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效果理论
这个理论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W. P. Davison）教授于198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传播中第三人效应的作用》（载《公共舆论季刊》第47卷，第1-15页）中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人效应理论作为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个新内容，已经在西方传播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受众普遍认为大众传媒对其他人的影响要比对自己的要大；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第一人效应和第三人效应之间还存在着某些矛盾之处，这集中体现在“互有差异的认知”这个概念上。
戴维森通过分析二次大战期间以及战后的一些心理战方面的事例，提出为什么对手的传单如此有效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第三人效应假设”，即传播达到的效果并不是由于表面的受众的反应，而是那些可预测的或他们认为可察觉到的、部分其他人会作出的一些反应性行为。之所以称之为第三人效应，是因为第三人卷入了两种不同观察立场，按照那些试图对传播效果作出估价的人来说，它最大的影响对象不是“我”或“你”，而是“他们”——第三人。站在宣传者或其他劝服传播者的立场来看，第三人是那些在某些方面与表面受众的态度和行为有关的人，宣传家们实际上试图通过寻求影响其他人的的途径操纵这些第三人的行为。
他认为，在大众传媒领域，从事劝服传播的人认为会对其他人产生巨大的效果，而不是他或她自身。他们的理由是：“我不会受影响，但他们（第三人）会被劝服”。在有些方面，传播导致某些行为的产生，不是因为它对那些表面上直接指向的人产生影响，而是因为其他人（第三人）认为它会对它的受众产生影响。他在论文中用四个小实验证明这个假设，并说明它与社会科学中许多理论观点的关系。第三人效应理论是以“我”和“他们”这两个概念为中心而展开的。首先是“我”或“第一人”，戴维森认为（但没有证明），这个概念表示“其他人没有能使我形成正确意见的信息”。裴儒夫（R. M. Perloff）直接与戴维森的个人经验性概念一致，利用1982年对在黎巴嫩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电视新闻报道（news coverage）做了一个实验，得出“自我投入巨大地影响了传播效果的认知”，尽管一个共同的结论是报道确实对他的国民影响很小。
戴维森的“他们”或“第三人”概念认为，人们常常假设在潜在的劝服传播中，其他人所受的影响要比他们的大。他们反过来把他们的行为基于其他人会如何受影响的认知之上。因此，正是其他人对劝服信息的反应的认知，而不是信息的劝服性本身提供了有必要在媒介效果中形成一种观念的思路。
戴维森的第三人效应理论可以按照两个前提来进行描述。这两个前提是：1.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介对其他人（即第三人）的影响比对他们自己的要大；2.这种观念的结果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大部分学者关心这两个前提中的第一个，即认知（perception）方面的问题，如裴儒夫（R. M. Perloff）和沙尔文（M. B. Salwen）等学者对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个认知方面的前提已经在不同领域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得到验证和支持。在最近几年中，研究人员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行为前提，这个前提预言作为第三人认知结果，人们会支持信息限制，如对色情与暴力方面的材料进行审查。
第三人认知的一般性证据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第三人认知是否仅仅证明了一种普遍的倾向，即以比其他人更为积极的观点来看待自己。先前有关媒介效果的讨论中，研究者认为，第三人认知只是被看作负面的和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才出现。除了诸如受欢迎的教育节目内容之外，一种按照媒介影响并不很强烈的观点的评价标准便产生了。可这种认知倾向怎么普遍仍不明确，也即它是否延伸到媒介效果之外。这可以从媒介效用的角度分析并得到验证。
第三人效应有助于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包括由宗教领袖对异教宣传的恐惧以及政治统治者对持异议者的害怕。它同时又与普遍的审查现象密切相关：审查者决不会承认其受影响，将会受影响的是其他“思想上可塑性更强的”人。
肯定个人在处理媒介讯息时的心理过程
问卷设计时针对敏感问题的操作
将媒介讯息特点跟媒介效果联系起来
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发现，当人们认为所接受的传播讯息对自己有利时，第三人效果认知强度会减弱；当人们认为接受某种传播讯息对自己有害时，第三人效果认知的强度就会增强。心理学研究显示，人有一种“自助”的倾向，喜欢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也就是往往对自己做出最好的评价，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或矛盾时，一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在接受别人的评价时，我们一般会倾向于认为虚假的赞美似乎也比没有赞美要好。但是，我们对于批评的态度正好相反，有时对于有根据的批评我们也会不愿意承认和接受。同样的，我们不大愿意承认自己会受到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因为承认受其影响就显然是对自身的一种“批评”，因为它意味着承认自身缺乏辨别力和抵抗力。然而，我们却很容易认为他人受传媒信息的不良影响更大，这样的判断是对自身辨别力与抵抗力的一种“赞扬”。我们由此可以判断，第三人效果可能会成为传媒素养教育的障碍，因为人们倾向于低估传媒对自己的影响，认为自己不大会受到负面影响，即所谓“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思维，放松了对传媒内容的批判性解读。
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案例来进一步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Gunther采用随机抽样，电话采访了648位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以探讨第三人效果与支持限制色情传媒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色情传媒对別人产生的不良影响较大，对自己产生的不良影响较小。③人们主张查禁色情传媒的主要理由是为了保护大众不受这些不良资讯的影响，尽管其本人并未受到这些资讯的影响。这样的认知态度可能会让人们忽视了暴力、色情等传媒内容对自身品格的不良影响。显然，这种相对盲目的自信，很容易使人放松对于不良信息的批判和抵制。而这恰恰是传媒素养教育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传媒所传播的信息，无论是正面的也好，还是反面的也罢，接受主体都要经过自己的理性判断。所以，从理论上明确“第三人效果”在人们心理上的误解，才能使得“传媒素养教育”起到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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