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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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纽约时报 |
许多年后该报也在周日发行。今天周日版是纽约时报每周篇幅最大的一版，除新闻报道外其中还包括许多专栏如食品、旅游、艺术和其它文化专题。
在新闻报道方面纽约时报将自己看做是一份“报纸记录”，这个政策的结果是除纽约当地的新闻外纽约时报很少首先报道一个事件。而假如它真的首先报道一个事件的话，那么这个报道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因此往往被世界上其它报纸和新闻社直接作为新闻来源。在美国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内都提供一份纽约时报索引，其内涵是纽约时报对时事的报导文章。
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收购了濒于破产的时报，奥克斯在接办《纽约时报》时就确定了时报的新闻报道原则：“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
他大胆地增刊扩版，在新闻报道上不惜投资，大量增加在当时颇为稀有的国际新闻内容。短短四五年，《纽约时报》的销售量就超过了10万份大关。在他的领导下《纽约时报》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和声誉。1897年他提出了《纽约时报》的格言：“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这个格言被公认为对“黄色新闻界”的挑战。1935年奥克斯去世后，其女婿索尔兹伯格接过时报发行人的大印。索尔兹伯格领导时报度过了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和二战的艰苦岁月，在他任内20多年，时报的新闻采访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告收入翻了一倍，技术设备得到极大的更新。
《纽约时报》第四代发行人是索尔兹伯格的独子，人称彭区的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他励精图治，选拔麦森、罗森索等优秀编辑、经营人才，引进先进技术，开拓多元化经营。彭区在任30年，时报走出了濒临崩溃的困境，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63年时报的总收入为1亿美元，到1991年，时报总公司的收入已达17亿美元，在这一过程中，《纽约时报》也完成了由家族式经营向市场式经营的转型。
1992年，经过多年培养后，彭区将时报发行人大印传给儿子，这便是《纽约时报》今天的掌门人——小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小阿瑟比父辈更追逐利润，他试图促成《纽约时报》平民化，使各种人群都能够接受，因此涉及“煽情新闻”，使得《时报》一度失去公众的信任。
《纽约时报》享有可靠的新闻来源的声誉。它的社论一般被认为是比较开通的。不过实际上它的社论是由许多不同的作者撰写的，而他们的观点则从左到右各不相同。
许多保守派人物认为《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尤其是它的社论，太自由开放。甚至有许多人就《纽约时报》对美国政治界的影响著书。与《纽约时报》相比，在纽约出版的另两份重要报纸《纽约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至少在其社论方面比较保守。
《纽约时报》研发实验室的 Nick Bilton 在 ETech 在做了一场演讲，讲述《纽约时报》对未来新闻发布所做的准备，并探讨如何利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探测器，向用户设备提供相应的智能内容。Bilton 称《纽约时报》现在研发更加实时的分析、设备探测和粉粒体用户互动（granular user interaction）等技术，能够为每个用户和设备提供“智能内容”。他们的关注点在于用户的“三个屏幕”：电脑、移动电话和家庭电视机。他还透漏《纽约时报》正在开发“Newspaper 2.0”和下一代电子墨水（e-ink）设备，如可弯曲伸缩的显示器。
对于移动电话，他们将对逐渐普及的触摸屏进行优化，并分析用户的点击活动，以此提供对应的内容。例如，如果用户点击体育新闻，表示这类内容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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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Bilton 称，探测器将扮演编辑的角色。如果用户手机具有 GPS 功能，那样用户所在的位置将决定我们提供新闻内容。或者，如果探测器感应到用户正在开车，《纽约时报》可提供音频格式的新闻。
Bilton 说《纽约时报》正在试验在报纸中使用二维条形码，虽然这种技术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用户不能直接阅读这种条形码。此外，他们还正在测试其他技术，如电子墨水和互动技术（参加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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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ton 演示了《纽约时报》如何为家庭用户提供内容。除了根据位置提供新闻之外，他们将介绍更多的视频，然后利用探测器元数据提供的信息来丰富用户体验。Bilton 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沙发不能提供 API 接口呢？如果更了解家庭用户，知道他们距离电视机多远，《纽约时报》就能够定制用户界面和更具体的内容。
关于“报纸已死”的说法，他在最后的总结中指出，“报纸只是一个载体”。下一代将习惯于即时获取信息，将出现可折叠显示器、完全制定的视频和图片服务、更多的用户生成内容。但他指出，这些只不过是故事的讲述方式。
他的演示让人浮想联翩，对于能够为这类研究提供足够资金的媒体，我们相信只要他们能够尽快采用新的技术，那么，所谓“报纸已死”不过是一个遥远得无法兑现的预言。
（RWW 是《纽约时报》的专题合作伙伴。）
不过《纽约时报》也出现过一些丑闻，比如2003年《纽约时报》承认它的一个记者杰森·布莱尔多年在其新闻报道中做假。《纽约时报》的名誉为此大降。布莱尔被立刻解雇。其他一些重要的人物如社论栏的头也被迫辞职。
2004年5月26日《纽约时报》再次承认在它的新闻报道中发生了错误。它承认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爆发前错误地促进了公众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任。公众事务编辑达尼尔·奥克伦特在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中写到：“这个错误不是个人错误，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错误。我们在报道战争时要特别提高我们的标准，小心谨慎地报道，而不应该降低我们的标准。但在时报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中，我们的读者遇到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其来源并不十分扎实，其中一些是怀个人用心的匿名人士的断言。在战前和战后时报的记者多次中断了对一些故事的报道，后来证明这些故事的确不可靠。在许多情况下时报的读者根本没有察觉这些更正。……我所希望看到的真正的新闻报道，这也是我们的读者应该得到的，也应该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心所要求的，不仅应该揭露那些推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故事的人的战术，而且应该揭露时报自己是怎样被这些人利用的。”
2005年7月6日，《纽约时报》记者茱蒂丝·米勒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遭法院判刑入狱。
该企业品牌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名列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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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森·布莱尔 |
《纽约时报》社论版的权威性、影响力应归功于其运作机制。
管理特色
《纽约时报》发行人奥克斯对于社论政策立下了指导性原则，这种原则一直深深影响着的《纽约时报》社论版管理运作机制。他在1923年写给《水牛城晚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信中说：“社论委员会并不决定报社的政策，一如总统的内阁部长并不决定总统的政策。”但“社论委员在开会的时候可以自由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报发行人的决策也常会受到社论委员会表达意见的影响。可是，最重要而不会改变的原则，是从不勉强社论委员撰写与自己意见不同的社论。”
《纽约时报》发行人与社论委员会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发行人居于主导地位。历届社论委员会主编虽风格各异，但都必须贯彻发行人的意志。另一方面，因历届发行人对社论版的管理方式不同及社论版主编的资质、能力各异，造成发行人与社论委员会主编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论版的特色。奥克斯时代，他本人亲自主持社论会议，阅读所有社论“小样”，并加以删改或加注意见，这使得社论版呈现出保守而又谨慎的特点。
奥克斯去世后，他的女婿索尔兹伯格继任发行人，索氏深谙评论之道，又懂得如何去鉴识社论委员的资质，用人很有分寸，所以和社论版主编相处融洽，把社论版办得自由、灵活起来。墨尔兹继任主编后，与索尔兹伯格关系非常密切，两人观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致，遂使送“小样”给发行人的惯例成为历史。
墨尔兹不再沿袭召开社论委员会的传统，对社论委员作个别的指导和写作社论的分配。但在重大社论政策上仍向发行人请示，发行人对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会用社论的方式写下来发表。除特殊情况外，发行人并不直接接触社论委员，所有社论政策之设定与改变，直接由发行人交代主编，或与主编商讨决定。
因为社论的地位重要、影响大，《纽约时报》历届发行人都很重视社论版，偏重于选择在政策意见上与他们一致的“总主笔”，这使得历任社论委员会的主编对社论版都有影响。尽管如此，发行人有时也和“总主笔”产生矛盾。索尔兹伯格曾写了一篇社论并附了一个条子“请予刊用”，但被墨尔兹婉拒；继任墨尔兹的社论版主编约翰和发行人彭区时有冲突，约翰常在社论中主张增加纽约市的税收，而《纽约时报》又必须在这种增税中付出代价，为此，发行人常与约翰争执这一问题，而约翰并不退让。由于发行人尊重主编，而主编又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才使得社论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公正”。
每一位发行人的风格都不同，有的是无为而治，有的积极参与，但大都对言论非常重视。到现在为止，《纽约时报》每天的社论还是送到发行人办公室，过不过目由发行人决定。社论主编认为发行人应该知道的事，要提醒他注意。当然，这并不影响社论版主编按照自己的观点选择社论。《纽约时报》为了刊登反对抽烟的社论，丝毫不顾忌得罪烟草公司，损失广告收入。
1993年，新发行人小阿瑟任命豪威尔·赖恩斯为社论委员会主编。赖恩斯曾在接任主编之前经受一次重大考验：
发行人小阿瑟对一篇批评克林顿交接委员会主席乔丹的社论表示不满，要求社论主编罗森索再写一篇。赖恩斯敢于冒大不韪，表示不同意发行人的观点。社论委员们对此举多表敬佩，认为在当今“公司文化价值观念”之下，实在难能可贵。
现在，赖恩斯与新发行人每逢星期四下午聚会一次，讨论有关社论的问题和方向。除此之外，两人还有经常性的沟通。
从《纽约时报》90年代社论抽样来看，时报社论版对国内及本地区存在的重大问题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发表了鲜明的社论，并给予一些特殊群体（穷人、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吸毒者、同性恋者等等）一些合乎理性的支持，揭露竞选、选举、吏治中的一些丑恶问题，这都与社论版的运行机制密切相关。
业务运作特色
《纽约时报》社论版的具体业务操作由社论委员(相当于我国的“评论员”)完成，社论委员向社论版主编负责。主编在选择社论委员方面大都比较挑剔，因此，《纽约时报》社论委员的出身资质条件有着严格要求。
社论委员一般有三种来源：
第一，资深优秀的新闻特派员，或曾任高级新闻主管，写作能力强，精通新闻业务并有一些专长；
第二，曾在著名学术研究机构担任高级研究员，或在学术与实务并重的刊物担任过主编或专门撰述，并有专著；
第三，最新卸任的政府高层政策性官员，写作经历长，能力强。
社论委员多由“总主笔”聘用，对主编负责，主编则对发行人负责。发行人一般不直接与社论委员接触，这就保证了社论委员在较大程度上能按照自己的观点写作社论。
历届社论委员人数由11人到12人不等，他们对自己的写作领域都很精通，且有着畅通的信息渠道。社论委员都有自己的大办公室，集中办公，但独立自由作业。《纽约时报》大厦10楼是社论委员办公的地方，也是时报图书馆所在地，藏书四万册以上，专供社论委员及编采人员使用。社论委员会还有自己的资讯研究员，协助社论委员收集查对资料。社论委员并不是坐在大办公室里随意品评世事，而是经常走出“象牙塔”，尽量取得第一手资料，接近最新的事实发展。
社论执笔人并不限于社论委员，报社的专家特派员、记者和专业评论家也支援社论委员，这有助于社论委员信息渠道畅通，也促进了社论版选题的多样化。
社论委员通常可以取得政府官员、消息灵通人士的配合；各个机构的领袖们常打电话或是写信给社论委员会主编，对社论主张表示异议或是赞扬，有的还寻求时报社论的支持；社论委员还经常对国外政府元首、高级官员以及工商教育艺术名流进行访问，这些便利条件都使得社论委员在写社论时有能力高人一筹，常发人所未发。
社论主编并不直接干涉社论委员的写作，而是与各社论委员讨论当天话题，提出写社论的意思，以及应采取的立场。简言之，社论委员会主编的责任是使社论版有生气、有活力，保持思想观点的一致性和明确而有前瞻性的政策。时报社论委员在社论写作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主编大都对他们很尊重。每一位社论委员对自己的写作，只向主编负责，交稿后便可离去，主编在审阅中如需增减，改变社论写作的意思，一定要与社论委员商量。社论委员所写社论是否当天采用，完全由主编决定，也与相关重要新闻的时效性有关。
在对政治候选人的支持和每年一度的“主要命题论说”方面，社论委员有较大权利，发行人和主编一般不予干预。
《纽约时报》每年有一个“主要的命题论说”，援救那些“无以自助”以及“欠缺公平际遇”的人们，为了完成这个“命题”的写作，《纽约时报》社论版主编以及其它社论委员都要参与采访。
时报对政治候选人的支持，不论职务高低，必经社论委员的个别考核，衡量个人对政策的主张、经历作为及投票记录，并作个别的访谈，再作全面评判，足见其慎重。社论版主编乃至发行人一般不对此加以干预，使得社论委员在平衡的基础上体现出对某一候选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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