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读性测量

1932年，莱夫利和普雷西(LivelyandPressey，1932)的研究基于当时教育者的共同假设，即词汇的难度是决定文字资料，理解难易的关键因素，设计了第一个易读性公式。

易读性测量是“估量一个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段文字时能否成功的一种测量方法”。

    “易读性”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始于西方。国外对易读性和易读性测量的研究最初是从新闻语言领域中兴起的。正如美国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指出的： “对大众传播的定义要求它尽可能地接触最大数量的受众，所以，它就必须尽可能地采用人们容易理解的书写形式或表达方式。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字让人容易理解或者难以理解?能否开发出一套方法，用来测量一段文字容易理解还是难以理解?试图寻求对这个问题解答的研究，就是我们所谓的易读性(readability)测量。 于是，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国外就开始了对新闻语言的易读性和易读性测量的研究，至今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在易读性研究的学者看来，一个要求易读性的文本，其易读性的高低不但是可以感受的，而且也应该是可以测量的，测量的依据就是“易读性公式”。为了寻求能够客观“估量一个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段文字时能否成功的一种测量方法”的“易读性公式”(readabilityformula)，大众传播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888年，舍曼(Sherman，)就发表了第一个测量句子长度的调查，句子长度是后来经常见于易读性公式的一个因素。然而，舍曼并未将句子的长度与理解度联系起来。1932年，莱夫利和普雷西(LivelyandPressey，1932)的研究基于当时教育者的共同假设，即词汇的难度是决定文字资料，理解难易的关键因素，设计了第一个易读性公式。
　   探讨范围更广的因素并影响易读性研究的一本书是由格雷(Gray)和利里(Leary)于1935年出版的，名为《哪些因素使书好读》。在这本书里，得出影响易读性的5种因素，即：在100个字的一个段落的文章中，不同的难字个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代名词的数目；以字为单位句子的平均长度；不同字词的百分比；介词短语的数目。
　　此后，在发展易读性测量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易读性实验室成为新的时期的重要舞台。其中研究员洛奇(1rvingLorge)发现有些因素与阅读理解的多重相关比以上的五因素公式得分更高。影响突出的因素有介词短语的数目和不同的难懂字的种数；句子的平均长度和不同的难懂字的种数；介词短语的数目和句子的平均长度。另一研究员弗雷奇(RudolfHesch)也得出一易读性公式，它基于三个变量：以字数计算句子的平均长度；在100个字的样本中介词的数目；在100字样本中有关人称词的数目。并把他的博士论文《可读形式的标志》出版成书，后以简化的方式改写这本书名为《直白谈话的艺术》于1946年出版。

　国外建立起的种种易读性测量的公式，已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如教科书的评估、大众传播的分析、公司及政府公文的改进等。但是，目前易读性研究在我国却几乎还是个空白，国内的语言学界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