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与《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

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

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对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有经典的论述。他认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意义的生产阶段;电视专业工作者对原材料的加工;“成品”阶段,也就是电视作品的完成状态;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观众的解码阶段。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1—   )，英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人之一。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主任。终身致力于媒介和大众文化的研究。

《电视讨论中的编码和译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3）,《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1980),《“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1982），《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Ide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1989)，《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结构“大众”笔记》等，1980年出版专著《文化、传媒、语言》（Media , Culture and Society, Academic Press, London）。

1 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
2 批判的是“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传统传播研究的线性研究特征
3 提出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存在“主导的复杂结构”

分析（一）
电视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过程
1 生产环节：即信息编码。
生产的环节是一个开放的环节，信息的生产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浅层次原因——显见和可感知的：传播制度结构及其实践和生产网络，还有它们构成的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中层次原因——隐含的思想上的：媒介从业者自身的技术技巧、职业观念、知识结构。深层次原因：社会以及历史地界因素）
2 流通环节：信息到受众的环节
3 使用和再生产：使用是指受众享受信息并从中获得信息。再生产是受众对信息的解码，是信息意义的再创造。

电视话语中意义的“误读”的原因（各个环节都是开放的，可以进行“意义”的赋予，意义的赋予取决于个体和组织的性质）
1 误读来由：社会不同质，电视观众不能被看作单一的没有区别的群体，他们分属于各自的社会团体，团体的归属感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自己同主导意识形态的形式和意义联系起来，因此生产和接收之间缺乏一致性，即信息的生产者和受众对信息的解释的不一致性，此过程会产生对信息的误读或者“扭曲”
2 其实电视话语中的信息是由大量已经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的构联相对稳定的符码组成，既然这些符码广泛的分布于特定的语言团体和文化中，能在普遍意义上的被理解，但是信息在生产环节和消费再生产环节
3 其根本原因（霍尔认为）：是因为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的结构差异。“编码者”和“解码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造成的。（“传者”的“我要表达什么”和“受者”的“我认为你表达的是什么”不一致性——猩猩自己的理解）

受众的三种解码方式

主导一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比如说，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广播或者时事节目中获取内涵的意义，并根据用以将信息编码的参照符码把信息解码时，我们可以说电视观众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这就是“完全明晰的传播”的理想一典型的情况——或者我们“为了所有的实践目的”已经尽可能达到了那个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区分由职业符码促成的位置。职业广播员在对一个已经以霸权的方式指涉的信息进行编码时，占据的就是这一位置(由我们也许应该确定为“元符码”的运作来促成的)。职业符码对于主导符码来说是“相对独立”的，因为它运用了自己的标准并进行自己的转换操作，尤其是那些带有技术一实践特性的标准和操作。然而，职业符码是在主导符码的“霸权”内部发挥作用的。如北爱尔兰政策、智利政变、《工业关系法》的权威阐释等等，就主要是有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制定，他们通过他们的专业代码，选择播出的场合和样式，挑选职员、组织现场辩论，让观众在无意识中接受意识形态控制。

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或者地位。大多数观众也许非常充分地理解什么已被界定为主导的、什么已被指涉为职业的。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它使自己的独特地位与对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相一致，同时，保留权力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霍尔称协商代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工人们对《工业关系法》的反应——法案限制罢工，提倡冻结工资——看电视新闻的工人也许会赞同新闻称增加工资会引起通货膨胀，同意“我们都必须少得一些，以抵制通货膨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坚持自己拥有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权利，或者让车间和工会组织出面来反对《工业关系法》。霍尔认为，媒介传播中大多数所谓的“误解”，就产生于主导－霸权代码和协商代码直接的冲突分歧，这是精英们感叹“传播失败”的缘由所在。

“对抗代码”（oppositional code）。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比如观众收看限制工资有无必要的电视辩论，每次都将“国家利益”解读成“阶级利益”。这就是观众利用“对抗代码”在为信息解码，“意义的政治策略”即话语的斗争，由此参入其中。很明显：这三种解码立场中，对抗代码是最为激进的一种。

1 恢复受众本原地位
2 使传媒的信息内容成为新的文化和社会研究资源
3 打开了受众研究之门

1 没有摆脱文本权威
2 没有证明电视话语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如何和社会结构发生关系
3 认识到受众重要性，但缺乏对受众的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