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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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做的不多，西方学界在这方面则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媒体伴随着每一个阶段的社会变革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不同的新媒介的产生、扩散和应用，跟对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密切相关。
　　在西方，活字印刷术传入以前，罗马教会一直都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罗马教会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并藉此对社会财富巧取豪夺。到了16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圣经》开始进入更多家庭，人们才渐渐醒悟，原来基督教教义并非如教会的过往解释，他们也开始对教会的专横、腐败产生不满。德意志的马丁?路德主张“因信称义”，并创立新教，新教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一最高权威，反对教会凭它手中握有天国的钥匙，自封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路德于1517年10月拉开了宗教改革运动序幕。这是一场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的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神权统治的社会思想政治运动。它摧毁了天主教的精神独裁，打击了西欧的封建势力，使人们从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枷锁中解脱出来。另外，新教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给予充分的道德肯定，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说，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新教和欧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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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不同人员相互配合，如果单纯依靠口口相传，或者总是把所有人员聚集在一起反复开会下达指令，不能想象数十层的高楼会用多长时间完工。再比如火车的运输，哪次列车运载的哪批货物？从哪里出发？现在货物在哪里？几点到站？这些信息想要依靠人力或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来传递，也是无法实现的。
　　出于对生产信息的需求，以及处理这些信息的需求，电报、电话应运而生，它们对于西方工业化进程的意义，并不亚于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电话发明以后，不仅仅在工业生产上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也在社会生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人首先是社会动物，有社交的渴求。随着电话慢慢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也伴随着西方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的建设完善，人们开始渐渐不和自己的邻居说话了，他们的社交范围迅速扩大，最好的朋友不是在街坊四邻中产生，而是有可能出现在几十公里以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原始意义上的社区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人际关系网。
　　在后工业化时代，由于商品产品的供大于求这一矛盾的突出，资本集团必须刺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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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舞台上，逐步呈现的则是市场（跨国公司）、国家（政府及以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跨国非政府组织）这样一种结构。没有新媒介，这样一种结构不可能产生。比方说，全球化的核心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但没有新媒介，它的跨国经济活动根本不可能组织起来。
　　在东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媒体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尽管活字印刷术最早由我国发明，但它之后催生的各种媒体形式，并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

  2008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召开 

2008年新媒体传播学年会今日在人民大学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融合、创新、变革”，全国顶尖新媒体传播学领域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对现场论文进行点评。新浪网作为协办单位对会议进行全程报道。

　　发端于2004年的“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与“新媒体与新思维论坛(新新论坛)”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新媒体研究领域的两个传统学术会议。为了更好地整合学术研究力量，加强中国新媒体研究者的沟通与合作。2007年两个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组委会同时决定，从2008年起，合并后的会议名称改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2008年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承办，年会共设立四个分论坛，分别为“新媒体与公共危机应对”、“媒介融合与传媒业和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创新”、“新技术条件下的

      会议特别嘉宾  杨伯溆

　1991-1998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University of Toronto), Ph.D.

　　1987-1989 加拿大温莎大学传播学系(University of Windsor), M.A.

　　1976-1980 北京广播学院无线电系 毕业

　　杨伯溆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伯溆的学术训练始于电视类电子技术。但在后来的出国深造过程中，渐渐忘记了学科之间的界限。作为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分别研修传播学和社会学十余年。这期间以社会变迁、变革和媒介的作用为主线，曾先后主攻发展传播学、社会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和社会网络研究。这些社会科学类系统的训练使他知道了该如何问相关学术问题、如何欣赏有意义的问题和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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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伯溆的电视技术背景使他有机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供职于中央电视台(1980-1985)。他在中央电视台的经历又使他有机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先后在美国的密歇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长期进修电视技术(1985-1987)。他目前依然关注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

　　杨伯溆关注全球化与传播、全球传播、本土传播、因特网与社会、传播学研究方法、传播学(媒介)理论等领域。他目前感兴趣的具体研究题目包括：

　　1、跨国公司与政治制度(例如国家)、社会结构(例如社会网络)和意识形态(例如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媒介的作用。

　　2、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与双向电子媒介之间的关系。这包括对本土社区与社会网络的比较及对后者的再认识。

　　3、因特网虚拟空间内的社会活动对现实社会结构的虚拟或销解及意义。

　　4、a: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范式的整合问题; b:因特网对传播学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

　　5、媒介，特别是因特网的属性和网众的身份构建及意义(这包括全球传播要传播的文化内涵)。

北大教授杨伯漵谈社会空间和新媒体

我今天主要和大家讨论的是空间，然后是结构，然后是新媒体。我是搞社会学的，我关注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指的是什么？指公共空间、私人和个人空间。公共空间的更新很有意思。在座的出国的人比较多，在国外大家非常友好，互不相识的在大街上遇到都会笑一笑，在我们国家这种事情比较少。下面还有私人空间，最重要的一个空间就是家庭，一个家庭把人进行社会化，使之成为在社会上立足的起作用的个人。还有个人空间，个人空间也十分重要，无论在公共空间还有私人空间，最后会到个人空间里来，最后产生一个事实是什么？你在个人空间里想事和创造，这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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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不就是一个地球吗？那么一个地方。社会空间指的不是那个空间，人的组织和人的活动，可是谁做这个事？我要做到公共空间，谁去组织？我今天去维护私人空间，我对婚外恋坚决持反对态度，但是谁去维护这个？采取行动维护这个？所以行动者至关重要，一旦行动者一些确定的理念之后，得到一些媒体的协助，都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你没有行动者就没有变革。有一个李约瑟，他研究历史的，说中国的发明这么多，为什么没有搞出大的实用来，让大家都来学。这个问题非常容易回答也非常难回答。我们很明白，自秦朝到清朝，人与人的关系基本上是牧羊人和羊的关系，现在很多人在那里讲三国，讲到牧，锦州牧什么的，那个就是牧羊的牧，是所有人的形态，文化形态就是这样。国家的事务被全部的垄断，被皇上垄断的，行上垄断了很多的权利，因为有儒生在那里，儒生告诉你三纲五常是安身立命之本，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在有皇帝的世界里，主流是皇帝，要协助皇帝治理国家包括士子，还有一个是土地拥有者，现在说公平，那起码是有一定的基本需要，他们是社会人。

在清朝以前，咱们所谓的士人一直是统治的工具，那个时候也是要考试，当时很大的一部分力量都是去考试。说得夸张一点，在过去2000年里，我们的想象力达到的最高的状态就是三纲五常，这是儒家最核心的部分，这个是好还是坏？什么纲才是最高的。

下来就是接着谈空间，细看全世界，西方的人数非常少，但是这些东西讨论得热火朝天，大众媒体和新媒体，因为这些开始挑战原有的概念。西方的东西在哪里呢？没有公共空间说就没有公共领域，没有公共领域西方现在搞的那一套就是空的。我们个别的学者也是在做，但是做这个的不多。

什么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对社会所有人开放的空间，一旦有了会员资格、这个那个之后就不叫公共空间了，什么是私人空间呢？私人空间可以会为社会所有，也可以是一个群体的，也可以是一个公司的、机关的，当然这里最典型的是家庭，那是私人空间。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当你阅读咱们国家历史的时候，我指的是有皇上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什么东西呢？所有的空间都是私人空间，你说朝廷，朝廷是处理国家大事的，但是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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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茶馆，茶馆不太谈什么国家的事情，都是谈一些小曲什么的，很多人非常习惯这种事情。有人说我们把皇上推倒了，皇上整个的文化还在，所以我们非常习惯私有空间，我们公的事情往往就是要忽略了，所以我们的学者不大关心这块，非常遗憾的是，清朝以后、五四以后我们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些就有争议了，很多的妇女走出了家庭，很多人像我们学校的李大钊、陈独秀在设计民族前途、国家发展的一些事情，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包括相关评论什么的，这些都是大众媒体的作用，挑战私人空间这些人过去是皇上，现在我们私下在做，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是进步。

我们过去的科举是为皇上服务的，科举就是原来的高考，那是非常先进的选科。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东西只是一部分，大学科研机构在这个领域的精英应该首要的放在追求真理。还有三纲的改制不是真正的改变。前一阵子帝王戏的热播，有时候我也看，关键在于我们的传统是多么的强烈，那种东西讲什么呢？奴才该死、奴才有罪，那个和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毫无关系，奴隶的事，比如说山西的，奴隶届恩了，但是一旦成为奴才就无法解放他，我们解放了50多年了，可是我们解放不了我们的奴才心态，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说公共空间非常必要。还有我们国家的幸和不幸，我们今天讲西方的工业化为座标，但是给你搞工业化又搞臣民化，又要过来从文化上看消费文化，今天稍微好一点的去看，住在旁边的人都不认识，更别说公共汽车上的人了。老是看到广告，哪还有公共空间，北大、清华好一些，但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你上了北大，一个一个的会议包厢，那是公共的空间。我们学校很多的地方都是开放的，我们不搞私人空间。但是我们大学学生在餐厅吃饭，一看到桌面上有广告，我不知道对食欲有没有好处。我们的公共空间受到了挤压，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什么了不起的行动，在大众媒体时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社会变得更健康一些。当然我们各种的精英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是学校问题是什么？该说的都说了。这些东西我们都说过了，从李大钊开始都说过了，还有一些是两个人讲的东西，往往印象要加深。好在现在有新媒体，新媒体是什么？对所有者全部开放，过去报纸说，我们国家有非常著名的报纸，做得非常好的报纸，谁来写呢？现在优秀的人写的有的是，他们有优秀的舞台进行展示，网络给他们理工了这些，而现在这些精英不愿意去网络，为什么？一旦他们到了网络他们就被强迫和别人处于平等，事实上现在网络上年轻人居多。BBS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很多人在上面宣泄，在现实当中没有人在宣泄，现在说网络暴民倾向，那些在网络上的人都是公开的，但是有一点，他们挑战政府、挑战这样挑战那样，是一方面，有一些人要改变制度，哪个时代都有，但是毕竟是少数。你看踩猫的人，不是什么精英也不是什么官员。还有南京发生的抢了十万的村民，都曝光了。网民对所有人的规范都是一样的，包括对他们自己。有一部电影叫《手机》，就是婚外恋，这是一方面。非常重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在颠覆资源空间，大家想一想我们做的事都是父母和老师告诉我们的，但是有了网络这些因素都不一样了。剩下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公共空间和个人的空间，个人的空间大得很，这个场合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可是每个人有一个手机在那里，那就是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都颠覆着我们过去空间的概念。

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熟悉了协议，协议这个东西比较抽象，时间关系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