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分析

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罗夫提出的。实际在此之前，叙事学的研究设想和理论轮廓已经相当完整。叙事学的产生是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双重影响的结果。叙事分析角度

不同类型的叙事，其实含有不同的叙事结构。根据瑞斯曼的意见，起码可以区分出三种叙事的结构，即拉勃夫（Labov，1972；1982）[12]（P。354-396）；[13]（p。219-247）的结构取向(structural approach)、博克（Burke，1945）[14]（p。xv-xxiii）的拟剧结构(dramatism)和基（Gee，1986）[15]（P.391-442）的诗意结构（poetic structural approach）。拉勃夫的结构包括摘要（叙事的主要内容）、状况（包括时间、地点、情境和参与者）、繁杂的行动（事件的顺序）、评价（包括行动的重要性和意义，叙事者的态度）、结果（最后发生了什么）和尾声（将视角拉回现在）。博克的结构包含五个要素，即行动（act）、场景（scene）、行动者（agent）、能动性（agency）和目的（purpose），这些要素分别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做了什么”、“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做的”、“谁做的”、“如何做的”，以及“为什么”。基(1986)则把叙事结构拉回到社会语言学中，注重文本的口语特征——经验是怎么被说出来的。因此，语调的转变、停顿，语言的韵律等特征，都被他用诗的单位——诗段和诗节整理出来，从而理解叙事者是如何诠释其行动的。   

如果在叙事分析中不仅仅关注叙事的内容,而把注意力放在叙事方式上,则会关注:第一,叙事者在何种脉络中——与什么人互动中说出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关注叙事的历史脉络——特定的历史脉络如何影响了叙事的意义。第二,关注叙事者针对不同的互动对象(倾听者,也就是研究人员)在言辞上的变化,关注这些言辞所指涉的意义; 第三,关注叙事时语言风格如何影响到叙事的轮廓和意义;同时也关注语言的结构如何与叙事的主题结构相互联系。所有的这些方面,构成了叙事分析中极为重要的方面——叙事者是如何诉说故事的。

    叙事分析是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而社会研究从叙事分析角度看,就是一种如同叙事者所做的经验的再呈现。正如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任何再呈现都是策略性的,都是有所选择的——这是因为人们总是从某个角度、观点出发进行叙事,通过叙事建构自己的身份,并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身份宣称;这样,在基本经验中,叙事者只会有选择地挑选某些内容,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叙事;其次,任何叙事都是在特定的脉络中进行的,不管是微观互动脉络的还是宏观的社会历史脉络;而任何一种脉络,对基本经验的整体表达来说,都是一种限制;更进一步地,任何再呈现都是通过语言落实的,而语言本身在呈现上总是有限制的。这些限制,表现在叙事者的叙事中,同样也表现在社会研究上,如果社会研究本身也是一种再呈现的话。因此,无论是作为叙事的经验再现,还是作为叙事分析/社会研究的再现,叙事因此总是有限制的。

     在叙事分析这个方法中,似乎还存在着某些模糊的东西。首先,瑞斯曼介绍了不同的叙事结构,但比较含糊的是,这个所谓的叙事结构,是叙事者在叙事的时候所采用的结构,还是叙事分析者的分析结构?似乎在这里存在着一种脱节。当叙事分析强调重视叙事的方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在强调重视叙事的结构,而瑞斯曼介绍三种结构,明显地是在分析的角度上提出来的,而并不是在说叙事的结构。当然,任何的分析本身也是叙事,理论家也是在说故事,说故事的时候也在使用不同的结构,以便与作为被研究者的叙事者一样,说服听众和读者。但在叙事分析方法中,作为叙事/故事的结构,似乎应与分析叙事的结构有所区别。其次,瑞斯曼本人批评了分析者在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后,将叙事者的故事进行人为分割的做法,认为这将整体的叙事片段化了,实际上将质性研究做了量化研究的处理。但很难说清楚的是,她自己发展起来的诗意结构取向就不是一种理论框架/分析工具;可能的情况是,她受到自己理论的影响,即基(Gee)的社会语言学影响,而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诗意的发现上,并用这个诗意结构,将叙事者的叙事结构化——诗意结构地处理转录,并在此基础进行诗意结构的分析。果真如此,她自己也就陷入了她所批评的那种理论中去了,即把叙事者的叙事拉进自己的叙事中,形成一个经过了转译的文本,一个介于中间的文本。果真如此的话,不管分析者采用何种分析结构,或多或少地,他/她都会用自己的理论框架,形成自己的分析结构,碎片化地处理经验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