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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望东方周刊北京奥运会经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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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大楼新华通讯社大楼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是涵盖各种媒体类型的全媒体机构。
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7年1月在陕西延安改为现名。新华社总部设在北京,在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设有33个分社,在台湾省派有驻点记者,在一些重点大中城市设有支社或记者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设有分支机构,在境外设有140多个分支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覆盖全球的新闻信息采集网络,形成了多语种、多媒体、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的新闻发布体系,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用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和日文8种文字,向世界各类用户提供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网络、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和经济信息产品。
新时期特别是近年来,新华社全面推进战略转型,加快由传统新闻产品生产为主向现代多媒体新闻信息业态拓展、由面向媒体为主向直接面向终端受众拓展、由立足国内为主向有重点地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实施“阵地前移”战略,充分发挥党和人民喉舌、耳目、智库和信息总汇的作用,初步建成融通讯社业务、报刊业务、电视业务、网络业务、金融信息业务、新媒体业务和多媒体数据库业务等为一体的全媒体机构,逐步探索出一条事业体制为主导、与市场经济成功对接、多元运营体制并存的事业发展新路子,舆论引导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传媒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阔步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性现代国家通讯社和国际一流的现代全媒体机构加速迈进。
新华网是新华社主办的中国重点新闻网站,被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网站”,每天24小时以7种文字、通过多媒体形式不间断地向全球发布新闻信息,全球网站综合排名稳定在190位以内。开通31个地方频道,承办中国政府网、中国平安网、中国文明网、振兴东北网等大型政府网站,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国家级网站集群。创办新华网产业园区,为进一步拓展全媒体业态打下了基础。与中国移动合作推出“盘古搜索”,着力打造“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搜索引擎。
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CNC)是新华社主办的跨国新闻电视台,电视新闻采集量日均800分钟,居国际电视新闻行业首位。开通的中文台、英语台24小时不间断播出新闻节目,节目信号卫星覆盖亚太、北美、欧洲、中东、非洲等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55亿人口,并进入香港、澳门、奥克兰等地170万户有线电视家庭终端,建成亚太卫星台、北美卫星台、非洲卫星台等10个直属台和合作台,覆盖面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创办手机电视台、网络电视台,并与中文台、英语台一同在苹果产品终端上线,在利用新媒体全球传播渠道方面取得突破。 金融信息平台“新华08”,是新华社采用先进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自主研发的综合性金融信息服务平台,被列入国家“核高基”项目予以重点扶持。其产品内容涵盖宏观经济、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等诸多领域,形成以PC终端为核心,视频终端、网站和《金融世界》杂志同步发展的多终端产品业态,受到海内外用户好评。充分运用资本化、市场化手段,上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北京国家金融信息中心、大庆国际石油资讯中心建设快速推进,全球第一家金融信息交易所正式开业。
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全球图片总汇是国内规模最大、内容最权威、产品最丰富的新闻图片库,海内外签约摄影师总数超过8000人,每天实时更新各类新闻图片、图表2000余张。大力推进图片产业化,创建中国国际文化影像传播有限公司,创办“新华影廊”并在海内外多个城市开展,延伸图片产业链,推出“新华典藏”,在海内外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等多个大型图片展。新华社还拥有国家级的中国照片档案馆,馆藏照片超过500万张,其中最早的拍摄于19世纪末的清朝。
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是中国媒体行业最大的多文种多媒体数据库,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多媒体数据库之一。截至2010年底,已存储1.2亿条文字信息,1000多万张新闻图片和图表,3.5万多小时音视频新闻信息,并与日俱增。通过不断改造提升,将逐步建成多语种、多媒体、全方位展示新华社新闻信息产品并直接面向海内外终端受众的现代商业数据库。
新华社编辑出版并公开发行20多种报刊,包括《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现代快报》、《现代金报》和《瞭望》、《瞭望东方周刊》、《环球》、《财经国家周刊》、《半月谈》、《中国记者》、《摄影世界》、《金融世界》、《世界军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英文版)等,单期总发行量最高时超过1000万份。
新华社注重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发起并成功承办世界媒体峰会、“国际儿童日”大型公益活动和24小时环球直播报道等全球性重要会议、重要活动。新华社是许多国际新闻组织成员,目前已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讯社或新闻机构签署了新闻交换、人员交流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协议。

了望东方周刊:日本媒体如何看待北京奥运回目录

“中国问题”在日本舆论界是最有“卖点”的领域之一

自从7月底以来,日本媒体就已经为奥运报道来到北京,进入筹备工作。毕竟是正在“崛起”中的邻国主办的奥运会 ,各媒体都很重视北京奥运,《朝日新闻》就为此派遣了差不多100名记者。

很快,日本新闻工作者对“新北京”就有了非常直接的感受。

第一次来京采访的某电视台摄像师兴奋地说:“北京原来是这么发达,住的、吃的、玩的,跟东京没什么不同,就是什么都很大!”三年前第一次来过北京的某报社记者则说:“北京比原来漂亮了,整齐了,餐厅服务员态度比原来好了,大家似乎也比原来文明了一些。”

据我观察,这次从日本专门来京采访的人对今天的北京或者北京的变化大多表示了肯定,觉得城市借奥运东风改变面孔是件好事。

而平时居住在北京的驻京特派记者们则持有略为不同的态度。某报社的北京支局长认为,这届奥运会改变的范围仅限于北京,而非全中国。接触中国很长时间的“中国通”记者则唉声叹气说,一些北京传统的街道、胡同、四合院等被拆迁了, “过去的北京更有人情味儿,令人怀念”。

不过感触归感触,怀念归怀念,工作归工作。无论是奥运报道队伍还是驻京特派员,大家都得面对现实的任务,即做好奥运报道。

日本媒体的奥运报道主要分成两块:一是关于奥运会本身,包括开幕式、体育比赛以及闭幕式等报道,其比率占到9 0%以上;另一块是奥运背后的故事或事件,或者说是奥运主办城市和周边城市的报道。某家电视台的导演告诉我说:“我们怎么选题、怎样做哪些报道都取决于观众的偏好。奥运报道也跟平时在本国的报道一样,满足观众的需求永远是绝对的第一。 ”

日本国民热爱观看体育比赛。8月12日早上各家报纸的封面几乎都是男子蛙泳100米比赛中日本选手北岛康介获得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的报道。与中国一样,只要本国选手取得好成绩或表现突出,各电视台报社都会去密切跟踪、集中报道。

另外一面,奥运背后的故事竞争也很激烈。近年以来,“中国问题”在日本舆论界是最有“卖点”的领域之一,“中国因素”则普遍被认为是影响日本未来对外走向的重中之重。再加上北京奥运会,读者和观众对中国的关注就是前所未有的。比如,8月4日,当新疆喀什发生了暴力袭击事件后,大部分日本媒体都报道了“奥运前夕的中国遭到了恐怖主义行为”。至今,中国在奥运期间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仍然是日本受众很感兴趣的“幕后”话题之一。

另有一部分日本媒体人似乎看得更远一些。一名驻京特派记者对我说:“开幕式确实很厉害,北京至今也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安全问题,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不过,更关键的是,奥运结束后,北京的交通依然顺通么?空气依然干净么?市民依然礼貌么?城市依然有序么?后奥运时代将真正考验北京。”

另外一位某家电视台的时事评论员在用餐时对我解释说:“中国领导人始终冷静看待奥运前后的现实,也很理解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后奥运的各种问题。东京1964年办完奥运会后,接着大概20年的期间遇到过公害、能源短缺、人口集中、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元升值等问题,但它们几乎是一个一个而来的,所以日本在冷战这一相对稳定的形势下,有序处理了那些问题,虽然泡沫最终崩溃,经历了失去的10年。但中国面临的国外形势和拥有的时间更为严峻,它必须在后冷战、后‘ 9.11’的不确定形势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处理经济摩擦、金融体系、环境保护、能源问题、对外关系、社会稳定、政治体制等众多国内外问题,任务艰巨。”

我对两位日本资深媒体人的观察与判断表示同意。“办好奥运”对崛起的大国来说并不意外。而中国人真正的挑战在于:下一步怎么办?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奥运只能是过程,而不是终点。-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专栏作家)

此文刊登于《瞭望东方周刊》“东游记”

放大镜下的北京奥运——了望东方周刊回目录

吴旭吴旭
文/吴旭 (作者为政治传播学博士,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凯特新闻学院教授、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

拼凑、梳理、重塑中国的印象,是后“奥运”时代的世界性命题

“奥运”加“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2001年7月13日,从国际奥委会把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北京那一刻起,这个问题就萦绕在那些想要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脑海里。8月8日京城夏夜,张艺谋“盘古开天辟地”一般的奥运开幕式,以令人屏息的深厚文化底蕴和感官刺激,仿佛给出了答案。但在震撼、惊骇、失语之余,西方媒体和观众重又陷入了一层更深的迷惘之中。奥运是什么?中国是什么?捡拾、拼凑、梳理、重塑中国的印象,是后“奥运”时代一个世界性的命题。

奥运不仅是一个构筑的过程,更是一个解构的过程。对中国来说,构筑的难度来源于未来的不定、模板的阙如和道德话语权的争夺。对西方来讲,解构的艰难根植于旧有印知的根深蒂固,和自我否定的痛苦不甘。

没有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讲授“中国当代传播”这门课时,我给学生们订有“约法三章”。开门第一条就是:“当今世界,没有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而只有中国问题观察者。”

中国的复兴跃进本身,史所未见,无可比拟;中国问题的复杂、多变和其深刻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单个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升到了人类发展史。可悲而又可叹的是,当代西方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其时间参考刻度还固执地锁定在“文革”或“天安门事件”时期——他们的对华认知,怎么可能不“刻舟求剑”?

中国变化之快、之大、之深,令人瞠目,令人眩晕。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每年放假回来,我都会对这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乡,产生似曾相识、但又时空错位的梦幻感觉。对于一个中国人,尚且挥不去那层惊异,更何况是那些本来对华认知就肤浅模糊,而故事链条又基本断裂的西方人呢?

当“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成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口号和思维模式时,西方无可避免地落伍了。那个原本就没有解开的“中国结”,又在意识形态的内核上,套上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这一层层纷乱的线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被西方媒体公推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演出”。但包括《今日美国报》、体育频道ESPN、美联社和英国《卫报》,都不忘在自己的新闻稿中特意提到:“整个演出没有出现毛泽东的形象。”

能来中国亲眼见证这一历史巨变的外国人,毕竟是少数。能够调整心态,全面公正客观报道中国的国外新闻记者,也需要一定的职业勇气和学识根底。而真正把中国的崭新形象呈现给世界,则需要中国自身的努力和时间淘洗的力量。西方“解不开的中国结”,正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一股策动力和一个标志杆。

等了100多年的排序解释权

北京奥运将要考量的,不仅是世界如何看待中国,而且更是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往往受制于世界如何看待中国。其间矛盾造成了中国在“北京2008奥运”前后的两难处境。

一方面,中国期待受尊重的急切愿望,与尊重形成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时间上的矛盾。过去的东亚病夫,奥运会上“一战而平天下”,终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扬眉吐气了。但要是把这种心态,作为政策制定的指针,就难免会急功近利,甚至南辕北辙。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变化时,往往对鳞次栉比的后现代都市一笔带过,而浓墨重彩地“深入调查”污染、医疗劳保、农民工、交通等“软性”问题。扪心自问,我们在软硬件的平衡和均衡发展上,确实存在落差。这种落差,一旦反映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会使中国人如芒在背而反应过度。

另一个“奥运困境”,则有着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西方媒体上,中国的形象被意识形态的“红色滤光镜”,种族宗教的“黄色滤光镜”和商业竞争的“绿色滤光镜”扭曲变形。话语权,不仅仅是指说话的许可,更取决于在哪里说和用什么语言。中国处于守势。

北京奥运会是一个重订“话语权”的机会——不要小看了奥运会运动员入场式排序上的一个细节变化。100年来,所有国家都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字母顺序,来决定谁先谁后,成为“与国际接轨”的一大标志。但是,为什么不能用中文的笔画顺序呢?中国这一问,这一改,使得国外媒体的现场解说员手忙脚乱;美国NBC的著名奥运主持人克斯塔斯,忙不迭向美国8000万电视观众解释,为什么“美国”要排在现在的位置入场:因为“美”字是九画。

原来世界还可以这样安排!仿佛可以感受到一股急促而剧烈的震颤,滚过所有西方人的心头。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沙茨施奈德曾说过,“真正有权力的人,是那些掌握解释权的人。”为了这一个小小的排序解释权,中国等了100多年。

中国国运于2008年历史分水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一件事,当它发生后,你整个人的存在价值,甚至整个人生的意义,都转瞬之间、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北京奥运的话题从2001年夏天开始,完美收场之后的奥运会,也仍将是世界舆论持续关注的热点。北京奥运,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开始。

幸运的是,国外媒体对于北京奥运会的关注和报道,也像水晶球一样,可以使我们借以预测未来中国将面对的国际政治关系格局。

奥运既是一扇敞开的门,也是一面能反光的镜子。不同的人,不同的媒体,不同国家的媒体,走进这扇门时,既捕捉到了中国复兴路程上的辉煌一瞬,也同样折射出了观察者的心态。这反光镜里,有真心的祝福,有刻骨的震撼,有痛苦的反思,有快意的嘲讽,也有隐晦的猜忌。

国外媒体对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CNN,无论是德国的《明镜》周刊,英国的路透社,都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揭示着其所服务读者群的主流期待和集体意识。这些使得法国的评论不会与美国的雷同。不要轻视了这细微的差异。在国与国就重大利益问题直面相对时,印象往往会影响判断,而集体情绪更会左右决策。

以此来看,奥运会不仅是一个竞技场,也是一块试金石。儒家的孔老夫子虽然有言在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在宾客尽欢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了道家祖师老子的提醒,“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中国加上奥运,到底等于什么?我们自己有答案吗?有的说,这是中国“大国地位的加冕典礼”;有的说,这是“百番来朝,国势昌盛”的盛世宣言;美国奥运独家转播网全国广播公司更是极尽赞誉之辞,称之为“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最辉煌的一刻”。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当奥运火炬在中国书卷上点燃的那一刻,即便中国没有变,但包含着中国的世界变了。-

了望东方周刊特稿:北京奥运会属于谁回目录

特刊封面特刊封面

还有50多天就将亮相的2008年奥运会,是北京的,更属于全世界。
  巴勒斯坦长跑运动员纳迪尔·马斯里则终于可以跑出封锁中的加沙,前往约旦河西岸,为他向往的北京奥运备战。他背后,是一个民族对于奥林匹克的坚持。
  阿根廷奥委会主席胡里奥·卡萨内罗,正对自己的王牌队伍—— 国奥队充满期待,不过他并没有给队员们设定任何奖牌目标,“奥运会并不是国家之间竞争的舞台,而是各国运动员的快乐派对,”卡萨内罗说,“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少一些功利,多一份快乐。”
  法国人弗朗索瓦·达马则决定把他辛苦觅到的《奥林匹克宣言》手稿首次公开发布,地点选在北京,“这是人类的一份遗产,究竟属于谁其实并不重要。奥林匹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努力的信念,北京奥运注定属于他们。
  对于东道主北京来说,奥运意味着更多切实的进步和与国际规则的融通。从“最好的一届”到“有特色、高水平”,再到“赢得口碑”、“平安奥运”,主办方的态度日益务实。北京力图展现的,不仅是优质的场馆、畅通的交通、安全的保卫,更希望带给世界会心的微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华春雨/加沙报道
  自从得知可以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后,马斯里一直努力训练,每周保持18个小时的训练量
  跑出包围圈
4月里的一天,家住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长跑运动员纳迪尔·马斯里终于得到了以色列的许可,他可以通过埃雷兹检查站走出加沙,前往约旦河西岸接受教练优素福的指导了。
  走出埃雷兹检查站时,马斯里回头朝加沙的方向望了一眼:“加沙已经被封锁了10个月,能得到许可离开加沙对我来说太不容易了。”
  在去北京参加奥运会之前,他都将在西岸地区进行训练。这是他一直以来都渴望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将和家人分开好几个月。“作为一名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运动员,我注定要为自己的奥运梦牺牲更多。”
  动不动就跑半个加沙
  加沙地带位于地中海的东岸,南端紧邻埃及的西奈半岛,东、北部被以色列环绕。虽说与约旦河西岸同属巴勒斯坦地区,但在地理上被以色列国土分割开,形成一块飞地。
  去年,巴勒斯坦内部的两大主流政治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爆发冲突,最后哈马斯用武力夺取了对加沙的控制。以色列一直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因担心掌控加沙的哈马斯对自己发动更频繁的袭击,从去年6月开始对加沙实施了封锁。
  10个月来,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仅生活物资趋紧,医药补给也供应不上。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同时,加沙的社会生活状况却急剧恶化。对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离开加沙也成了一件极端困难的事情。一心想要拥有更好的训练条件的马斯里,就住在加沙北部一个叫做拜特哈嫩的小镇上。
  在加沙,除了周五做礼拜的时间,人们都能在拜特哈嫩以南约16公里的阿尔—雅穆克沙地体育场里见到马斯里的身影。这个被称为“体育场”的地方,跑道全部用沙子铺就,边上有几座简陋的水泥看台。
  “在加沙这片被封锁和贫穷所困扰的地方,最丰富的物资大概就是沙子了。”马斯里说。
  除了在体育场跑圈以外,马斯里也常在加沙的街道上训练。加沙地带虽然面积狭小,但形状狭长,南北长约40公里。训练时,马斯里经常在驴车和人群中穿过,闪躲着道路上的弹坑,动不动就跑了半个加沙。
  有时候,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以军和当地的武装发生冲突时,马斯里只能躲在家里。今年3月初以军对加沙发动“热冬”军事行动的时候,冲突最激烈的地点就在他家附近的难民营里,马斯里因此在家呆了3个整天。
  马斯里是巴勒斯坦地区跑得最快的长跑运动员。在去年的多哈亚运会上,他获得5000米长跑比赛第8名。他5000米的个人职业最好成绩是14分24秒,这只比奥运会入选资格慢了1分钟。不过,国际奥委会给90名成绩未能达标运动员开了绿灯,允许他们参加北京奥运会,于是马斯里有机会前往北京了。
  马斯里是一名警察。虽然有一份令人羡慕的正式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已有三个孩子的他也只能勉强维持家人的生活。他热爱长跑,但是不敢在运动方面有太多花费。他的个人运动装备包括一双深蓝色的专业跑鞋和一身代表巴勒斯坦出赛时所穿的运动衣。跑鞋是卡塔尔奥委会赠送的,运动衣是一家运动用品公司赠送的,这些算是马斯里所能拥有的最好的装备了。而在平时训练时,他是不会动用这套行头的。
  加沙地带缺乏良好的体育指导和教练员,他平常训练所遵照的教材,是一位埃及运动学医生发给他的手写传真。
  “如果我的训练条件更好一点,接受更好的指导,我的成绩肯定还会提高。”马斯里说,“但是没办法,体育在加沙是一件低技术含量的事情,这也是我急于离开这里到西岸进行训练的原因。”
  喜欢跑步不需要理由
  今年28岁的马斯里从小就发现自己对跑步情有独钟,“我小时候总是和伙伴们一起在空地上踢足球,踢得尘土飞扬。踢完后,我都会继续留下独自跑圈,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喜欢跑。”
  16岁那年,马斯里在一项高中生的长跑比赛中夺冠。自此,他的体育老师就开始了对他的长跑训练。起初,马斯里的父亲怕他因跑步耽误学习,但6个月之后,马斯里再次在一个地区性的长跑比赛中夺冠,这打消了父亲的疑虑。在此后的几年中,马斯里参加了几十项各种比赛,赢得的奖杯也在家里摆了整整一面墙。
  自从得知可以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后,马斯里一直努力训练,每周保持18个小时的训练量。但他深知,得不到科学的指导,成绩很难进一步提高。可是,自从去年6月加沙被封锁之后,马斯里就再没参加过在加沙以外举行的任何比赛。
  巴勒斯坦体育部的官员说,他们在1月份就向以色列方面发出了申请,要求让马斯里到加沙以外的地区进行训练,但这份申请直到近些天才被批准。
  “我在过去的近10个月里错过了许多比赛,如果再错过奥运会,将是我终身的遗憾。”马斯里说。
  巴勒斯坦目前还只能被称为一个地区,并没有独立建国。1993年,巴勒斯坦取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名正式成员。不过,巴勒斯坦人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只有寥寥几笔: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巴勒斯坦第一次派队参加了奥运会;巴勒斯坦运动员再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却是在8年后的雅典奥运会,有2名运动员参加了那一届奥运会。那一次,巴勒斯坦代表队还有一名来自加沙的运动员。
  今年,将要奔赴北京参加奥运会的巴勒斯坦运动员共有4名,包括2名游泳选手和2名田径运动员。除马斯里外,其余三人都住在约旦河西岸。
  虽然住在西岸的城市杰宁,但是游泳女选手扎奇娅·纳赛尔的运气也不比马斯里好多少。杰宁根本没有游泳池,所以纳赛尔只能申请到耶路撒冷进行训练。她和马斯里一样,也是最近才拿到以色列方面发放的通行证。
  “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要去北京参加奥运会将历经很多困难,但我已经准备好了为此牺牲一切,”马斯里说,“在奥运会上代表巴勒斯坦参加比赛,并且拿回一块奖牌,这是我的梦想。现在我离实现这个梦想又近了一步,真是高兴。”
  离开家乡意味着马斯里要与家人分开好几个月,但是“当我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挥舞巴勒斯坦旗帜的时候,我想,他们会由衷地为我高兴”。-
弗朗索瓦-达马的美妙历险
“它是一个历史文物,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没见过它。突然有一束光下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达马说,那束光就是北京奥运会
  这是弗朗索瓦.达马第一次来中国。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有些事情再不做就来不及了。”他的随身翻译郭凝女士偷偷告诉记者,达马已经患了癌症,但“他对谁都不想提这个事”。
  法国人弗朗索瓦.达马现在“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到中国,认识一下这个他一直向往来到的国家。
  顾拜旦1892年的演讲手稿,在102年后被国际奥委会定名为《奥林匹克宣言》。这部《奥林匹克宣言》的发现者,就是达马。
  2008年1月1日,经达马本人授权,《奥林匹克宣言》的中、英、法文版选择在北京向世界首次亮相,手稿复印件也开始在中国各城市巡展。
  5月19日,《奥林匹克宣言》国际论坛的现场十分热闹。这也是在顾拜旦发表“复兴奥林匹克运动”演讲116周年、国际奥委会公布《奥林匹克宣言》14年后,第一个以《奥林匹克宣言》为主题的国际论坛。
  弗朗索瓦.达马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此时奥运火炬巴黎受阻事件刚过去不久,会后在媒体问及他如何看待这起事件时,达马微笑着说:“法国人民是友好的,《奥林匹克宣言》来到中国,同样是为和平而来。”
  “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奥林匹克—— 和平,对已经从事外交政治分析工作长达35年的达马来说,这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词。“现代政治的根源在于对历史的分析,顾拜旦很早就做到了这点。这也是我为何寻找《奥林匹克宣言》的出发点。”达马认为,奥运会可以成为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一种外交形式,这也是当年顾拜旦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中国,达马首先接受到的信息是:这里有一群和他具有相同理念的人。这个来自国际论坛上的发现让年迈的达马异常兴奋。“没来中国之前,这个国家给我的印象是神秘。”而现在,他感觉中国很亲切。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弗朗索瓦.达马更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中国的文化和人。这个有着可爱笑容的老人 不大开口,他在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国。
  “我很喜欢中国,因为这里的人很热情。”达马说,他几乎去过所有的奥运会举办城市,中国人是他见过的最热情的。
  在决定把《奥林匹克宣言》的首次公开发布权放在中国时,达马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我很高兴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在北京这样说。
  美妙的探险历程
  达马出生于一个联姻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的千年贵族之家,世袭侯爵。青年时期在巴黎一家出版社的短期工作,为达马打开了文化大门,并因此结识了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法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法国哲学家让.吉东的协作者,22岁的达马也在罗马的一次大会上,首次受人瞩目。
  作家、运动员都是达马身上独具特色的标签。你很难想象,这位身材并不高大、也不具有雄健体魄的老人,曾于1977年独自穿越撒哈拉大沙漠,还曾独自驾驶橡皮艇沿尼罗河上溯。而就在来中国前,他刚刚完成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奥林匹克宣言》使我走上了一次美妙的探险历程。”从1990年开始动手寻找这份手稿到2008年在北京公开发布,弗朗索瓦.达马对这其中的波折颇多感慨。
  1892年11月25日的晚上,巴黎索邦大学大礼堂,29岁的法国男爵顾拜旦在台上慷慨陈词。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演讲不过是一次一小时的消遣,而历史却选择它作为现代奥运史的起点。
  顾拜旦的演讲虽然饱含激情,但当时的法兰西正处在复仇主义的战争狂热中,他提出追求和平的理念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奥林匹克宣言》未能正式刊发,很快被湮没,不知去向。
  达马的寻找从收藏品市场入手,但一无所获。“有一天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可能有点线索。”随后,达马又被一封推荐信引到了日内瓦。
  漫长的等待后,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说,在你门前有一辆车,你坐上车就行了。”如同电影情节,达马被带到了一座很大的房子里,面对的是一位老人。“他说,如果是商人或记者他都不会理会。”
  老人跟他聊天,又带他去看自己的收藏,达马说,老人是在检测他的文化修养及知识。
  然后,老人带他去了一家银行。“职员拿出了一只保护很严密的箱子,箱子上写着1892年11月25日。我完全惊呆了,我一直在寻找,我以为我在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当这个东西真的找到时,我几乎不敢相信。”
  1994年,该手稿经过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确认为《奥林匹克宣言》。顾拜旦这篇开创性的演讲稿终于重现天日。
  “它是一件历史文物,在黑暗中,所有人都没见过它。突然有一束光下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达马说,那束光就是北京奥运会。
  奥运是世界的
  达马是法国人,由法国人发现的《奥林匹克宣言》在法国的土地上首次公开发布,似乎更合情理。
  “这是人类的一份遗产,究竟属于谁其实并不重要。”达马并不喜欢被刻意注上国籍的标签,“奥林匹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那份手稿经历百年的风雨,纸张已经非常脆弱。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意义,达马一直小心保管,起初并没有想要将其公开发布。2002年,雅典奥组委找到达马,希望能借助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机发布这份《奥林匹克宣言》,与此同时,还有来自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士,向达马表达了同样的愿望。这其中就有一位名叫郭凝的法籍华人。
  郭凝还有一个身份是巴黎法中友协常务副主席。她找到达马:“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雅典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欧洲;如果《奥林匹克宣言》在美国传播,它还是没有走出西方;如果《奥林匹克宣言》通过中国传播,它将真正走向世界。”
  达马最终接受了郭凝的建议,同意把《奥林匹克宣言》的首次公开发布权放在中国。
  “我总是在期待一些事情的发生。譬如我现在在中国,在北京,我最期待的就是能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谈到自己的愿望,达马的眼睛闪闪发亮,仿佛像个孩子。-
卡萨内罗:奥林匹克精神就在奥运村的餐厅里
——访阿根廷奥委会主席胡里奥.卡萨内罗
   奥运会的每场比赛都是一场精彩的表演,这里没有胜利和失败,只有光荣和快乐
  “每届奥运会上,奥林匹克的精神体现在哪里?不是在赛场上,而是在奥运村的餐厅中。当我看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运动员围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笑脸上看到了奥林匹克精神。”
  阿根廷奥委会主席胡里奥.卡萨内罗近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这样说。卡萨内罗一边在留言本上写下对北京奥运会的祝福,一边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借率团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机会,深入了解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
  举办奥运会的过程就是成功
  阿根廷奥委会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洪卡尔街的一幢两层小楼内。这个不起眼的小门脸,很难让人相信就是阿根廷奥委会的总部。阿根廷奥委会新闻官爱德华多.莫亚诺说,阿根廷奥委会每年的预算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奥委会要尽可能节约开支,压缩办公场所的租赁成本,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支持运动员参加比赛和训练。
  卡萨内罗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与奥运和足球比赛有关的旗帜。律师出身的卡萨内罗和体育很有缘,他非常喜欢足球,曾担任阿根廷吉尔梅斯竞技俱乐部主席和阿根廷足协秘书。1979年,他率领阿根廷青年队出征日本参加世界青年足球俱乐部赛,并一举夺冠。
  上世纪80年代,卡萨内罗进入阿根廷奥委会,1992年起率领阿根廷代表团参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2005年起担任阿根廷奥委会主席。
  卡萨内罗非常关注北京奥运会筹办情况。他说自己相信,北京能够举办一届非常成功的奥运会。
  怎么来界定这个“成功”呢?“成功不能只看结果,更重要的是举办奥运会的过程。”卡萨内罗说,如果举办奥运会能让中国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襟、为国际社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能让世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那就是巨大的成功。
  不给代表团设奖牌目标
  阿根廷是足球强国,也是篮球强国,但还算不上体育强国。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阿根廷夺得了男子足球和男子篮球两枚金牌,另外还摘取了4枚铜牌。这个结果已经让阿根廷人非常满意。
  卡萨内罗说,由于奥运会资格赛还没有完全结束,一些阿根廷运动员仍然有可能获得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资格。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阿根廷代表团人数在210人左右,其中运动员有130人。
  在本届北京奥运会上,阿根廷代表团有望夺金的项目仍然不多。卡萨内罗说,男子足球、男子篮球和女子曲棍球,将是阿根廷代表团最有希望夺取金牌的项目。此外,在网球和自行车等项目中也有可能爆出“冷门”。
  在雅典奥运会的女子曲棍球的铜牌争夺战中,阿根廷队一比零艰难地战胜了中国队,确保了一枚铜牌。这一次,阿根廷队依然视中国队为夺金道路上的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
  男子足球是卡萨内罗最钟爱的项目,也是他这次最看好的项目:“我们的球员可谓人才济济,组建两支国奥队参加北京奥运会都绰绰有余。有人对梅西受伤感到担心,我个人认为那简直是杞人忧天。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国奥队同样能获得冠军。如果我们要靠梅西来夺冠,那就不是阿根廷队了。”
  卡萨内罗说,阿根廷奥委会不给出征北京奥运会的阿根廷代表团设定任何奖牌目标,希望运动员们能够放下心理包袱,以最佳状态参加比赛。“在奥运会上能够获得奖牌的运动员永远是少数,对于大部分运动员来说,只要在奥运会上展示了自己的竞技水平,就赢得了自己的奖牌。”
  少一些功利 多一份快乐
  卡萨内罗一向主张体育和政治分开。他说,阿根廷奥委会将积极鼓励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会,要努力为他们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去参赛。
  “从莫斯科奥运会到洛杉矶奥运会,抵制奥运会被当作了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工具,但是真正热爱体育的人不会响应抵制奥运会的号召,因为奥运会的目的是促进世界和平,奥运会实际上就是让各国运动员能够聚在一起相互交流的超级‘派对’。”
  卡萨内罗说,每次参加奥运会都会让他非常感动,因为在这里,所有的战争、分歧、冲突和仇恨都不复存在,人们感受到的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体育与和平。“所以,我个人认为,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含义不在赛场上,而在奥运村的餐厅中。”
  奥运会赛事激烈,奖牌榜的不断变动更是牵动人心。然而卡萨内罗却认为,运动员和观众都不应该把奥运会的奖牌和排名看得太过沉重,这样难免会失去体育本身的乐趣。
  作为一名跆拳道爱好者,卡萨内罗认为,全世界有上千万和他一样的跆拳道迷,但是最终有机会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只有上百人,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是更是屈指可数。“对我们来说,奥运会的每场比赛都是一场精彩的表演,这里没有胜利和失败,只有光荣和快乐,”卡萨内罗说,“如果让奥运会的奖牌太过沉重,那么我们距离体育的真正含义就越来越远。”
  “奥运会并不是国家之间竞争的舞台,而是各国运动员的快乐派对,”卡萨内罗说,“希望北京奥运会能够少一些功利,多一份快乐。”
  阿根廷也能举办奥运会
  卡萨内罗曾访问过韩国和日本,对东方文化非常痴迷。今年4月,他到北京参加了国际奥委会的会议,这是他第一次到访中国。而此前,他戏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唐人街。
  4月的北京之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他吃惊。不过,他现在更憧憬着8月份再次率领阿根廷代表团前往北京,届时他将有更多的机会和中国进行“深度接触”。
  有着深厚奥运情结的卡萨内罗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作为南美体育名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迄今还没有举办过奥运会。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申办过1936年、1956年、1968年和2004年夏季奥运会,但都没有成功。
  屡次失败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陷入了沉寂。如今,南美另一体育名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正在申办2016年奥运会,阿根廷奥委会对这位“南美兄弟”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
  卡萨内罗坦言,就他个人而言,对于里约热内卢申办奥运会,他可谓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希望里约能够胜出,因为这将是整个南美地区的骄傲;另一方面,他又担心里约热内卢的胜利将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运梦变得更加遥远,因为奥运会不可能短期内在南美大陆举行两次。
  “举办奥运会是阿根廷人的一个梦想,过去几代阿根廷体育人一直在为实现这个梦想努力。现在我们仍在努力,尽管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们的努力会一代代地传承下去。”-
愿奥运让邻里相见欢
文/山本一郎(日本)
我希望北京奥运会成功,世界各国的选手们发挥力量,发扬友爱精神,使奥运会成为平和的大盛典
  42年前,日本在东京举办了亚洲第一次奥运会。当时我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电视机还没普及。我从刚买的电视上观看了很多奥运会的节目。最感兴趣的是日本队对苏联队的女子排球比赛。决赛中,日本队获得了冠军。“东亚魔女”的精彩表演看得我很自豪。
  我住在名古屋,日本第四大城市。东京奥运会前后,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街头上小买卖很少见了,超市等大型商店到处开张,地铁、汽车等交通工具代替了有轨电车,孩子们的游乐场所也减少了---我小时候跟朋友们一起玩耍的公园变成了高级公寓。以前主妇们每天下午聚在一起聊天的场面也不见了。
  “高度经济成长”一方面使我们的生活充裕、愉快,另一方面使我们孤独、孤立。我小时候,邻居里有很多一起玩儿的老朋友,但现在跟他们分别了,长年不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很多,经济发展改变了人间。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大都市有同样的情况发生。22年前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刚开始改革开放,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一个多月。我记得大学周边马车、人力车来来往往,连北京中心王府井一带都有。摊贩的叫卖声到处可闻,一进胡同里就看见人们光着膀子聊天打牌。
  然而5年前我去北京的时候,情景彻底改变了。宽大的马路,新建的高楼大厦,街上的饭馆里卖出各式各样的好吃食品,走路的人都在打手机,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好像日本的大都市一样。中国发展确实很快。
  但更仔细地看,我发现有些不好的状况。空气污染,堵车到处可见。因特网的一项调查说,现在中国的一半以上的人不相信“远亲不如近邻”,另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邻居的名字和职业。这样的情况和日本很相似。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举办奥运会都是经济发达的象征。经济发达是什么?不只是赚钱的事。赚钱是富裕生活的保障,但是金钱往往会蒙蔽人心。例如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人们抢购股票,股价异常上涨,人们情绪高涨到失掉理性。泡沫经济崩溃后,很多人的生活一落千丈。当时的股市状况之中,很多人忘掉经济的实际状态,盲目投资,却没有得到幸福。
  到了现在,日本面临着很多重大的问题:中小学生暴力、家庭不和、老年人的自杀、孤独死亡。我们这才察觉到社区交流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日本人,对日本获得金牌的数量我非常关心。但是金牌的数量并不代表国家的力量。只关心金牌的数量而不关心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这不是奥运会的精神。
  我希望北京奥运会成功,世界各国的选手们发挥力量,发扬友爱精神,使奥运会成为平和的大盛典。同时盼望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社区居民恢复良好邻居关系的好机会。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也希望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近邻改善关系的机会,希望日中关系更好、更深、更密。-

作者:杨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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