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以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阿多诺进而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认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会认识之基本原理，从而在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定了认识论根据。在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论同社会理论,归根结底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这样，客观的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在对现代社会的判定上，“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因此，要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

批判理论与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作是批判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家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价值重估”的问题。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他们就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T.帕森斯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一门学科和范围。

理论的演变与学派的解体　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哈贝马斯按照知识的旨趣把科学分为分析的科学、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他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学的“沟通行动理论”。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还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哲学家。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联系密切，并受到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Gershom Scholem 犹太神秘主义理论的影响。

本雅明著作等身，其中一篇作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最广为人知。

狄奥多·阿多诺 (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 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德国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该学派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霍克海默 、本雅明 、马尔库塞、哈贝马斯 等人。他同时也担任过“电台计划”的音乐部主任。

在成为青年乐评以及业余社会学家之前，阿多诺本质上是个哲学思想家。外界给予他“社会哲学家”这个称号，是着重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关于社会批判的面向，其社会批判思想也让他自1945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的学术地位。

阿多诺的学说主要受到马克斯·韦伯、卢卡契、本雅明的影响。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几位主要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将能抑制或冻结那些能使其崩溃的力量，也就是说，可以将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时刻已经过去了。就如他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所述，哲学仍是有必要的，因为人们尚未对此一光景有所觉察。阿多诺认为，通过侵害革命意识的客观基础，通过冻结曾作为批判意识之基础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已经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了。

阿多诺发现文化产业界缺乏内外批评，没有潜力。就他来看，人们都被文化界的媒体广告操纵。流行文化使得现代人很被动；唾手可得的快乐让人变得易于满足，温良恭顺，忽视现下的经济环境。各个文化产品虽然看来有别，但实际上还是同一模子刻出来的。

他写到：“大家都收到标准版消费品。但这些东西藏在‘味道控管和官方文化中的假个人主义’里面。” 这是假个体化及同质化现象。这种大型文化威胁到更具深度的艺术产业。

文化产业制造资本主义的供给需求，但这些都是假的。真正的需求具有自由、创造的精神，是真正快乐的。 也可以说，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让真假需求都在市场上，让我们是非不分。

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又译作弗洛姆，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毕生致力修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西方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处境。他企图调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跟人本主义的学说，其思想可以说是新佛洛依德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交汇。弗氏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

弗洛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后来从德国移居美国后仍然保持与学派的联系。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1898年7月19日－1979年7月29日)，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马尔库塞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3M”。

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依德的影响，同时也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的很大影响。早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并以此猛烈抨击实证主义倾向。从50年代开始，主要从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揭露，主张把弗洛依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他试图在弗洛依德文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性的文明和非理性的爱欲协调一致的新的乌托邦，实现“非压抑升华”。

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责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使之成为压抑性社会的工具，从而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在《审美之维》中则认为，艺术（主要指先锋派）自动地对抗现存社会关系并加以否定和超越；倾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及普遍经验，促成完整人的再生。在《反革命和造反》里，他强调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他认为艺术具有对现实的肯定性和保守性以及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两重性，艺术的肯定性力量同时也是否定这一肯定性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和革命可统一于改造世界和人性解放的活动中，它用新的美学形式来表现人性，以唤来一个解放的世界。美学是摆脱压抑社会的唯一学科，是单向度社会中双向度的批判形式。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 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

哈贝马斯在知识论上的主张是：任何一个认识都起源于旨趣(knowledge interest)。他提出人类旨趣的三种类型：“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包含技术的认知旨趣；“历史－解释学的科学研究”包含实践的认知旨趣；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的研究，包含解放的认知旨趣。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这个学派的名称来源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创办于1923年。1931年，一个叫霍克海默的思想家担任了所长。他在一篇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指出，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建立一种社会哲学，它不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性分析，而是以“整个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对象，揭示和阐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命运”。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批判和社会学批判。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和哈贝马斯等人。法兰克福学派在媒介研究中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单向度文化”的概念以及“机械复制”理论。在这些学者眼里，传媒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扬、王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最重要，也是影响最为深广的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历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理论基点。以致于不乏有人说，不读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就没有资格来谈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与传媒》）也有人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1）1923—1929年为孕育期。1918—1919年德国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起义失败，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革命理论分歧深刻。第三国际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萌生。在此背景下，1923年2月3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立，格律恩堡出任所长。他站在讲坛社会主义立场，主张以从事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研究为该所的发展方向，把该所办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联结点。

（2）1930—1939年为创立期。1930年霍克海默接任所长，吸收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进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对象，主要从事社会哲学研究，出版《社会研究杂志》。法兰克福学派就此诞生。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研究所被迫迁往日内瓦、巴黎，并于1934年迁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3）1940—1949年为发展期40年代初，研究所又迁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此时，该学派以法西斯主义、大众文化等作为重要研究课题，写了大量著作，创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哲学理论。

（4）1950—1969年为昌盛期，1949年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回到法兰克福大学，重建社会研究所，出版《法兰克福社会学丛刊》，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留在美国，创立了发达工业社会理论。60年代起，该派成为西方哲学社会学重要流派之一，并在美国和西欧的知识青年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布，对1968年的“五月风暴”起了先导作用。

（5）70年代起为衰落期。随着老一代成员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相继去世，学派内部理论分歧加深，分为左右两派，并导致哈贝马斯、奥菲等人离开社会研究所，学生造反失败，“新左派”运动趋于沉寂，法兰克福学派整体上已经瓦解。

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

主要理论特征是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相关的人本主义，以左的姿态批评一切的激进主义，用交叉学科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综合性，以弗洛伊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主体”的个人主义，以及继承近代欧洲哲学和文学传统的浪漫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是与社会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批判理论，一般认为，是一种关于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理论，它着眼于哲学、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社会现实提供一种系统的分析和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明确地把哲学的社会功能界定为对现存的批判，他说：“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1937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批判理论”一词，认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在思维方法、逻辑结构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同点。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传统理论”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据以再生产自身的专门化劳动过程中，旨在帮助社会的再生产过程；而“批判理论”则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现行劳动分工的限制之外，使人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旨在推翻这个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传统理论”实证主义地从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出发，得出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顺从主义”的结论。而“批判理论”则认为自己主要的目的是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性的东西，证明他们是不真实的，所以，它是作为一种否定的理论出现的。创新常常和否定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有关。联系到我们上次课讲到的西方传媒学者的两种不同研究思路，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是立足于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批判理论”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立足于对社会制度和文化进行整体反思和观照的方法。前者微观，后者宏观。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武器是来自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我们可以简单地形容它为“两化”。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谓“人类的异化”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成为了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到摧残。劳动不是满足生活本身的需要，而是满足生活以外的需要（比如获取金钱）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异化劳动导致的结果是：“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

（此处加入纪录片《失去平衡的世界》片段或者卓别林《摩登时代》工人拧螺丝的片段更好）

法兰克福学派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认为这是马克思学说中的核心思想。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多的看到的是生产过程的异化，而没有注意到现时代同样被异化的消费过程。他们强调异化的“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异化表现在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上，还表现在人和自然以及人和自身的关系之上。而“消费主义”世界则是全面异化的根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消费过程逐渐浸透到人们的灵魂中，对人的批判意识和自我思维产生致命的影响。

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表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他的“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化批判。卢卡奇把“物化”现象同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拜物教本质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使“物化”现象不断加剧。它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人为物役（驱使）。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也存在这种悖论。一方面媒介带给人便利，另一方面，媒介又成为人认识世界的障碍。如今，大量的频道和节目使人无所适从。比如，人被遥控器支配，变成电视动物。关于“沙发上的土豆”的说法。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这些理论资源，把自己的批判对象定位于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人的人性是实现了还是异化了。

这里，一个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活动中。消费刺激了人的“虚假的需求”，在传媒广告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中，导致人的精神和灵魂被物质产品控制，从而迷失自我，被“物化”和“异化”。

我们先来看，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眼里，什么是人的真正需要和“虚假的需要”。

马尔库塞在《单面人》这本书里认为，“虚假的需要”就是那些流行的需要，比如按照广告的宣传去休息、娱乐、处世和消费，爱他人所爱，嫌他人所嫌，都属于虚假的需要的范围。这种需要常常是一些利益团体人为制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带给普通大众一种强迫性的消费需求。马尔库塞认为这种“虚假的需要”，在传播媒介的帮助下，使人的劳累、攻击性、痛苦以及不义永恒化了。真正的需要是人的内心自由和批判现实的理性思维能力。这些东西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遮蔽和侵蚀了。人的内心失去了美的趣味、善的信仰和真的追求。

“虚假的需要”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对人的“强迫性消费”控制。

马尔库塞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消费控制”。在他看来，文化工业的先进手段使得“那些为了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从外部强加于个人的需求”不断大量生产出来，特别是所谓“强迫性消费”。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诱导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在马尔库塞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由于商人和传媒的共同操纵，人们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一旦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的需求”奉为信条，实际上人们已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人同产品的关系被颠倒了，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就是“物化”和“异化”的结局。

马尔库塞指出：“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的都是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2]

大众传媒参与制造的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和传媒文化本身，是包含着某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

（举例：比如媒体曾经公开报道的天津一家日资软件企业，开发了一种二战游戏，其中详细地标示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港口。游戏本身是带给人娱乐享受的，但这个游戏中包含的明显的反华、歧视中国人以及拒绝反思战争罪恶的心态是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接受的。后来，在这家公司打工的两名中国青年揭露了这个游戏的实质，并愤而辞职。这家公司也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撤回了这款正在开发的游戏。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件。比如一些儿童玩具，也包含着不良社会意识。）

而“强迫性消费”正是通过广告、通过大众传媒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可以不遇丝毫抵抗就进入人们的私人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将其完全改变，使之逐渐划一，削弱了个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人在文化工业的熏陶下，已经消弥了个性。个人自主性的丧失和个性的泯灭意味着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的消失。人们就自然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此处加入对“单向度”的说明。One-Dimensionality，就是平面化、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不去把现存制度同应该存在的真实世界相对照，也就丧失了理性、自由、美和生活的欢乐的习惯。人变成“单向度的人”是对人的本性的摧残。）

在这种模式里，“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的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3]可以说，大众传媒所参与制造的文化工业产品在使人成为“单面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借助各种媒介和舆论工具，比如无线电、电影、电视、报刊、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加强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和操纵，使人最终丧失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人们把受操纵的生活当成舒适的生活，把社会的需要当成个人的需要，把社会的强制当成个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对现存制度的批判能力。

（举例：比如关于成功人士的半张脸的神话，关于幸福家庭的神话，以及关于白领阶层生活方式的神话。可以举例说明广告参与制造人的消费心理，制造人的消费欲望。比如脑白金广告。含有褪黑素，能够刺激人眉骨之间的松果体，科学研究发现，这种东西有助于睡眠。但是没有这种东西，人也睡了几千年，睡的一样很好，不是说没有它人们就睡不着觉了。但大量的广告宣传，使一些人迷信于它的神奇功效，并产生依赖心理。那么，这就是一种被商家、广告刺激和人为制造出来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它的背后是少数利益群体的利益驱动。如果很多人都消费这种商品，被这种商品所控制，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变成单面人了。）

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传媒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压迫性结构的大众传播与媒体产生了极浓的兴趣，”所以，“传播在这一理论运动中占核心地位，而且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一直是特别重要的部分。”

（1）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

法兰克福学派用语。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包括商业性的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流行音乐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收入《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在这本著作中，他们首次揭露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具有大工业的特征。这种大工业化的文化生产，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体劳动者的精神劳动。那时，文化是少数“天才”的特权，他们所造就的文化即所谓的精英文化、贵族文化。现如今，由于科技的发展，文艺作品制作的手段日渐普及，文艺创作转变为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可以大规模成批进行生产和复制的活动。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而转变成了“工业”，因此就以“文化工业”指代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其含义是：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批判理论能够也应该被运用于符号产品的生产，应用于具有审美的、娱乐的、意识形态的使用价值产品的生产上。精神文化产品像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工业一样具有以下特征：使用异化劳动，追求利润，依靠技术、机器提供的优势，主要致力于生产“消费者”等等。这就是“文化工业”。文化工业的产品，是一种适合于大众口味的、方便面式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今天流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通俗电视剧、流行歌曲、休闲报刊等，都是这种文化工业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从艺术和哲学价值评判的双重角度，对“文化工业”予以否定。他们认为文化工业被满足“大众”需要的商业力量所操纵，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它所制造出来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丧失了艺术作品作为艺术本质的否定与超越精神。同时，这种艺术创造的方式依赖于机械技术，作品内容和风格千篇一律，缺少艺术价值。文化产品“趋于一律”，相互只有细小差异，不追求艺术完美，只热衷投资效果；它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束缚人的意识，剥夺人的情感，阻碍人的自主性发展，它是操纵和欺骗的一种手段，是稳定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文化工业实际上是社会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凭借对媒体的垄断，文化工业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直至内心欲望，取消了个体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使之成为“单向度”的人。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文化工业对广大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巩固自身的统治。文化工业的特点包括：

（1）先进的传播技术带来的先进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手段。他们认为电影、电视、广播、无线电是“特别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既不存在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而是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是他们的主人的声音的问题。”

（2）文化工业混淆了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界限。“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世上传言愤世嫉俗的美国导演说，他们的影片必须把11岁的智力水平考虑进去。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极其容易把成年人变得象是11岁。”（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引自陶东风等编《文化研究》第一辑198-206页）文化工业也混淆了经典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的欣赏品位降低，对现实的感知越来越迟钝。本来，在古典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和张力的，而大众传播媒介无所不在的渗透，使这种距离消失了。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使文化与日常生活联结在一起，而这带来的结果是艺术的堕落和人的麻木。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详细描述了高雅艺术和现实的距离消失之后，大众的行为模式直接受到了媒介的影响和控制，并且深陷其中，无法摆脱的状况。他说：“整个世界都得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电影观众认为，电影就是外面大街上发生的情况的继续，……生产技术越是密切地和完整地重复经验的对象，人们今天就越是容易产生错觉，认为外面的世界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情况的不断延长。……从倾向来看，生活与有声电影不再有什么区别。由于电影远远超过舞台，吸引住了观众的全部幻觉和思想；……电影总是用它的内容教育观众，促使观众直接用它去衡量现实。今天，文化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之所以渐渐委缩，这不能归罪于心理机制。文化产品本身，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声电影，抑制了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第117-118页）所以，在文化工业产品的作用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下，人们逐渐失去了自由思想的能力。

（3）文化工业的本质是赚取利润。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

（4）文化工业产品构成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扼杀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

（2）大拒绝（Great refusal）：马尔库塞用语。指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原为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使用，用以表达艺术成就的首要特征。马尔库塞借用这个概念，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重新解释，认为大拒绝是进行抗议的年轻人对不必要的压抑的本能拒绝，是为争取最高的自由形式，创造一种无压抑秩序的斗争，是一种抵制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现代文明的斗争策略。它要求人们拒绝使资本主义统治永恒化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制度，拒绝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包括拒绝使用死气沉沉的语言，穿戴整洁的服装，享用富裕社会的精巧物品，接受为它服务的教育，生产反对人民而保护统治者的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等等。60年代末，美国一些“新左派”，把马尔库塞的这一个斗争策略具体化为不事生产、留发蓄须，穿着破烂，聚居生活的“嬉皮士”（街头人）运动，以示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与反抗。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作为文化中的一个最活跃、最不甘于现状的向度，在本质上是否定的，拒绝的。它源于现实又反过来否定现实，他说，“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它揭示现实对人的压抑和排斥，它歌颂现实所没有而应该有的东西。但是在文化工业的大潮中，艺术的这种锐气已经被洗尽了，文化中理想向度与现实向度的巨大差距已经被弥合了。艺术本是一种异己的精神文化产品，如今被强大的物质文化收编和同化，随着这一收编和同化，一个双面的，既肯定又否定的文化变成单面的、肯定的文化。

马尔库塞还认为，当代工业/技术社会，作为一个“合理的物化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它与以往的极权社会不同，它不再赤裸裸地压抑人们的物质需求，相反，它通过源源不断地提供物欲的满足和幸福的许诺来消解人们的批判意识和对立情绪，借此压抑他们对超越的追求。

马尔库塞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相信，在当代物欲横流的文化生活中，人们失去的不仅是纯真的艺术，而且是爱欲（Eros），即艺术创作的内驱力。爱欲源于性欲又超越性欲。性欲代表身体特定区域（直接的性感应区）的局部冲动，爱欲则代表整个生物体的冲动，后者由生物性的动力上升为文化的动力，不仅生育肉体，而且生育艺术，成为文化的建设和批判力量。但文化工业只会压抑爱欲的升华，它将性引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使露骨的色情描写充斥在电影、小说、新闻等各种传媒作品之中，这些色情描写只会将力比多（Libido，意为性本能）无限期地禁锢在直接的性感应区内。

（3）机械复制主义（Mechanical reproductionism）：德国本雅明用语。作为现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根本特征，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认为艺术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机械复制的历史，现代科学技术无限多地复制作品，使传统艺术的“光晕”消失，艺术原有的功能与价值也发生变化。艺术的全部功能颠倒过来。机械复制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对礼仪的寄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展示价值的主导地位；艺术接受从侧重膜拜价值的凝神观照的接受方式转变为侧重展示价值的消遣性接受方式。前者被作品所吸收，在接受中唤起移情作用，达到净化目的。后者把作品吸收进来。如电影的接受通过片段零散的镜头、画面的蒙太奇转换，打破观众常态的视觉过程的整体感，引起惊颤的心理效果，实现激励公众的政治功能。该用语反映了其理论的技术主义倾向。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中，本雅明是对文化工业较为宽容的一个。

他特别关注艺术生产过程中，机械复制技术的应用和这一应用的潜在影响。他认为，人类在工业社会之后，进入了技术复制的时代，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现代艺术以机械复制为主导，摄影和电影、电视是其重要的代表。在技术复制时代，艺术从个别文化精英的手中解放出来，成为大众欣赏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大众所欣赏的已不是同一种艺术。以画为例，以前的人欣赏的是画家的画作本身（如毕加索的作品），但是在技术复制时代的大众欣赏的是画的机械复制品。（如毕加索画作的照片）

毫无疑问，描绘一幅画和复制一幅画是两道完全不同的工序。好比戏剧和电影，戏剧是表演，电影则只是复制表演，戏剧演员面向着观众，电影演员则必须面对一堆机械从事表演。那么，在本雅明看来，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失去的最灿烂、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艺术品自身的“韵味”。（aura）也有译作“光晕”。所谓“韵味”，指作品独特的质地和由此带来的神秘感，它只属于原创的、独一无二的作品。韵味使人陶醉、神往，所以原创作品具有较高的膜拜价值，本雅明认为最早的艺术品起源于宗教的礼仪。到了技术复制时代，由于照相等复制技术的发展，作品可以随时随地大量复制，而且复制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艺术品于是不再独一无二了，因此不再具有独特的韵味。随之而来的，艺术的膜拜价值受到抑制，展示价值得到加强。艺术不再是宗教礼仪的寄生物，它从礼仪中解放出来，被展示在公共的场合，供大众观看。从某种角度看，艺术被普及了。

本雅明不同意阿多诺的看法：当代文化生产越来越标准化、模式化和简单化，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操控——无论是人为的或者是技术的操控。他认为，机械复制技术所大量复制的不只是艺术和艺术的主体，它还复制了消费这种艺术的大众。在艺术品面前，大众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也有选择和判断的权利。

总之，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艺术形式。

“大众文化”是我们理解电视媒介参与制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个关键词。

金元浦先生在他的文章《定义大众文化》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说法，“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4]“大众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的消费内涵。甚至可以这样说，“大众文化”的生产就是以刺激大众消费为目的的。没有消费的“大众文化”产品，要么内容不够适销对路，要么根本就不属于“大众文化”产品。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消费内涵抱着明显的批判态度。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大众文化“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5]总之，“大众文化”的消费属性、商品属性决定了它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电视媒介是大众文化生产的主力军，所以电视媒介既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也是推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主要力量。

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消极意义时，必须指出，这种批判是一种悖论性的批判。对于绝大多数在现代社会中被边缘化和被冷落的弱势人群来说，大众文化是他们最有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消费的文化内容。我们不能以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平面化内涵、维持现存体制的保守性、遏制人的精神解放等等名义取消这些下层民众消费大众文化的快感和幸福。毕竟，从总体上说，文化从精英向大众转向，是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现实。

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传媒批判理论的先河，对于传媒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各种学派的传媒和文化研究取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媒介批评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传播批判理论。”而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则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和理论基点。不难发现，在当代的文化评论中，批判理论的踪迹随处可见，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都可以见到它的影子。它们对大众传媒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对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评理论的争议。（内容见《传媒批判理论》第76页）

1995年3月13日，丹麦导演Lars Von Trier 和Thomas Vinterberg在哥本哈根联合签署了《Dogma95》宣言，全文如下：

1．影片拍摄必须在场景的现场完成。不得取用道具和加工的场景设计（若是道具是非不得已必得需要，则须在道具可以被找得到的现场拍摄）。

2．声音和影像的制作不得分离。（音乐除非就存在于影片拍摄现场，否则禁用。）

3．必须是手提摄影。任何移动或是固定的镜头，只允许在手提摄影里完成（不得用脚架，影片必需在取镜的现场完成）。

4．必须是彩色电影，不得使用特殊灯光（若是灯光太弱不足以曝光，这场戏就必须取消，或是只能使用附在摄影机当中的单一灯光）。

5．禁止使用光学仪器以及滤光镜。

6．影片不得用浅薄的动作填塞（不得出现谋杀，武器）。

7．禁止背离当时和现场（影片必须发生在当时和当场）。

8．不接受类型片。

9．必须是Academy的35mm底片。

10．我进一步立誓克制作为导演的个人口味，我不再是一名艺术家，我立誓不是要创作一部“作品”，因为我认为刹那比整体重要。我的最高目标是怎么样从人物和场景身上把真实挤压出来。我立誓尽一切之能事，并放弃任何品味或美学的考虑来达到这一点。我仅立下上述守贞誓约。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两位导演拍出了好几部作品，频频在各大电影节获奖。他们的电影像质粗糙，随机性强，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场面调度，没有任何精心的设置，没有任何外在的美感。故事也很是很单一的平铺直叙，每个人看过之后都不会想去看第二遍——故事很清楚，电影语言也无法分析。如果看过了他们的“宣言”，还去分析其镜头运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拉斯·冯·提尔被认为是近年来丹麦最有创造激情和影像表现才华的导演，1994年，他拍摄的电视肥皂剧《医院风云》（The Kingdom），混杂了戏剧、鬼怪故事和超现实主义，营造出诡异的神秘气氛，在丹麦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后来发行的长达280分钟的国际电影版，也陡然使得欧洲“洛阳纸贵”。1995年，他突然放弃商业利益转而投入艺术电影的艰难旅程中，与丹麦青年导演汤玛斯·温特堡在哥本哈根发表了“道格玛宣言”（Dogma95），宣称放弃一切商业电影的刻意制作，要以最纯朴的方式呈现最真实的影像和故事。这一决定带给他极度的资金困难，不过他的影片不需要很多钱也能完成，在1996年的《破浪》之后，他用《白痴》（1998年）彻底地实现了自己的电影理想：完全摒弃人造光源、禁止没有声源的音乐、晃晃悠悠的摄影机永远游离在观众的视觉焦点之外、接近纯自然的表演呈现了绝妙的非专业纪录片效果，在一片充满艺术气息的赞叹声中，《白痴》遭到了票房惨败，而他的信仰伙伴汤玛斯·温特堡则在戛纳电影节拿到了评审团大奖（《欢庆》Celebration，1998年），这个奖，使得丹麦电影终于在国际电影市场上得到了大量的投资。承受着背离“道格玛宣言”的指责，拉斯·冯·提尔带着制作精良的《暗夜舞者》来到戛纳，这是一个类似音乐电视的影片，摄影优美，调度灵活，灯光造型极尽完美，为了充分展现火车舞蹈，甚至使用了100台35毫米电影摄影机，除此之外，冰岛女演员比约克的表演也可圈可点。在金棕榈光环的照耀之下，这部由丹麦、瑞典合拍的剧情片取得了世界性的票房胜利，尽管如此，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仍然不比好莱坞的二流电影更高。

《罗塞塔》

法国和比利合拍

让·皮埃尔·达涅和吕克·达涅编导

艾米丽·迪奎恩主演

1999年戛纳金棕榈大奖和最佳女演员奖

“电影就好像一座房间，你住在里面得感觉舒服才行。”（吕克·达涅）

达涅兄弟简介——“ 我们是一个人，四只眼睛。”

吕克·达涅（生于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时，他的哥哥让-皮埃尔·达涅（生于1951年）正在接受演员训练。1975年，他们开了一家电影公司“DERIVES”，制作了大约60部纪录片，在1981年，他们成立了“Films Derives Productions”，制作了5部叙事电影。吕克·达涅在布鲁塞尔大学负责一个编剧工作室。他的哥哥让·皮埃尔在里格通讯艺术与科学大学管理一个视听方法工作室。

这部影片促使比利时通过了被称作“罗塞塔计划”的立法。该法律禁止以低于最低限度的工资雇佣青少年工作。一部影片促成一部法律的通过真是善莫大焉。

主要剧情片：

1987年剧情长片处女作《Falsch》

1996年《诺言》

1999年《罗塞塔》

2002年《儿子》

一、手持摄影

手持摄影的技术历史和美学历史

法国新浪潮导演使手持摄影成为一种美学风格；DOGMA95将手持摄影作为一条“教条”，产生了独特的电影语法规则。而这部电影中手持摄影的大量使用，以及极端贴近被摄对象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突和主体介入。

创造能够抵抗摄影机存在的情境（拖车内，有助于创造私密空间）

创造动势引起紧张晕眩的节奏感（开头，结尾）

摄影机对主人公的不断近距离侵犯，拷问，直到她彻底倾颓（结尾）

摄影机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主人公的呵护

用超16MM拍摄 ，向任何变化开放 （素材达到60小时，而影片只有90分钟；最后一场拍摄10次，使用了最后一次）

最后，最主要的，创造真实感人的电影

二、夸张声响

人物的喘息声

扭打的动效声

高速公路的车声、摩托车声

脚步声、摔门声、冲撞声

手与任何物体狠狠接触时的声响

夸张的声响与晃动的影像结合，包围着主人公，产生强烈的对抗；时而又非常安静，创造出充满呵护感的私人空间。

三、朴实表演

极端朴实、粗野的表演风格

动与静的对照

脸部特写、眼睛特写流露内心

对摄影机的对抗、倾颓、乃至虚弱，引起怜悯

台词简洁、内敛，韵味深厚

你叫罗塞塔，我叫罗塞塔

你有了一个朋友，我有了一个朋友

你找到了一个工作，我找到了一个工作

你要过正常的生活，我要过正常的生活

你不能陷进淫荡，我不能陷进淫荡

晚安

[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3]《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4]《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6日

[5]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