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系列报之一，正式创刊于1997年，主打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全面覆盖汕头、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等地区，并在香港、澳门公开发行，是面向珠三角地区主流人群所创办的综合类日报。作为南中国一份旗帜性媒体，南方都市报拒绝平庸，追求卓越，体现出了难得的传媒责任感和行动力。在新闻报道上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其时评版成为中国媒体舆论一面旗帜。经营上，以娴熟到位的营销策划，精耕细作的服务态度见长。
题目：寻求本质的真相——全球化语境中的经济报道
地点：暨南大学学术报告厅
主讲：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宋繁银
主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 张晋升
很高兴来到这个场合，站在这个神圣的讲台上，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和我对新闻事业的一些想法。我其实没有你们幸运，我是中文系的学生，不小心在报社工作了12年。今天我通过回顾我成长的历程和南都成长的历程，结合我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结合南方都市报大量经济新闻的案例，和大家分享我对寻找本质的真相即新闻的真实性的看法。其中，也会贯穿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记者，应该在怎样的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
这几天我一直处于非常激动的状态，通过火炬的传递，通过这次大的地震，中华民族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国家从1840年以来，突然失声了，是一个失声的中国，但是从这次火炬传递和地震中，我们听到了中国的声音。我觉得2008年是中国重新找到自己声音的时候。
我是90年到北大的，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南方都市报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声音。进入北大以后，我受到了老师关于人性的两级的影响。哈姆雷特的基因和唐吉珂德的基因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一直都是按照老师指导我的一套理论来生活。在北大的时候，我定下来一条：一定要从事新闻事业。那个时候，我组织了文学社，学习了存在主义、现象学、文化研究、女性研究等，我觉得一个成熟的记者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因为我们的工作必然一直在报道人的境遇，如果我们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一个记者不可能形成自己的见解和思想。
我在1989年以后中国人文主义新的思潮里面成长起来。1995年我进入南都，在范社长的领导下，我们创办了这份报纸，这个是我一生最光荣的经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刊号，整整有两年的时间，10几个人，800块的工资。一直到97年才有了刊号，做到如今。95年的时候，我们的老主编领着我们一群人提出了“改写中国新闻”的口号。那个时候我从一个空有一腔热情的人，跟着南方报业一批老的新闻工作者，慢慢成长起来。南方都市报给人的感觉是在不断地冲击新闻的禁区。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们生活在悬崖峭壁上。报纸面临关门的境地，平均每一个周就有这样一个危机。但在这个过程中，南都在成长。慢慢地，我们也在调整办报的方针。其中一个里程碑就是我们经济新闻的创办。以前我们是一个喊打喊杀的报纸，通过经济新闻比较理性的东西，我们在编辑纲领上，往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向去调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南都也是在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当中。这份报纸是一份成长中的报纸。柏拉图讲，宗教教会全是人造之物，我觉得报纸也是一个人造之物。们一开始从社会新闻的报纸逐步演化成现在这样的报纸。在南方都市报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创业就是这样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我有一个梦想，中国必须要逐渐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什么是中国的声音呢？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的声音就是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英国的声音就是金融时报、泰晤士时报，那中国在世界这么多民族当中，我们发出声音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中央电视台，但这是政府的声音，它离人民的声音，民族的声音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由老百姓选出人民的声音。南都一代一代的新闻人主要的梦想，就是改写中国新闻史，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这里奋斗，我们的想法就是为我们国家创造一个声音，能够对等地和纽约时报、金融时报这样的全球大媒体对话。
火炬传递事件中，我们爱国的学生都很心痛，仿佛无论怎么表现，我们都是错的。这件事情坚定了我新闻救国的理想。从我们新闻系的学生到像我这样从事新闻事业13年的新闻人都在反思一个问题，什么是新闻真实？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新闻事业应该追求的不是表象，不是片面的真实，我们应该追求本质的真实。我从业12年，我年轻人的热血都给了南都。新闻对于我来说是神圣的。如果新闻史一门宗教，那核心的教义肯定就是对本质真实的信任和信仰。首先，我们不能走虚无主义的道路。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到了10年以后都有一个幻觉，认为世界就是意识形态，在这些话语里面实际上是没有真实的。我觉得这是新闻人最大的职业危险。我离开北大加入报社的时候，一位在北京工作很多年的大报记者告诉我，新闻这个工作5年你可能耗尽所有的热情，接下来就会出现没有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对于新闻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对世界上有没有真实产生了幻觉。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我认为世界上还是有本质的真实存在的。我觉得真实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基石。“做人不能太CNN”，如果都像CNN一样，图片可以任意剪截的时候，新闻就不是新闻，而是肮脏丑陋的政治。所以我定义中的新闻事业就是不断地追求真相，无限地接近真相，以及我们怎么样把新闻完全呈现出来的漫长的过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一个事件的认识、对一个人物的认识，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寻求本质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大家以后都是记者，每一篇稿写出来以后，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社会责任。如果写出来的东西是假的，或者你以为是真实的，其实效果是假的，这篇稿的社会贡献就是负的。如果是一份非常偏激的报纸，这样的报纸对社会的贡献就是负面的。南方都市报在出生的时候也很稚嫩，也犯过错误，不过慢慢地我发现它逐步成长了起来。有的时候寻求真相是孤独地求索，有的时候寻求真相是义无反顾地捍卫。对于真相的彼岸不是只靠我们年轻人的激情可能就足够了。比如说我们涉及到刑事案件、灾难事件的时候，有可能一到现场就知道自己要的时候，不过当我们要处理更为复杂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思想界和经济界的现象。比如现在物价上涨很多，这背后肯定会有更深层的东西。所以不是光靠我们的热情就足以理解一些本质的真相。拿南周的口号来说，我们新闻工作对社会的价值就是帮助我们读者“在这里读懂中国。”用我们的笔传达公众所不了解的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公众不知道的就是新闻。
西方哲学认为，世界是表象的世界，是现象界。佛祖说，眼睛看到的都是“象”，康德认为，万事万物呈现出来的都是投射在心灵上的静止。我们新闻记者首先要认识的就是这种表象。我建议大家好好思考一下，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西方的哲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对世界的看法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佛祖讲了瞎子摸象的故事。健全的人都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而瞎子却认为它是扇子、是柱子。这是个伟大的故事，佛教关于世界的认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经常给新进来的记者都讲这个故事。也许你只是报道了真相的一个侧面，这时你就像摸象的瞎子一样，想这是一个扇子，这是一个钢锥。这时我们发现，我们写稿的时候，佛祖就笑了，就像瞎子说大象是扇子的时候一样。每次写稿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当我写到军事问题的时候，部队的人就笑了，可能我写到经济问题的时候，可能农民伯伯就笑了。比如最近我就学到，一斤肉等于七斤粮，所谓粮食问题，就是随着中产阶级的增加，我们对畜牧业的发展需求更大，粮食供应的曲线不是自然地增加，而是与富裕程度挂钩的。而以前我们把粮食危机与人口的增长直接挂钩起来，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报道没有找对方向，经济学家就笑了。所以我建议大家，每次写稿的时候，都想一想，是不是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要满足眼前所看到的东西，不要像摸象的瞎子一样。我们应该尽量向我们的读者描绘一个完整的大象。我们实际上去观察、报道事物要多维度。光是透明无色的，但是我们用棱镜，就能折射出七彩之光。我们记者的工作就是棱镜，我们是摆在公正面前的棱镜。我们一定要有棱镜的功能。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两个语言学家把世界分成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我们有太多的词汇，太多的能指有时会发生断裂、扭曲、滑动，能指和所指并不对应。所以现象界和实在界有时候是分离的。从新闻来说，被采访对象有时说的和实际差得比较远，这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对本质真实追求的难度。人生就是对真理不懈追求的过程。
比尔盖茨说，以前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说的，人人自私自利，而自私加起来就是利他的。但是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以前，写了道德情操论，强烈要求大家有利他的道德情操。比尔盖茨觉得资本主义生病了，可能用于治疗男性秃头的投入是治疗非洲痢疾的科研投入的十倍、百倍甚至千倍。比尔盖茨看了道德情操论以后，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另外一面，加入到利他的行业当中。同一个作者，既能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又能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就是全面地看待世界。而有位经济学家曾经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黄继光为什么要堵枪眼，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我们经常用纯粹理性的东西来解释我们的价值观。经常把用在A方面的理论用来解释B方面的问题，所以这时候就离本质的真实就差得太远。如果我们记者这样去认识问题，就是离本质的真相越来越远了。
另外，真相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比如粮食危机不仅与人口增长有关，也与国际竞争、油价上涨、生物能源开发也有影响。每一个维度你都可以发现一些真相。比如东莞童工的问题，可能我们只是看到他们被压迫。但我想问一个问题，他们是不是自愿的，是说这个体系的罪恶使得一个凉山的孩子自愿加入这个体系。这个才是真正让我触目惊心的真相，另外，我们处在国际制造业金字塔形的最低端，每一层都有利润，他们预留给东莞工厂的利润少了，造成了工厂不得不雇佣廉价的童工，压榨变得更加残忍。这种贸易体制问题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真相。真相对我而言，应该是一个从不同层面整体把握的东西。作为记者，当我们期待着报道更为复杂的“人造之物”时，我们应该从东莞童工的表象中看到各个层面的真相。对南都经济新闻部，我有四个要求。第一，在报道任何经济事件中，我们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必须要把事件同全球化联系起来。我认为东莞童工事件是个国际化影响的结果。全球化不是一个报道的现象，更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每写一篇文章都参与到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环境下从事我们的工作。我们南方都市报虽然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报纸，但是讲话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分量。实际上，我们的话语权被西方国际的媒体所侵蚀了。我们新闻报道的声音也应该放到国际视野当中。
我第二个强调的就是我们报道经济要有政经的高度。就是我们要从整体把握管理层，比如政府、主流政党控制这件事情，比如说证监会的政策是直接控制股票的市场的起落，所以我们要有政经的高度去把握这些事情。任何一个政经记者必须关注世界的政经领袖在核心论坛讲的这些话语、指明的方向，我们必须去解读十七大报告给我们的国家、民族提出的改革蓝图，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政府报告会有这些话，这些话是如何表述。我觉得做一个合格的财经记者，一定要站在政经高度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实际上人类是一个没有进化好的生物，离所谓的兄弟的境界还差很远，在国际上，各个民族都在竞争国际生存空间的状况，我们没有必要去欺骗自己，所以各个民族国家从十七世纪开始，就以民族国家的单位展开生存空间、话语空间、语言空间的争夺。从我做国际新闻开始，我养成的习惯就是对世界的领袖保持追踪的状态，当奥巴马这个人物出现尤其让我很激动。在座的各位，我希望大家不管以后你们从事什么行业，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永远跟着一些领袖思路并且试图去理解他们。比如说，法国社会党为什么会输给右翼的萨科奇，而密特朗当年的改革路线图和现在温家宝的改革路线图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密特朗支付多了一条，除了中央基层的财政外还多了一个限制富人的遗产税——遗产税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也会慢慢被提出来。
我觉得做一个合格的财经记者他去理解事物的时候他应该有一个财经的深度。其实这几天我每次看电视我就哭，我一看到温家宝我就哭，他哭我就哭。他真的希望让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很好的生活、他真的希望震中的楼就是我家的楼——我家的楼七级地震都没有问题，因为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九百个小孩子被压在教学楼下面的血的事实。但是我们要平衡我们的视野与观点。良好的意愿和赤裸裸的现实成为鲜明的对比。范社长肯定希望能多给员工发点钱，但是我们要用财政深度去理解我们报纸还有一个平衡问题，放大来看就是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前几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报道，它从财经角度去报道吉林大学快破产的新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维度去揭示真相，但是讲出来这也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事业单位是破不了产的。
接下来第四个维度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财经记者要有广度，马克思的书里面关于人类的分工讲得十分清楚，即产业链接着产业链，今年南都可能没有去年的利润多，因为我们的上游——新闻纸的价格高升20%，为什么新闻纸的价格高升20%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是天下最不环保的，我们新闻用的纸一定针叶材，这些原材料控制在瑞典、俄罗斯、加拿大的手中，这就有一个国际贸易的因素在里面了。所以他们涨了纸价，导致南都在深圳要卖两块，造成我们利润的降低。正如我刚才分析的东莞童工事件，也是在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个合格的财经记者，我们不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如果只看到南都的营售，我们就会疑惑，难道是我们不努力吗，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它应该置于产业链中。我们要用整体全面的眼光来看事物，我们才能把握经济现象。
我觉得这一切还不够，我想加第五个维度。我们要加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我刚刚讲的都是和和理性相关的东西，我还想进行一些非逻辑层面的延伸。比如说家乐福新闻是一条经济新闻，全国人民一夜之间莫名其妙抵制家乐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家乐福支持藏独，家乐福在官方态度永远表明不支持藏独；但是对于家乐福来说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五一大家都促销它是不能促销的。所以对于经济来说，还有许多非理性因素在起作用。我建议大家多阅读相关书籍，要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半是保守主义者，在英国有工党，他们对非理性事物的信仰也会对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西方文化的作者认为我们夸大了理性的作用，用理性取代了道德，造成了非理性的际遇。比如说，我们的空降十五军，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它就是上甘岭的那支部队，那支部队是一万六千人上了前线，很明显，他们的武器是不行的，他们下来的时候，就剩下两千人，就是这么一支部队，现在全国人民要求他们往灾区跳，被逼得没办法，昨天就跳下去十五人，所以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黄继光、邱少云都是这个部队的，他们对革命的信仰完全不能用理性去解释，但是它产生的势能是巨大的。它把美军那么多人打败了，确保了我们国家的胜利。如果我们败了，国际的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旅顺和大连将不归我所有，刚刚打完了解放战争，又来一场国际战争，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为什么我们愿意去打那场战争呢？当时旅顺和大连还在斯大林手里，所以他可以扶植另外一个代理，另外一个“满洲国”去打。现在我看到互联网上还有攻击那场战争的人，我认为他们是不读书的，不知道1949年我们国家跟苏联签订了什么条约，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是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条约。我们国家最大的军港是旅顺港，这个港还在苏联人手里，我们不打，苏联很希望扶植另外一个势力去打，这样的话，国家就会分裂，所以我接下来讲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四个方向之外，我们一定要把人物和事件放到一个具体的情境当中，从理性上来讲，毛主席发动朝鲜战争是不可理喻的，联合国军有联合国的决议，一个很脆弱的人民共和国要和联合国军对抗，从法理上讲是违法的，从实力上来说，根本是不可能赢，但是你得把它放在一个特殊的情境中，放在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上讲，一定要把当时的决策者放在当时的情境中考虑，中国人有一句俗话：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的记者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对事物的看法也就变得偏激，他的立论有时就不够沉稳。
我是中文系，中文系研究叙述学，就是讲故事，用文本之间的张力来突出一件事，意义是怎么产生的，意义是在上下文中互文产生的。我年轻时是写诗的，海明威有个冰山理论，你看到的是露出的两个冰山，其实下面是一块大陆，所以不把一件事放在特定情境中，你就不能理解这个事件的所有真相，以及所带来的所有意义和冲击力。比如说，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是第一个搞村民选举的人，就将袁大帅塑造成民主急先锋，而其实它是政治斗争的产物，那个时候全国各地争试点，清廷五大臣去考察，北洋直隶想搞试点，于是袁袁世凯变成了中国实现一人一票的第一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我们发现原来袁世凯是中国最革命最民主的，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另外一个，现在一个右派，叫张君劢的，地栓势力的代言人，中国宪法之父，国民党的第一部宪法是张君劢写的，我很崇敬他，他是儒学大师，并以传播宪政为己任，但在传播这件新闻时，不要忘记美国每个月给他两万美金，让他在香港组党。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时，应该完整地认识，放在一个特定的情境当中，才能达到追求本质的真相的过程当中，我们既看到，朱镕基的改革对中国改革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要关注到国退民进的狂欢当中，被贪污份子席卷掉的民族资产，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首先必须充分思考，应该将人物与事件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将故事传达出来，否则将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新闻将走向意识形态化。有人讲过一句话：“我们现在从新闻媒体上读到更多的是记者们的定性判断，而不是经过反复核实的事实真相。”非常遗憾，很多很多的新闻不是报道事实真相本身，而是经过判断的真相，这样我们的新闻事业将退到意识形态的泥潭，奥克沙特讲过：“我们最大的敌人，最大的病症，就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围绕着毛主席这个历史人物，我们产生了多少无谓的辩论，在左派眼中，他是伟大的舵手，在右派眼中，他简直就是魔王。
很多新闻不是在报道事实，而是在报道经过判断的真相，也就是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后两年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判断，而不是事实真相的存在。这样的话，我们的新闻事业就退步到意识形态的领域。
我们最大的敌人，最大的病症，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看看围绕毛泽东同志这个历史人物，我们产生过多少无谓的历史辩论，在左派的眼中，他永远是我们的舵主，在右派的眼中，他简直是魔王。但在这世界上，大家再回忆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瞎子摸象这么一个故事，新闻如果有意识形态的话，就变成了意见新闻，就离我们纯净的真相越来越远，就跟我们制造出来的能指与所指差得很远。最后，就是我想，等我女儿长大了以后，她再去回忆革命的时候，看到一个历史人物叫毛主席的时候，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作为新闻记者，有时候追求真相就是要屏蔽意识形态对新闻的侵蚀。
我跟奥格肖特的想法一样，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偏向于遮蔽真相，粉饰真相，剪裁真相，大家看到CNN那幅图是吧，就明显是暴徒袭击军车，变成了军车去撞暴徒，是吧，这就是剪裁过的真相。
我觉得新闻事业最大的敌人，对于真相追求最大的敌人，我觉得就是CNN这种粗暴的剪裁，但是我们再反思，从事过这么多年的新闻事业，难道我们没有剪裁过真相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到事实上面？时代给我们新闻人提出了一些课题，我们要进行一番努力。我是一个信仰新闻事实的人，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摸索的这么一个想法，英国的保守派的一个政治家说过，再没有什么东西比意识形态更让人分裂了。
大家打开互联网已经发现现在的言论界变成什么样了，好端端的人群，其实是分成左的和右的。我最近突然对文革的历史产生了好奇，发现文革有一个典型的叙事模式，就是先盖帽子，把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先盖上帽子，然后就乱棍打死，现在大家看左派和右派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常的政治表达，正常的意见表达，全部会被人盖帽子，不信你到右派或左派的网站上去看，讲一点事实就会变成可笑的事情。我们国家受这种意识形态为主的灾难太多了，最极端的就是文革。现在我们作为有使命的新闻工作者，真相是唯一能使我们像兄弟姐妹般团结的一股力量。右派的人永远不敢承认，张君劢是一度拿了美国政府补贴的，不敢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左派的人也不敢承认很多不光彩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我们要不受意识形态的迷雾的影响，我们非常勇敢地去探究这些事情。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想这个对我们有没有好处，这是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病症。我觉得在中国的言论界，在中国建设新文化，建设符合于大国崛起的环境中，这个教室里的人，我们新闻界的人，是看得最清楚的。
我年轻的时候，像你们一样大的时候，读到了柏拉图这样的表述，他说所谓的国家，所谓的宗教教会，都是人造之物。我当时想，那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来新型的国家与文化，所以，我自认为我是五四的孩子，而像一个27岁的年轻人，我的老乡——胡适——敢于去否定所有，但我觉得我到现在都没有这样的勇气。
不要认为南都的新闻就是完美的，还远远不到，不要以为我们在课堂上学习的理论就是完美的。追求真相对于我来说是漫长的过程，对我们同学来说也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在世界上发出与我们国家相称的声音。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纽约时报，我们自己的金融时报，我们需要一些用全球化的话语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新闻记者，我们回到真相的本质，我希望能够为这个事业奋斗很多年。我也邀请大家为此奋斗。（完）
提问环节：
全球化不是我们报道的对象，而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我们上这堂课，事实上就是在一个国语境里进行的新闻学训练。我们每写一篇文章都是参与到国际化的话题体系中去。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我们的新闻工作，如果把一件事情放在国际视野中观察或许更能体现它的意义。比如说，中国革命，如果把革命的相关事迹放在国际视野中，它代表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中国民族了，它掀起了国际范围内反殖民的浪潮，也并定跟接下来的各项革命运动产生关联。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都是国际竞争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从业人士直面的也是国际竞争。比如说，西方中心论造成了西方媒体就是比我们大，我们在媒体界说话的声音并不十分有分量，也就是说，我们的话语权更被西方中心论侵蚀着。因此，我们的新闻事业也必须纳入国际视野。我要说的是，我们报道经济类的事务要从总体上导入管理层。任何一个经济记者，必须解读十七大给我们国家民族提出的改革的蓝图，理解为什么政府每年的工作报告会反映这样的问题。一名合格的经济记者，一定会从政治的高度上理解问题。
17世纪，参加民族竞争的国家展开了一场关于生存空间、话语空间和语言空间的争夺战争。我为有奥巴马这样的政治人物出现而激动，也希望大家也能跟随这些伟大的领袖，并试图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一个合格的财政记者，他去理解事物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关于财政的思路。
我认为人物和事件一定要放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中文系研究叙述，就是讲故事，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认为叙述就是讲故事，就是以文本之间的张力来突出一件事，也就是说意义是怎么产生的，意义就是上下文互文产生的。但是，把事情放在特定的情境中，也不一定能理解这个事情所蕴含的所有的真相以及它所带来的全部意义和冲击力。比如说，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是第一个搞“一人一票选村长”村民选举的人，而把他塑造成民主先锋，因为这仅仅是真相的一部分。我要说的是，我们在做报道的时候，即使再崇敬一个人，也必须要完整地认识他。只有经过对事情发展的多个判断，才能说得上是从本质上寻求新闻真相。我们的笔头既要看见国家的改革富强，也要关注被贪污分子干扰下民族的肤浅。作为一名合格的记者，我们必须学会这种充分思考的方法论，并在报道过程中将人物、事件放在当时的情境中，尽可能丰富、完整地把故事传达出来。否则，新闻报道将到达另一个极端。一名人说过：“我们现在从新闻媒体上读到的更多是记者们的定性判断，而不是经过反复核实的事实。”让我十分遗憾的是，我也认为当前许多新闻报道并不是在报道事实，那些记者写作的手法恍如是刚刚毕业两年的年轻记者对事件的判断，远远不是事实的全部真相。这样的话，我们的新闻事业就退化到意识形态的领域。我们新闻记者最大的敌人就是面对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压力。新闻记者有时候要追求真相，就需要注意评定意识形态对新闻事实的侵蚀。
这给我们新闻人提供了课题，我们应该进行一番驱利化的努力。这些年来我摸索得出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对新闻真实的信仰。英国一政治家曾说没有什么事情比意识形态更有分量了。文革期间的叙事方式是先给具体的人和事“盖帽子”，然后再乱棍打死，正常的政治辩论和意见表达都会被右派“盖上帽子”，那时不允许讲事实。所以，我们国家受意识形态影响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文革”。作为有使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认识到真相是唯一能让我们像兄弟姊妹般团结的一股力量。真相就是鼓励。我们必须有大无畏的精神，做到不受意识形态遗物的影响，我们要非常勇敢地捍卫真相。
非道德化的困境，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会，对待所有的事情都要想对我们有何好处，这是我们目前面对的非常大的文化弊政。
在中国的这个言论界，在中国建设新文化、建设符合我们大国崛起的这样的一个新文化的征程中，我们新闻界的人站在最前沿。
我年轻时，曾读到柏拉图这样的一个表述，他说所谓的国家，所谓的宗教，教会，都是人造出的物质。我觉得非常正确。我自认为是五四的孩子，但已出去了否定一切的勇气。所以，我也不认为南方都市报代表的就是新闻的完美状态，应该说还远远未达到完美状态。
追寻真相对我来讲，永远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对我们新闻界的同事们来讲，永远是一个漫长痛苦的旅程。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出和我这个国家相衬的声音不容易。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这个纽约时报，我们自己的时代周刊。我们自己的新闻周刊。我们需要这样的新闻，我们需要一些用世界的话语，用全球化的话语，来表达我们自己。
宋繁银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