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7） 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

       拉斯韦尔1902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1922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后，赴欧洲英、法、德等国著名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最后获得博士学位。其间，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并最先向美国学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其《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感》(1953)一书也深受弗氏理论的影响。1927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任教的拉斯韦尔正式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随即在学术界引起反响。该书描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之间的宣传战，断定宣传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1935年，他又与人合写和合编了《世界革命的宣传》和《宣传与推行》两本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研究宣传的功能及其社会控制，探讨宣传的本质和规律。1946年，拉斯韦尔和史密斯合著了《宣传、传播和舆论》一书，认为宣传只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大众传播研究的范围要广得多，包括报刊、广播、书籍、电影、告示以及歌曲、戏剧、演讲等等。该书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并用四篇文章分别阐述了传播过程中的“渠道”、“传播者”、“内容”和“效果”等要素，从而显示出著者由宣传研究转向传播研究的思维轨迹和理论倾向。1979年，在拉斯韦尔逝世两周年的时候，他与勒纳、史皮尔合写的《宣传与传播世界史》三册巨著正式出版发行，从而将宣传与传播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但是，他的许多传播学成果并不为人所了解，一般人只是从他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1948)论文中的“一句话”、“三功能”来认定他在传播学中的创始人地位。这一句震憾学术界的话就是：“谁?说些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有什么效果?”从而引申出“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五大研究课题，并长期左右着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三种功能为：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尽管后来传播学者认为拉氏的论述需要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但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是被奉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的博士论文，他完成此论文时24岁。拉斯韦尔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内容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他首先考察了宣传的组织问题，后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信息所使用的符号上，包括报纸、宣传手册、传单、书籍、海报、电影、图片等，并着重于宣传运动中的技巧分析。

       拉斯韦尔是传播学和宣传研究的先驱，他对于传播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内容分析这种重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开拓都是从《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开始的。本文通过阅读该书，分析了拉斯韦尔的宣传思想和战时宣传研究，并从学科史的角度对他的贡献与不足进行了评价。　总之，拉斯韦尔把宣传视为现代政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显示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经济封锁扼制敌人，宣传迷惑敌人，军事力量给予敌人最后一击。”《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在分析宣传技巧之前，首先考察了宣传的组织问题，即各交战国如何解决外交部、军方和政治领导者之间关于宣传策略的组织上的争斗。拉斯韦尔认为有效的宣传必须在各个层面进行整合，他并没有将宣传视为“一些外交事务，或者对政治实体的入侵，而是当作政治体系的一个专属的方面。”他的学生莫里斯·加诺维茨宣称这项研究的历史重要性在于这是第一次将对“工具的管理”纳入主流的政治学中 。

　　从《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可以看出，早期的拉斯韦尔更加专注于发展一个宣传研究的理论框架，而对公共政策本身并不是很感兴趣。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拉斯韦尔将其科学方法运用到政策领域提供了新的机会，他开始将其宣传研究转向以国家安全为导向。产生这一动机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包括美国国内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反民主宣传不断增长的恐惧，以及他的学术生涯的暂时中断（1938年他离开芝加哥大学）等等。

　　二战开始后，拉斯韦尔等人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开始了一个战时传播项目，其主要任务是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宣传信息进行内容分析。此外，他还为美国司法部培训内容分析人员，并担任美国政府审判宣传者的专家证人，其内容分析的结果作为证据的可接受性被美国最高级法院认可。正如普尔所指出，“战时传播项目远非只是一个研究项目；它在本质方面是一种情报努力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情报活动，它不是特别成功。它之运作超出了这一行业的领地，它对内容分析方法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它对于当时敌方的实际理解的贡献。”

·吉登斯显然认为这种叙述架构没有给予“战争目标”应该有的重视。在吉登斯看来，“战争目标”应该是统筹罪行、崇拜和幻想的更高一级的范畴。他在第二部分导言中说：“强调战争目标是主题中的一个类别掩盖了它实际上贯穿所有类别的事实，因为每一个类别中的内容选择都取决于来自一系列战争目标的政治方针。”······“它的确会局限《宣传技巧》一书的视野。”(P8)同时在其分析的最后，吉登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还是暗含了这样一种假定，即政策在他们的政治决策中受到来自宣传上的考虑及公众舆论的重要影响”。(P15)并推定这种情况还存在于其他参战国的政府中。这未必是实情，至少日本政府在国内不见得遭受多少公众舆论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此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