯干。尼克松只好请司法部第三号人物鲍克解雇考克斯，鲍克犹豫再三勉强答应。于是一夜之间，白宫宣布解除理查森和洛克肖斯的职务，任命鲍克出任代理司法部长。鲍克随即签署命令，解雇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并查封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扣押全部调查文件。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称为“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引发了严重的宪政危机，是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的直接原因。[3]
那么，在这场辞职风波中，司法部长理查森为什么宁肯丢官去职，也不肯解雇特别检察官呢？或者说，美国政府中的官员为什么会有如此坚强的原则性和良好的法治观念？理查森的所作所为与美国宪政体制中的制衡和监督机制有直接关系。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重要官员，虽由总统提名，但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在审批过程中，参议院可以要求被提名的官员作出某种承诺，作为批准任命的条件。这样一来，国会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行政官员的人事任命权，政府高官若想官运亨通，不仅要听命于总统，同时也要顾及国会的态度。原来，理查森也是在“水门事件”中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在国会举行的任命听证会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特意要求理查森承诺不非法干涉特别检察官的决定和行动。如果理查森言而无信，随意撤换特别检察官，将对他的个人信誉和未来的政治前途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实际上，理查森的行为后来得到了回报。水门案后，福特总统于1975年重新启用理查森，他先后出任商务部长和驻英大使等要职，得到了极高的声望。相形之下，1987年里根总统提名时任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鲍克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时，遭到了参议院的无情否决，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他在“水门事件”中的不光彩表现。[3]
道德上要求官员坚持原则固然非常重要，“但只有制度性的监督和保障，使耿直守法之士善终，令趋炎附势之徒失意，才能真正在各级官吏中形成坚持原则、奉公守法的操守和风气。” 横向的权力监督模式，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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