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其代表作《国史大纲》前言中提到，“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我想，一国之国民，亦须对本国社会有所了解，在了解的同时，对其社会现实“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给予一种同情之关怀。如此，则如钱穆所言，“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一月二十八日 阴
下午二时五十分，我踏上了赴山西省沁源县的汽车，此次回乡目的有二，一为探亲，我已经八年没有回过姥姥家了；二为做乡村调查，这是此行的重点任务。谈起此次乡村调查，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上一学期读了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以及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同时还参与了校三农学会的讨论，对于三农问题有了一些了解，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做一次真正的调查，恐怕对于三农问题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一个浅显的层面之上，另外，曹锦清先生赴河南农村考察、写出《黄河边的中国》，已经是近十年前的事情了，如今乡村又有什么新变化，需要我们再去进行一番调查。
此次考察的目的地是山西省沁源县和沁县两地，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之所以选取这两地，一方面这里有我的亲属，通过各种关系可以较容易的获取我想要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两地都没有多少矿产资源，农村产业结构并不像山西其他地方偏向于煤炭等矿业，其主要产业仍为传统农业，这比较符合此次调查的目的，那就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乡村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年代的境况到底如何？虽然时近春节，但紧张的春运似乎还未波及长途客运，能容纳三十的人的中巴上只有五名乘客，汽车行驶在208国道上，沿途运煤货车无数，灰头土脸，且路面经重型卡车常年倾轧，坑坑洼洼，一路上下翻飞，好不热闹！三个半小时之后，我抵达了此次调查的第一站——沁源县交口乡尚义村，我二姨家。二姨这几天忙于做买卖，很晚才回家，今天为了接我，早早就赶回来。村前的沁河（沁河发源于此地，沁源县由此得名）依旧，不过终于架起一条通向村里的石桥，我不用再走那条摇摇晃晃、令人惊心动魄的钢索吊桥了；村子沿着河岸的丘陵而建，由于地势的原因，房子排列并不十分整齐。
天很黑，村里的路很窄，且坑坑洼洼，我们小心翼翼的走回了家。姨夫、二姨生有两男一女（有一胎属超生），加上婆婆共六口人。家里六间房，四间住人，两件存放粮食以及一些器物。屋内陈设很简单：外间靠墙摆着一个平柜，电视机放在上面，由于没有装卫星信号接收器，只能收一个频道（山西台），电视机旁边是电话（二姨做些小买卖，必不可少），还有两个木箱，用于存放衣物，洗衣机摆在一角，沙发、茶几这类待客用的家具并没有，来人一律坐在里间的炕上或是坐板凳，火炕旁边是灶台，这样设计一方面方便做饭，另一方面也可给火炕加温，此地农村大都如此。由于二姨近日忙于跑买卖，家里也没有准备什么，晚饭就是些平常吃的：南瓜面片汤，玉米面窝头。面片汤做得很多，二姨解释说：“还有看门狗的，现在太忙，顾不上给它弄别的，人吃啥狗吃啥，狗吃的顶一个人哩！”吃完饭，二姨开始计算这几天买卖的账目，我受此启发，何不将二姨家一年支出做一计算，这可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二姨家共有耕地13亩，其中承包地10亩，另有自垦地（不需缴税）3亩，种植作物主要为玉米和黄豆，共9.5 亩，另有0.5亩种植万寿菊，剩余3亩地种植谷子、黍子、土豆萝卜、白菜、西红柿等，主要用于自食。家有农用机械车一辆，平时跑跑运输，做些买卖，这是家庭非农收入的主要来源。
总结结果如下： 收入方面：农业收入一、玉米收入。1. 一亩玉米的物资投入。机械耕地18元、机械翻地12元、种子3元1斤，一亩需6斤共18元、化肥硝酸磷（底肥）30元、尿素（追肥）12元，农药8元。土地为旱地，不需浇水。一亩玉米合计投资98元。6.5 亩的总投入为637 元。2. 产量、价格与毛收入。平均亩产1000斤（此地耕地有坡地和平地之分，亩产从700斤至1300斤不等），当年收购价平均每斤0.5 元。6.5 亩玉米总产量6500斤。总价值3250元每亩毛收入=500元－98元=402元6.5亩毛收入=3250元－637元=2613元二、黄豆收入1. 一亩黄豆的物资投入。机械耕地18元、机械翻地12元、种子3元1斤，一亩需10斤共30元，化肥硝酸磷25元，农药15元。无需浇水。一亩黄豆合计投资100元，3 亩共计300元。2. 产量、价格与总收入。平均亩产250 斤（平地300多斤/亩，坡地不到200斤/亩），当年收购价平均每斤1.5 元。3 亩黄豆总产量750 斤。总价值1125 元。每亩毛收入=375 元－100 元=275 元。3 亩的毛收入=1125 元－200 元=825元。三、万寿菊收入万寿菊是2004年村里响应乡政府的号召种植的，村民种植，公司收购，用于制造色素。村民与县里的一家生物制品公司签订合同，该公司先垫支种子、肥料、地膜、农药等开销，垫支费用在结算花款时扣回。种植万寿菊所需的种子、肥料、地膜、农药等投入金额为108 元/亩。万寿菊平均亩产3350斤，公司收购价为0.3元/斤，二姨家种植0.5 亩，总价值为502.5元。万寿菊毛收入=502.5元－108元×0.5=448.5元。四、副业收入大多数村民家里都养些鸡、牛、猪之类，但规模较小。养鸡可得些鸡蛋，一般用作改善伙食，并不增加收入。养猪也不挣钱，因为规模小，但可积肥，逢年过节还可改善生活。养牛主要用于耕地，此地平地可机耕，但坡地不行，只能靠牛。二姨家养牛一头，去年生下一只牛崽，卖出得1000元。综上所述，全家农业年收入为4886.5元。? 工商业收入二姨家有农用三轮车一辆，平时利用沁源县和沁县两地的黄豆和玉米市场差价，在两地之间来回贩运，收入要看两地的差价高低，高则多挣，低则少挣。据姨父说，一般年份可挣5000~6000元，今年两地差价出奇地高，在加上跑得勤快，挣了一万元，不过这并不常见。因此，全家的工商业收入在5000元左右。今年例外，为一万元.
综上所述，全年全家的总收入=农业收入+工商业收入=4886.5元+10000元=14886.5 元（一般年份为9886.5元）其中农业收入占33%，工商业收入占到67%（一般年份为49%比51%）。据姨父家讲，家里的收入情况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好的，原因我想是很明了的：姨父家的工商业收入已经占到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一般年份为一半多）。
在农村，各家各户如果单从土地上想办法，我指的是传统的种植业，那么收入差距是不会拉开很大的，要想较大幅度地提高收入，那么从事工商业，使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由农业向非农方向移动，应该是一条出路。我问姨父，村里大部分人家是否以农业为主，答案是肯定的，这恐怕是他们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当然，从事工商业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方面需要经营者具备一定的头脑和素质，更重要的是，附近城市的工商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制约着农民是否能够大规模的通过工商业致富。如果单从土地上想办法，收入也是可以提高的，那需要挑选一些附加值较高的作物。前面提到的万寿菊，其亩产的收入是玉米的八倍多，是黄豆的十一倍多，倘若大规模种植，增收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问过姨父，种得最多的一户，也只种了三亩，一般种植户只种一亩左右，远远形不成规模效益。问及原因，据姨父讲，这种万寿菊，虽然收入很高，但是种植、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太麻烦，三天就得摘一次花，还不能早摘，需等露水退了才行。姨父种了半亩，两个人摘一次花需要四个小时，可见一斑，而那户种了三亩的，在采花时，不得不雇人来……我问姨父，为何不把各种植户组织起来，采用合作的方式，利用各家花期的不同，联合集中进行采摘，进一步说，全村行动，进行大规模的种植，集中管理，集中采摘销售，既提高了效率，又形成了规模效益，何乐而不为？但姨父说，各户都是各顾各的，没人出来张罗这事，而且收入一旦分配不公，这种组织极易解体.
这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使农民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自由了，农民切实地感受到了它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但是传统的自主经营的小农经济及其意识在农村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分田单干之后，这种意识更加强烈。中国的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家庭利益、亲友关系构建了他们的习惯行为方式，他们缺乏平等协商的意识，无法通过合作组织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意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我们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经有十多个年头，我们耳濡目染，感受着它给我们的国家、社会，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带来的变化，但是这股潮流似乎仅仅停留在乡村的上空，而没有真正波及到这个有着五千年农耕文化的核心——传统的小农经营下的农民的处事方式及意识形态。我想，中国的现代化，恐怕要从农民思想的现代化而始。支出方面：一、税费支出2003 年开始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了以往所需交纳的村提留，乡统筹以及其他各种费用，而统一只缴农业税一种。按照政策规定，应缴农业税=计税面积×计税常年产量×计税价格×7%；附加总额=正税总额×20%；计税主粮（玉米）的价格为0.8元/公斤。农业税核实后，保持长期稳定。根据核实的结果，姨父家所需交纳的农业税为89.38元，农业税附加为17.88元，共计107.26元。占家庭农业毛收入的2%，占全年家庭总收入的1%。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的负担大幅的减轻，这的确是党中央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二、家庭吃用支出1. 粮食。主粮为小麦（此地人不种小麦，种植玉米卖出后买白面吃），白面一个月两袋，一袋50元，全年1200元。大米1.8元一斤，一月20斤，全年432元。小米自种，花销极少故不计，一月10斤，若按市场价（1.8元/斤）计，全年216元。2. 菜（包括肉类）。所食蔬菜主要为自种的土豆、白菜、萝卜、西红柿、西葫芦等，很少买菜，种植成本大约180元。猪肉7元一斤，一年食40斤左右，共计280元。3. 油、盐、酱、醋等调味品394元/年。4. 烟酒无人消费5. 燃料692元/年6. 衣物。人均120元，共600元7. 电费150元/年8. 电话费600元9. 礼费。婚丧娶嫁，传统习俗，一年500元左右10. 节日消费。此地三大重要节日：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需额外花费400元左右。上述十项支出，共计5428元。粮食一项占30%，若将前五项概括为“食物”一项，则食物占此十项支出的59%，占全家总收入的21%。三、教育医疗费用支出大女儿在读高一，住校。学费及日常开销共需4400元/年。二儿子在读初一，住校。学费较少，但住校日常开销不小，2000元/年。 三儿子在读小学，原先在村小学就读，但后来花钱转至县城，寄住亲戚家，全年花销1800元（含转校费用）。 教育投入共计8200元。 家里无人有大病，平时小毛病也并不求医，只是买一些常用药品，故医疗消费一年50元左右。 四、农机支出家有农用三轮一辆，全年所需油料、修理、养路费用共2000元。
全家全年总收入与总支出：总收入：14886.5元。人均年收入2481元。总支出：15785.26。每年积余为14886.5－15785.26=－898.76姨父补充说，这两年家里还在盖房，也花去几千元，现在根本就攒不下钱，所以房子盖了一般也先不盖了。结果令人触目惊心，辛劳一年竟然入不敷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支出过于庞大，这其中固然有些特殊因素（如转学费用，三人吃住均不在家花销巨大等），但主要还是在于供养三人同时上学对于一户农家显然压力过大，再加上住校，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中高中教育开销巨大非常明显，4400元对于农民无疑是天文数字，我不知这是目前农村的普遍状况还是个别现象，但就我了解的情况而言，高中教育的花销对于目前的农民家庭来说，仍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更不必说大学教育。小学、初中属义务教育，况且已普遍实行“一费制”（学生一学期仅需交纳一百多元即可），尚可承受。
上文中的情况略有特殊。对于出身农家的子弟，若想脱离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书上大学可谓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教育的成本之高已使一部分农家子弟望而却步，使大部分农家不堪重负，读书到底要花多少钱？在此，我希望和我一样的在校大学生算一算，一年要花掉家里多少钱，我想，当你们算完之后，必定和我一样感到震惊，进而感到内疚。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归根结底要取决于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而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使其行为方式、意识形态向现代转轨的最重要的手段，直接关系着农村的现代化，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是，在我们每天喊口号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我们的教育的目的，我们要通过教育改变农村的现状。的确，办教育需要钱，但是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毕竟教育是一项有没有钱都要办的事业，教育不为赢利。整理完资料，已是午夜时分，于是就寝。山村夜间异常寒冷，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靠体温只能暖热身旁的一小片地方，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的世界……
一月二十九日 晴
早上八点才起床，姨父也刚起，正在生火，暂无热水洗脸，且满屋烟雾，呛得人直流眼泪，于是我决定先出门走走。山村空气清新，甚是舒心，时有鸡犬之声，一派田园气息。出门向南走几十米，就是一条小溪，向西流入沁河，此时已结冰，儿时我曾在这里度过暑假。沿着小溪向西走不久便是沁河，冬季河水很浅，缓缓南去，汇入黄河。由村里通往河对岸公路的吊桥依然伫立，我站在桥边，桥身摇摇晃晃，直叫人忐忑，几十年来村里人一直依靠这座桥，直到去年才建起了一座石桥。回村里路上，顺便观察村民的住宅：此地的房子大都为二层土木结构，也就是老式的土坯房，说是二层，楼上实际就类似一个篷子，不能抵挡风雨，主要用于晾晒存放粮食。砖木结构的房子据我观察并不多见。各户都有院子，院墙用石块和泥堆砌。返回洗漱，吃过早饭（方便面），便开始了一天工作。
今天要拜访两个人，一位是已退休的县高中教师，一位是原先的村支书，都是二姨推荐的。先来到老教师家，想了解一些有关乡村教育的问题。老教师家三间房，外两间是客厅兼起居室，里屋是卧室及厨房，屋内陈设比一般农家要丰富一些：一件皮制沙发，几件木制家具，一台彩电摆在显著位置，还有一台VCD影碟机，这是村里不多见的。老教师很是热情，招呼我进里屋，在炕头开始了交谈，发现一个问题，老教师今年72岁，1993年就已退休，对于现如今乡村的教育状况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在他教书的时候，也仅仅把精力放在教学上面，对于其他事情也不过多关注，因此这次访谈很是失败，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但是从老人家热情地为我拿出了沁源县的教育志，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资料，还算有所收获，翻开教育志，从私塾、书院到现如今的义务教育的情况一应俱全，此外，还有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农民教育等，但大都是记述历史沿革，各县皆然，参考价值并不大。看书之余观察了老教师的书柜，《高官与风水》、《特写高层内秘》、《钓鱼台国事风云》等书籍印入眼帘……临走之时，家里来了安装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的师傅，不一会便安好了，可以收六十多个台，与师傅聊了几句得知，安装这样一套设备需花费300元，目前在这一带已基本普及。
随后来到老支书家，老支书姓席，今年59岁，初中文化，在村委工作多年，早先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因能写会算先后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1984年起任村支书，2001年才退下来，对于村里的状况再熟悉不过，按二姨的话说，是村里的明白人。
下面是访谈纪要。一、尚义村概况。全行政村共716人，由四个自然村构成，划分为六个村民小组，共169户。全村有两大姓：韩姓和席姓，相传是明代有两兄弟山西洪洞县迁至此地，建立此村，史称“韩席二兄弟”，两姓传统上是不通婚的，但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通婚，目前韩、席两家的亲情关系已十分淡漠。除此之外，还有姜、王、宋、杜等二十余小姓，村里并没有大姓欺压小姓的状况。全村耕地总面积为1388亩，这是公社时期划定的，1993年，村里遭遇洪灾，冲毁耕地200亩，现实有耕地1188亩。该村以农业种植为主要产业，主要作物为玉米、谷子和黄豆。另外还种植小豆、黍子等小杂粮，以及土豆、红薯、萝卜等蔬菜，以前的主要作物还有小麦，但自93年前后不再种植，一方面是由于小麦产量太低，另一方面是在当时河南河北的白面大量进入山西市场，村民经过计算，发现用玉米换白面吃比直接种植小麦划得来，故从此小麦种植在此地消失。二、谈及村民的生活状况，老支书说：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确实有提高，每天两顿白面是没问题的，家家有电视，60%的家庭有电话，1/3有摩托车或是农用车。
目前村里的状况就是“温饱解决了，基本生活可以保证，但仍然很穷，缺钱花。以农业为主，无矿产资源，与有煤的地方相差太远”。打工的人也比较少，30人左右，主要为男性。值得注意的是，分田到户以后，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按村长的话说就是“户户有地种，户户不够种，人又走不开”。的确，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制是土地无法集中的重要原因，而土地无法集中，形不成规模化，农业效益自然不会太高，农民收入上不去。但是，土地集中就意味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工商业及其不发达内陆农村，何以安置如此众多的剩余劳力？因此就目前而言，家庭承包制仍然是最为有效地维持农村稳定的手段，土地承包30年不变，实为明智而又无奈之举，因为我们目前找不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老支书说：“单靠农业增收，不行，养殖业也不行。”问及养殖业不行的原因，老支书归纳了两条：一是上面扶持力度不够，资金，技术，销路等无法解决；二是本身也无资金。老支书把主要原因乃归结到政府扶持不力上，虽有失偏颇，但也表明，农民个人的实力有限，单凭一人之力，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活动，也很难应对市场的变化。我们的政府对农民应给予一定的指导，同时，农民也应该联合起来，突破家庭的壁垒，协商合作，按照现代的市场规则来办事，当然，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三、村里的集体生产公益事务是此次调查重点。老支书说，集体事务主要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和修路修桥这几项。
2003年起长治市政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出台，2003 年每劳动力筹劳不得超过10个工（8小时记一工），2004年为8个，2005 年将全部取消。“两工”（义务工、积累工）取消后，村内进行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需的筹资筹劳，实行“一事一议，上限控制，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讨论决定。首先是农田建设，村民每年出义务工，集体对耕地进行改良，变“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工）为“三保田”（保水、保肥、保土）。此项举措切实关系到农民的基本利益，且用工量并不大，故进行得比较好。问题比较大的是水利事业，村子紧靠沁河，但是村里居然没有任何水利灌溉设施，耕地全为旱地，按老支书的话说“河水都白流了，没有利用起来”。这几年，村里没有进行任何水利设施建设。问及原因，老支书说一是上面没投入，不重视。
二是以前的水利设施荒废掉了。老支书介绍说，村里在公社时期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主要的工程有二节高灌工程和红窑沟水渠工程。二节高灌是1970年县水利部门勘测之后，由县里出资，生产大队出劳力建设而成，工程主要原理是将沁河水泵入高架蓄水池，再通过管道流到各户耕地当中，但建成之后就一直未投入使用，原因是工程质量太差，蓄水池漏水，后来没人关注，疏于管理就荒废掉了。红窑沟水渠建设与二节高灌类似，也是县里出资，村里出力，炸山取石，建水渠将沁河水引入灌溉，但由于勘测和建设的失误，水渠修建过低，地高渠低，无法引水，也一直未使用，1988年被洪水冲毁。村里两次进行水利建设的失败的原因，支书没有说，据我估计，一方面是在当时“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热的背景下工程勘测不细，仓促上马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两项工程间隔不长，村民集体义务劳动过多，积极性不高，导致工程质量差，毕竟单凭一种精神去劳动是不具有持久性的。而分田单干之后，村集体失去以往的力量，水利这种耗资大、投入高的工程远非单门独户所能完成。上级不重视，再加上以往水利工程的低效给村民留下的印象，自然导致现今村里无水利设施的结果。在分田单干的背景下，如何充分调动村集体的力量，为整个村子服务。是我们政府和村民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第三项集体事务是植树造林，从1983年开始，村子响应县里号召，绿化沁河两岸，到95年基本完成，转而绿化山坡，每年夏秋两季种植。第四项是修路，河对岸是沁源县通往沁县的主干道，使村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县里规定，以乡为界，各村分段负责拓宽、修复路面，1997年、1999年和2001年各修一次。去年村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通往沁河对岸的石桥终于竣工了，这了却了村里几代人的心愿。此桥的修建，一波三折，从中可以反映出现今农村的一些很现实的状况。从明代建村一直到新中国初期，村民过河全靠趟水，村民平时必备的生活用品等全靠冬天河水结冰后用牛车运送，极为不便。60年代，村里架起了一座钢索吊桥，村民从此可以自由与外界沟通。但是，这座吊桥只能走人，而不能走车，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愈发的不能适应村民需要，修建石桥的愿望愈发强烈，但是限于资金不到位，一直未能成行。
到1999年，乡政府争取到一笔乡村公路建设款，把架桥作为了重点工程，拨款15万元，村里又通过募捐，集资等方式筹得资金7万元，但仍与预算相差不少，在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开工建设，一边建一边争取资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河对岸的官军村提出，尚义村架桥会导致沁河排洪不畅，危及官军村民的耕地，按老支书的话说，这是摆在台面上理由，架桥丝毫不会影响排洪，真正的原因是官军村的人讲迷信，认为桥正对着该村中心地带，是一把穿心剑，对村子不利，因而横加阻挠，尚义村告到县里，后经乡里协商，双方僵持不下，无法达成一致，而此时资金也遇到困难，第一次修桥宣告失败。到了2003年，修桥问题引起了上级重视，市、县出资，村民捐款筹得45万元，同时修改设计、另选桥址以避免争端，终于在2004年建成通车。大桥的修建，对于村子的影响深远，尤其是经济方面，与河对岸官军村相比，两村送虽一河之隔，然相去千里。村民有钱没钱，房子就是标志，从村貌来说，官军村砖瓦房已占到多数，而尚义村大都还是建于70年代的土坯房；官军村紧靠公路，家家有农用车，农业外收入可观；而尚义村由于桥的缘故，只有1/3的家庭有农用车，大部分还是靠天吃饭。交通对于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四、村里的教育问题。村里办有小学，目前有教师7人，一个老师负责一个年级，还有一个幼儿教师。老支书说，现在村里小学大都是这个规模，老师工资不用村里负责，由上级下发。老支书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此地人极其重视教育。由于村里的贫困状况，教育脱贫是他们的指导思想。村里人不惜一切代价，供子女读书，成果还是喜人的，20多年来，村里已经走出了十多位大学生（含大专），还有7、8人考取中专，目前在读高中的有20多位，年轻人普遍读完初中，九年义务教育推广得很好。但是，代价也是很重的，据老支书说，目前各户的普遍状况与我二姨家一样——入不敷出，据他保守估计，教育支出普遍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0%以上！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重视的大问题，教育的高消费是否是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思考。
五、村领导机构的情况。村里的领导机构由支部和村委构成，支部领导班子：支书一人，副支书一人，支部委员三人。村委领导班子：村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村委委员三人（民兵连长、妇女主任、会计）。按理说，领导机构划分很明确：支部是党组织，村委是行政机构，各司其职，但在农村，这两个机构往往合二为一，支书就是一把手，统管行政党政，其他人主要从事具体工作，而决定权归于支书。村干部的任命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支部书记的任命是由全村党员大会民主选出三名候选人，再投票从三人当中选出，支部其他委员也由选举产生。村委会由村民选举产生，首先由支部和村民代表（每十户出一人）提名候选人，然后由全村具有选举权的选民选举产生，实行差额选举。问及这样的选举方式能否选出代表村民利益的干部，答曰“一般差不多”。我问村里一把手是否非韩姓即席姓呢，老支书给予肯定回答，“小姓做不了，这是一般村里的状况”。
老支书还强调说，村民投票都带有私利，一般习惯投给自己的本家亲戚或是朋友。至于投票率，一般能达到80%左右。我们国家多年的乡村民主教育，的确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传统的小农思想仍然普遍的存留于农民的头脑当中，民主法制任重而道远。村委的任务主要有收税、计划生育、调整产业结构、处理纠纷、村镇规划和护林防火等。由于实行了税费改革，村委收取农业税的工作难度并不大，一般村民都能自觉上缴。计划生育一般为村里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作量大，难度也大。但在这里确好得出奇，老支书介绍说，村里已经连续多年获得“计划生育模范村”的称号，这一方面是村委的工作做得好，更重要的是村民已经逐渐认识到计生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20年来实行计划生育最可喜的成就，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控制我国的人口数量。调整产业结构是这几年的新问题，单靠传统作物种植显然不行，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村委着实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状况，大都依靠上级的指示来办。村民之间较为和睦，平时纠纷并不多，一年一两次而已。干部工资过去由村民上缴的村提留款支付，支书、村长和会计均为3000元/年。自2003 年开始，国家免除了乡统筹款和村提留款，村干部的工资实行“转移支付”，不再由村提留负担，而由县财政拨款支付，这的确是税费改革的重要举措，相当于给一个村免去了上万元的负担。由于实行了转移支付，干部工资不再是村委支出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还有宣传办公费、招待费，过去这是一笔极大的开销，不过从2002年开始，实行“村帐乡管”，村里的开销由乡里审计支付，这个听起来是很好的，但具体操作得如何？乡里的给的钱够用吗？我不得而知，支书也没有说。不过总的来说，这几年国家的税费改革政策的确针对性很强，解决了很多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支书家出来，已是下午三点，我哥哥已经从家里赶来，准备带我去此行的第二站——沁县册村乡杨家铺村，我姥姥家。四点，与二姨一家告别，我坐上哥哥的农用三轮车，奔赴杨家铺，沿途的公路令人感慨颇深：在沁源地界，路况良好，行驶平稳，但一进沁县，便是另外一番景象：道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一路上三轮车运行轨迹呈蛇形，这是为挑些较为平坦的路，避开路上的坑。坐在车里，上下翻飞，左右摇摆，不亦乐乎！一小时后，到达杨家铺，住在哥哥家，村子位于山里，手机并无信号，好在有卫星电视，可以收到不少国外频道，看着阿拉伯的新闻，听着印度的音乐，吃着国产的汤面，很是惬意。山里没有污染，繁星满天，美丽之极。
一月三十日 晴
杨家铺村三面环山，村子依山而建，是妈妈从小生活的地方。姥姥姥爷早已过世，只有我的舅舅一家住在这里，舅舅1997年因事故去世，现在家里有舅母和我的哥哥一家。早起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上坟。姥姥姥爷还有舅舅的坟墓建在山上，需要走半个小时。山间多为土路，狭小且陡峭，我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看周围的环境：此地属于山区，周围群峰叠嶂，虽是冬天，看不到层峦耸翠，但是皑皑的积雪也颇为写意。山路崎岖，随着地势的不断升高，眼前的景色也不尽相同，时而看到山下村庄的屋顶，鸡犬之声不绝于耳；转过一个山头，又俯瞰穿梭于山间的公路，如丝如缕；深入山中，结冰的小溪又映入眼帘……优美的景色给人以极大的愉悦之时，也凸现出一个问题：建立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山村，其赖以生存的农业如何发展？层峦叠嶂给人以美景，但是也表明此处几乎没有平地，那么耕地从何而来？
沿途看到不少所谓的耕地，大都是在山岭上较为平坦的地方用镢头开垦出来的坡梁地，这种耕地遍布于山中，东一块西一块，且每块地都很小，大的不足两亩，小的仅有几分。其中不少已经荒芜。现实的耕地状况直接导致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当地的农业尚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当中！何以如此说呢？原因有二，第一，这种开垦于山岭之上的坡梁地，有着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跑水、跑土、跑肥，因此又称“三跑田”，在这种土地上种植作物，产量大都很低，一般不及平地的一半；第二，既然是坡梁地，必然在山上，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平时种植养护的难度，山路崎岖，人走都十分困难，何况再背上化肥、农业和水等农业必备物资，因此，当地人在春季播种之后，就很少再对作物进行悉心维护，故而产量进一步降低。据哥哥说，当地玉米亩产产量只有三四百斤，不及二姨家那边的一半，而在过去没有使用良种的时候，仅有一二百斤！这样的农业，能够维持一家温饱就已属不易，何谈增收？一路走一路思考，不久便来到坟前，进献祭品，烧黄纸等等必不可少。祭奠过长辈，回身远望，眼前豁然开朗。修坟在当地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一般先要请阴阳先生选址，一般以三面环山，一面开阔为佳，然后再择日下葬，场面极其隆重。尔后每三年、五年等都要进行较为盛大的祭奠活动……百善孝为先，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而对逝者的牵挂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吧。回到村里，和哥哥谈起在村里做些调查的事宜，哥哥说：“快不用！这个村里啥也调查不出来！”这让我感到很奇怪，哥哥解释说：“村里目前比较乱，各家只顾各家，根本没人去管理村里的事，现在谁是村支书都不知道。”村里为何混乱，哥哥没有说明，我也不便多问，估计是一些不便为外人知晓的问题。农民对于外部世界，往往抱着讳莫如深的态度，不在这里长期的居住下去，是很难了解他们的处事原则和方式的。如此一来，这个村的调查怕是进行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尽早前往调查的下一站——沁县城。哥哥说，下午四点有一班进城的车，现在时间尚早。说话间，电视突然灭掉了，停电了。过了一会儿，邻居过来说，是村外公路上的卡车事故造成的：为了挑好走点的路，车子在公路上左右盘旋，不小心撞到了电线杆，火线临线碰到一起，短路了。看来这路况问题还不仅仅危及道路上的司机，村民亦不能幸免。原本打算看电视消磨等车时间，现在又泡汤了，于是出去走走。
这些年来，村子的面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其中对村子具有重要影响的是1995年的一次事故：当年12月23日，沁县至沁源县铁路施工队在村后的山上施工爆破，由于操作不当，炸药过量，飞石大量落入村中，2人死亡，13人被砸伤，十余户民房倒塌。由于村子依山而建，地势越高的住户离施工现场越近，故而受损也越为严重。受这次事故的影响，再加上村里人慢慢有了农用车，山上交通不便，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已搬到山下，而山上的住户已不足五家，村子的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走在山上，随处可见断壁残垣，院内杂草遍地，屋顶上茅草丛生，破败荒凉。妈妈从小生活在这里，听妈妈讲，过去这里是非常好的：依山而建的村子，住户一层一层分布于山坡上，错落有致；杏树、梨树随处可见，花香阵阵，果实累累；山上居民多住窑洞，红嘴雀来往其间，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随即又拜访了一处农户，一进门便被看门的狼狗吓了一跳，此地几乎家家养狗，按村里人的说法，为了防贼，村里几乎什么都丢，而且几乎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就没了，这显然不是外人所为，村里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家里陈设很简单：一只平柜，上面摆着一台电视，接了卫星电视，几只木箱用于储存衣物。女主人的丈夫正坐在炕头喝茶，孩子在县城上初中，还没放假，于是从教育聊起，女主人抱怨说现在上学花钱太多，学费，住宿费，平时花销等等一年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尤其是孩子现在花钱手很大，按女主人的话说就是“和人家城里人比”，这让女主人十分的头疼。
的确，这突出地反映出了当前的内陆农村的一种状态。分田到户之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农民摆脱了过往的束缚，生活水平提高了。与之相伴，人口的流动、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把他们与城市这种代表现代社会的事物的距离拉近了，这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是这仅仅拉近了精神距离而非物质距离（现实是物质距离更大了），换言之，他们逐渐接受了并渴望城市人的生活方式。然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他们尚不具备那种物质条件。至少在这个村里，单凭那亩产不足五百斤的耕地，他们无法达到甚至接近城里人的生活，而由于社会的发展，他们亦无法回到过去田园式的自给生活。处于这种两难境地的人们如何选择？答案有三。一，继续从事农业劳动，至少可以解决温饱，但依旧贫穷。二，放弃以农为主经营方式，转而做其它买卖，境况稍好于种田，毕竟周边县城的工商业并不发达，买卖有限。第三，举家搬迁，离开此地，或迁至农业条件较好的地方，或到城市里谋求发展。虽故土难离，但为数不少的人甚为坚决，现实的情况迫使他们另谋出路。数据表明，村里的人口较十年前不增反减，户数也由四十多户变为二十多户。大量的田地荒芜，走在村子里，碰到的多是步履蹒跚的老妪和懵懵懂懂的小孩，而鲜有年轻人，这个美丽的山村似乎在向一个哑铃型社会发展，衰败的迹象已十分明显。
女主人的家位于山上，离当年修建的铁路并不太远，问及这条铁路的通车状况时，女主人说：“一般一个礼拜能过来一趟火车，有时候半个月都碰不见。”这条铁路是运输煤炭的货运线路，不承担客运，照理说，当前全国资源形势严峻，“煤荒”状况比比皆是，这样的货运线路理应开足马力，全力运营，但是现实却是铁路这样的低廉高效的运输模式得不到充分利用，公路运输却是超负荷运转。近年来，来往于村外公路上的车辆多为重型运煤卡车，以至于道路状况每况愈下，通车都成问题（村里的停电事故从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且煤灰四处飘荡，污染环境。为何这条铁路无法发挥其的应有作用呢？我想，由于这是一条地方铁路，不归国家直属管理，大约还是在地方管理方面出了问题（利益分配不均，铁路缺乏养护）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从这户人家出来之后，已近四点，于是决定出发。站在路边等车，来来往往人还不少，时近春节，他们大都是赴册村乡赶集的各村村民，他们购置的年货有一个突出特点：都有一到两箱方便面，大都是华龙白象这类比较便宜的品牌。哥哥说：“乡下人嘛，觉得方便面就是好东西。”我无言以对，这种在城市当中极为普通甚至较为低端的食品，在这里竟成为年货，城乡经济差距自不待言。班车很快便到了，经过一小时的颠簸，我到达了沁县县城，在县委工作的姨父把我接回了家中。当晚，姨父一家在沁县宾馆请我吃饭，翻看菜谱，菜品种类齐全，生猛海鲜无所不包，鲍鱼龙虾亦在其列，且价格不菲，各类菜价大约可与北京中档饭店相当。
据姨父说，这是现在沁县城里最高级的饭店。宾馆原为县委的招待所，后来经营不善，已经卖给（或曰“转包”）了一个温州商人，宾馆每年向县委上交大约五十万元，宾馆每年可盈利两百万元。这么小的一个县城，又无多少工商旅游业，一个宾馆何以收入如此之多？姨父解释说，一方面是该温州人善于经营，将原先的招待所改造为宾馆，集餐饮、洗浴、娱乐于一体。另外，出租宾馆外的门面房赚取房租。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工商业和旅游业并不发达的小县城，这个宾馆的实际功能主要是满足上级视察领导以及县里官员的需要，每年的各项视察检查工作，对于宾馆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平时县里官员在宾馆的开销，就更是一笔巨大的收入。
今天是星期天，姨父讲：“今天是放假，要是平时这个时候来，根本连地方都没有。每年县里要吃掉将近三百万！”据姨父说，每年县财政都拨给各个部门一定量的招待费用，但事实上根本不够用，拿姨父所在的县委组织部来说，每年拨三万元，但这只够两个月用，一年下来将近20万！招待花销如此之大，原因何在？姨父没有明说，但据我估计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上级视察检查频繁，接待费用自然不菲；二是平时县里请客吃饭风气盛行，而为之买单的往往是县财政，这对于县财政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据姨父讲，长治各县，大都如此。吃罢晚饭，步行回家，路上姨父一直强调说这几天一定要好好调查，从正反两面来了解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他一定全力帮助我。途经县委大院时，姨父指着这栋四层的县委办公楼说：“现在人们对这栋楼有这么个说法：一楼跑腿腿，二楼喝水水，三楼搞鬼鬼，四楼……四楼就不和你说啦。”一天奔波，甚为疲惫，我也就不多问了，回到姨父家中，略为整理一下资料，便洗漱睡下了。
一月三十一日 晴
这一天姨父要随组织部领导下乡进行节前慰问活动，不能陪我进行调查，于是睡了一个好觉，洗了最近几天来的第一次澡。之后，开始整理这几天来的调查资料，到中午时分，差不多整理完毕。吃过中饭，在屋里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出去走走。十多年前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走在县城当中，一切显得格外熟悉：县城有东西、南北两条主干道，两条道路相交，分成东、南、西、北四条街，县城的主要机构设施多位于四条街上，两条主干道交汇处为城中心，四周多为商铺、地摊，所卖商品大都是没有听过的牌子，时近春节，还算繁华热闹。城内没有公交设施，倒是有不少三轮出租摩托车，到城内任何地方都是一元，除此之外，大街上鲜有让人为之眼亮的东西，连网吧都没有看到一家。总的来说，除了道路两旁加了路灯，街上商铺多了不少，县城的面貌十多年来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道路陈旧，交通混乱，房屋大都还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的，树木绿地非常少，卫生也很一般，很多地方排水不畅，积水结成冰，很是危险……。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的缓慢，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些年来沁县的经济发展速度。
众所周知，山东是农业强省，经济实力自不待言，去年我去山东省，从东营一路走到青岛，沿途经过不少县城，其县容县貌大约可与内陆省份的中等城市相当，这充分反映了各县的经济实力。山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的县市了。个人感觉，对于这一级内陆县城的领导来说，市政形象似乎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如果连这个都不顾忌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县的经济确实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县城内有几家企业，大都跟食品有关，诸如罐头、农产品加工等等。从外面看去，厂房设施极其陈旧，且布满尘灰。厂内也没有几个人，不知是时近春节的缘故，还是工厂的确不大景气。罐头厂外的门市部，门可罗雀，很是萧条，几个售货员正在打扑克，与熙熙攘攘的街道很不匹配。沁县县城并不算大，大约与清华校园相当，一个小时便转完了。于是骑车向郊外进发，出城区向南一公里有片湖泊，当地人叫西湖，实际是一座水库，由于是冬季，湖面结冰，且周围也无绿色点缀，故而看不出有什么动人之处，沿着西湖继续前行，便到达了此次郊游的目的地——二郎山。
二郎山为太岳山余脉，主峰海拔1052米，古传“二郎担山赶太阳”未及而留此名。它与西湖水库交相辉映，山水一体，景色十分幽美，不过这不是重点，这次是要看看坐落在山上的中国民间最大的石刻馆——沁县南涅水石刻陈列馆。馆中所藏石刻为1957年在沁县南涅水村发掘清理出的一大批窑藏石刻，以出土地命名，称南涅水石刻，为山西省重点保护文物。石刻大部分由细质砂岩刻成。以造像石为主，此外还有单体造像、组合造像、造像碑、碑刻等等，共计760余件。其中最早的起于北魏永平三年（510年），而最晚的为北宋天圣九年（1031年），其间东魏、北齐、隋唐诸代皆有，横跨近500年。漫步其间，深为古代匠师的技艺所折服：佛、菩萨、力士、侍从、供养人等形象，或沉思默想、顿足大道；或温文尔雅，清风秀骨；或朴实憨厚；或金刚怒目；或陪颖贤惠；或愉悦动人。其中有尊菩萨造像神色端庄，气氛安详，眼帘低垂，目光直指鼻尖，静态沉思，莲花瓣似的微微翘起的嘴唇浮现着一丝微笑，惟妙惟肖。我虽对佛教毫无了解，但也深深为这种圣洁所打动，内心似乎受到了洗礼，在她面前，世事变得微不足道，惟有心中的佛至高无上。宗教的发达，带来了艺术的兴盛，而艺术的兴盛，又促进了宗教的传播和升华，这恐怕也是宗教具有如此强大力量的原因吧。接受过心灵的洗礼，走出石刻馆，继续进行佛祖认为微不足道的世事营生。
回去的路上，碰到姨父的女儿，我的小妹。小妹在城中的沁县中学上学，教育亦是此次调查的重点之一，于是请她带我前去探查一番。沁县中学是沁县唯一的一所省重点中学，在沁县乃至长治地区都赫赫有名。现在已是寒假，校内人并不多，领导大都不在，只有高三的学生还在补课，因此只能四处看看。环顾校园，到底是重点中学，首先设施堪称一流：校门现代而宏大；进门便是一片花坛，假山喷泉立于其间。两座现代化的教学楼位于花坛后方，透过玻璃窗，投影仪、电视机等电教设施尽收眼底；此外，还有语音室、微机室等现代化设施；图书馆、实验楼，四百米标准田径场亦配备齐全。这样的设施配备，在山西省尤其是这样的县城并不多见，即使在省会太原也还远远没有普及。当然，沁县中学并不仅仅因此而赫赫有名，优良的教学水平和高升学率是其关键，多年来，沁县中学的升学率在长治市名列前茅，九十年代中期曾经雄踞第一位好多年，升学率高达50%以上，不少学生考上了全国重点高校，甚至清华、北大。
校园内有一排宣传栏吸引了我的视线，考取大学的学生照片张贴其中，一张张纯朴而稚嫩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的确，考取大学，对于他们来说，大约是走出太行山的唯一出路。而下面的一则说明很有意思：根据市（长治市）教育局有关规定，我校出台了对优秀学生的优惠政策：中考考入我校的前十名，奖励10000元~1000元；平时其中期末考试，年级前10名，各奖700元，10 至20名，各奖300元；高考考入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学校给予重奖，考入清华、北大的，奖2万元。我们暂且不论这种经济奖励措施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合适与否，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显然是考试成绩说了算的，对成绩好的学生给予奖学金，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是对他们努力学习的肯定，另一方面也的确减轻了他们的家庭负担（在这里读书好的大都是农家子弟，读书对他们来说是一笔极大的投入），最后，或许它还有鼓舞其他同学的功用。
因此，这种并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政策还是有其实际功用的。但是，我们不妨再思考几个问题，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学校会采取这种政策呢？晚上在屋里看新闻，邻居来串门，和姨父聊天，得知我正在作农村调查，他发了这样的感慨：“国家现在是变了法的要钱，减免了农业税和统筹款，化肥倒是涨了二十块，一亩二十，六亩就得一百二，一个四口之家，统筹也就八十。”他说的这个问题或许是个巧合，或许不是，化肥是村民自己购买，还是乡里统一购买，我不得而知。但从化肥的问题可以看出，市场与农民并不遥远，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使它们紧密的相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新形势下，应如何看待农民、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农民应当如何应对市场的机遇与风险，如何依照市场原则去办事，值得思考。
二月一日 晴
上午姨父再次随组织部长下乡慰问，于是在屋里整理资料并制定以后几日的调查计划。来到这里，计划一改再改，不由感慨：不看不知道，社会现实之复杂，远非我们这些在校学生所能明白，如何使在校期间的学生能够了解社会，以使其不至于在离校踏入社会之时无所适从，实为当今大学教育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这次外出调查，感觉甚是明显，以我个人为例，几天的调查，虽有人陪同，使我能够“入场”，但也倍感学校里所学所读，与现实区别甚大，时常无从下手，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正是在这种状态之下，才能真正地得到锻炼，使书上所学与现实情况有机结合，倒也乐在其中。
下午姨父慰问归来，于是出发调查，应姨父推荐，目的地定为沁县段柳乡樊村。樊村距离县城7.5公里，开车大约十多分钟，路上姨父介绍说，这里以前为樊村乡政府所在地，是个规模较大的村，2000年撤乡并镇时，撤销了樊村乡，并归段柳乡。姨父与该村的支书很熟，而且支书是个明白人，能说会道，故而选择这里。的确，要想对农村有一个突破表象的了解，一方面需要调查者具备一定的素质；另一方面则是要找到当地的明白人。前者我肯定不符合标准，所以找到明白人就成为我了解现实的关键。所谓明白人，就是指那些既对农村状况十分了解，同时又能够将其表达出来的人，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人一个村只有那么几个，或为村干部，或为一些有文化的村民。车子很快就驶进了樊村，还未进村，一条条水渠环绕下的农田映入眼帘，井然有序。
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青椒之乡”。村子占地面积很大，车在村中走了好长时间，沿路查看，与之前的调查的村子类似，绝大多数人家的住房都为老式的土坯房，砖瓦房并不多见。经济状况从住房已窥见一斑。来到支书家，大门紧闭，于是转而拜访村会计。从会计口中得知，支书出门办事，马上就回来，果然，话音刚落没几秒，村长就来到了会计家，原来已经有人通知他县里来人了，消息之快，令人瞠目。费孝通说过，乡村社会是个熟人社会，这种建立在亲情、邻里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一旦有什么事发生，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村皆知。村落社会当中的传播现象，实在是一个应该深入研究的有趣课题。姨父说明来意，支书当即允诺。他先带我们来到了村小学，村委会的办公地位于村小学内，小学主楼是一座二层楼房，是村里最气派的房子，楼房后是一排砖瓦平房，为村委的办公用房，村长打开了党员活动室的门，请我们进去参观，屋内有一圈沙发，几个茶几，用于开会和接待上级领导，摸一把沙发，手上沾满尘土，看来好久都没有使用过了。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墙壁，墙上悬挂了一块块制作精美的宣传板，红底黄字，介绍了村党建工作、村子概况、村规村约、村委工作、精神文明、政法制度等等。放眼望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正党风、要民心、办实事”六句话异常瞩目，除此之外，各种规章条例（党员权利、入党誓词、党员义务、民族生活制度、十星级文明家庭评比办法等等）令人眩目，具有极强的眼球冲击力。但是一个村子，做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无异于劳民伤财，与墙上的六句话格格不入。原因何在？另一面墙给了我答案：整座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锦旗。什么“先进党支部”、“红旗党支部”、“富民党支部”、“‘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先进单位”、“2002年青椒产业先进村”、“2003年种植结构调整先进集体”等等。看得出，这个村子是县里面树立的一个典型，既然是典型，那么必然要接受大大小小的视察参观，于是这种专为领导设计的宣传栏就应运而生，这种东西，实非村里想搞，必然是上面要求。问及支书，他给予肯定回答，而且补充说村委至今仍然欠着上千元的制作费。令人眩目的宣传板，留给我唯一的信息就是这个村的概况：樊村位于城南7.5公里。全村300户，1080口人，劳力311人，党员37人。耕地1707亩，其中水浇地400亩，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全村总收入260万元，人均纯收入1631元，人均住房25平米。随后支书邀我们回家去谈，支书家院子很大，约有100多平米，地上放着大量的玉米，还停着一辆摩托车。住房为老式土坯房，有十多间。屋内陈设与一般村干部家类似：电视电话，沙发茶几，一个衣柜，几只木箱，很是简单。支书很客气地倒水泡茶，访谈纪要如下：?——关于青椒产业。该村被誉为“青椒之乡”，理论上应指青椒是村里的主要作物，但现实却远非如此：与当地其他地方一样，樊村的主要作物为玉米，但由于种植玉米很难增收，支书在2002年外出考察，最后从具有十几年青椒种植经验的长治市长子县引进了青椒种植，而支书也因此成为沁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青椒这种收入明显高于玉米的农产品却还远远没有大规模的推广至全村，总体规模并不是很大，全村耕地总面积1707亩，青椒种植面积只有318亩，不及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而归到各户，种植比例亦不会很高。以支书家为例：共有耕地14亩，其中水浇地7亩，青椒种植面积仅为3亩，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强，这还是率先引进青椒种植的支书家，普通村民的种植面积更少，而且，还不是每户都种，据村长说，种植青椒的农户，最多只有总户数的一半多，这充分表明，青椒种植还远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支书介绍说，如果管理得好，而且市场状况也不错的话，一亩青椒可获毛收入2700~2800元，即使是一般也可获利1500左右，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而据我所知，一亩玉米即使种得再好，收入也不过五六百元，与青椒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单从经济效益来分析的话，这的确是不可理解的。
支书说：“传统观念重么，农民嘛，太保守，意见无法统一。”朴素的语言当中，却蕴含着深厚的道理，中国五千年的农耕文化，历来以农为本，而视商为末业，这是有其现实根据的。中国人口众多，对于统治者来说，治理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决千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而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填饱肚子更是其基本欲求，因此，重农抑商的思想传至今并且仍然为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判断。据此而言，商业性的农业种植自然不会得到农民的充分肯定，种粮为本，不种点粮食，农民的心里是不会踏实的，这是自古以来造就的一种心理状态。同时，农耕文化还造就了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小农，这种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组织，在行为方式上必然要以亲情关系为纽带，做出符合自身及自家利益的选择，因此，他们必然缺乏通过合作协商使团体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这也是当今为什么在一些共同问题上农民意见无法统一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市场经济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合作协商的行为方式，如何使农民学会运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是我国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其难度要远远大于物质的现代化，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以说一次伟大的尝试，但它的失败也充分表明任务的艰巨性。除了支书所说的问题之外，客观条件亦是青椒无法大规模普及的原因。
首先，村中虽有耕地1707亩，但是水浇地只有400亩，众所周知，种植蔬菜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水，而水浇地的缺乏，严重制约了规模的扩大。这便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村里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下午一进村时，就看到了大片的水渠，支书介绍说，这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物，当时的规模比现在的要大得多，而分田户之后，水利设施属于管理，各户垦地时也完全不在意，因此水渠破坏严重，而现在再号召大家修水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县乡也不大可能拨款，因此毫无办法。“分了地，集体垮了！”支书的这一席话给我印象深刻，我在沁源县尚义村调查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说，水利建设等这类集体事务徘徊不前甚至倒退，是目前农村遇到的普遍性的问题。在各户单干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使独立的个体结合成整体，为集体服务，对于我们的政府至关重要，这可以使政府的负担大幅减轻，对于农民更加重要，这可使他们自身的利益得到提高和保障。
其次，市场信息不灵，商业性农业种植最重要的是要选准市场，而在大山深处的村民，对于市场的概念过于淡漠，他们的青椒一般卖到长子县，而如何了解长治市乃至全国的市场，这就需要村中的决策者具有市场观念和眼光，但是，即使是支书，在今年也因为引进尖椒而赔了不少钱。经营仍处于拍脑门的阶段，农民自然不敢担这个风险，叫他挣钱，可以，但要赔钱，门儿都没有，这是一般农民的经营理念。——关于村委工作党员活动室满墙的奖状，给了我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村的领导班子必然是一个运转有序，与民共进的良性机体。事实上村委也的确具备很强的办事能力，但现实情况的复杂与困难，却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过去连着四五年，村里的提留、乡里的统筹都收不齐，村集体（村委）就是一个空壳，我们干部十几年没领过一分钱工资。”“村集体（村委）经济上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是个人欠集体的，集体欠外面的，恶性循环。”支书的牢骚，表明了村委工作的难办，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村委经济状况堪忧，每年村委到底有多少经费，花销是多少，支书没有说，他很激动，总是说没有收入，哪来的支出。不过从每年的村提留都收不齐、村干部十多年没领过工资、村委欠账等问题来看，樊村村委确实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支书总是强调一点：“对个人来说，分了地好，但对集体就不好。”问及为什么村提留收不上来时，支书斩钉截铁地回答：“农村人素质太低，你叫他交他就不交，你拿他也没有办法。”“为什么没办法呢？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不交肯定不行啊。”“但是村委没有制约权，那是乡里、县里才能管的事，村民不交，你村委就是没办法，因为你不能去抓人啊。我们就是能收多少收多少，收上了就有支出，收不上就不花了，实在不行就借。”对于他把收取提留款困难的原因归于村民素质差，我并不敢苟同，的确，农村当中的确是有那么一些拒绝缴纳各种税款的村民，但是这绝不可能是普遍现象，因为同一县内，村民总体素质大都是一样的，何以一个地方能收齐而换到另一个地方就收不齐了呢？我想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支书咬住素质差不放，我也不好再多问。于是转移话题，谈起农民收入与负担，党员活动室中的宣传板上说村民人均年收入为1631元，真有那么多吗？支书的回答令人惊讶：“哪有那么多，那都是给上面看的，这几年村民的人均收入也就一千块钱吧。”支书介绍说，将村民收入抬高上报，在这里是一间普遍的事情，乡里每年下任务，要求实现增收多少多少，但是年年种地，收入怎么可能会有大幅提高，这也是出于无奈的做法。
而农负则由于实行了税费改革，大幅降低。支书说：“以前的负担确实不轻，除了农业税，还有村提留，乡统筹，而且收多少都是根据上报的人均收入金额来制定的。”支书的最后一句话很是关键，无疑，按上报收入收取提留统筹款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据我估计，这恐怕也是很多村民拒交提留统筹款的原因。当然，支书所说的村民素质问题也的确存在，并且给村委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比如今年（猴年，村民纪年大都使用农历）的农业税，村长收了二十几天都没收齐。农业税并不是按照人均收入来征收的，而是根据土地面积计算的，是个固定值，但仍然收不齐。支书激动地说：“现在村里有些人，挣了钱，悄悄的，挣不了钱，就找领导告状。”前者是指不交农业税，后者是指有些人去乡里告状，说村委乱收费，经济有问题，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村账被冻结，然后乡里下来落实，这恐怕也是村委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吧。谈及2003年开始实行的费改税政策时，支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留统筹这些钱不收了，农民负担确实是轻了，我们村委工作难度也降低了。而且实行了转移支付，现在当干部也有工资了，一年有一千元，这对于村干部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报酬，或可说是补偿吧，距支书说，一年他用在村里工作上的时间要180天左右。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据支书说，实行转移支付后，村委现在的经费由上面财政拨，至于怎么拨，拨多少，他们一点了解也没有，也没看到什么文件，这确实是有些奇怪，不知是真的没有，还是村委没有看到，有待调查。费改税之后，村委不再负担各种收税收款任务（农业税也将于2005年取消），村委最重要的工作无疑就是要发展经济，那么村里都有什么举措呢？
支书介绍说，现在村里能做的就只有调产了。工商业不发达，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这是沁县的大气候。最后，村里的选举问题。支书介绍说，一般都采用民主选举制，首先提名候选人，支书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村长则由全村村民选举产生。虽然是民主选举，但与其它地方一样，村民投票往往带有家族私利，公正的人很少。而且投票率也不高，大约有60%。而村民大会有好多年都没有开过了，人心太散。这恐怕是当今农村的普遍问题，如何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真正为自己，为集体谋利益，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实践。村长还强调一点，做村干部，事多钱少，多数人都不愿意干，尤其是村里的能人。这提出了一个课题，在我国，乡村一级干部的是直接面对人民，是管民之官，而县以上的干部，是管官之官。管民之官所要处理的事情往往繁琐，难度很大，而待遇又非常低，这样未免有些不合理，因此，提高最基层干部的待遇，增进其积极性，同时吸引高素质的能人参与乡村工作，对于基层工作非常重要。关于教育支书说：“虽然村里穷，但是重视教育。”这个从村小学的教学楼就可以看出，村里的住房还普遍都为土坯房，但村小学的教学楼却已是二层小楼。除此之外，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农家子弟至少可以上完初中。谈到教育投入问题，支书介绍说，过去由于村小学是村委负责，所以主要靠收取学费来维持运转，故而对于村民来说，九年义务教育的花销还是笔不小的投入，但是自去年实行“一费制”之后，教育经费由政府补贴，取消各种名目的收费，每年每生只需一次性交纳一定量的杂费（主要为书费）即可，负担是大大减轻了。支书说，现在村里小学生每年花费大约为300元，中学生大约600~700元（注：以上都指的是走读生，如果是住宿生，花销要大很多）。
但是，由于“一费制”只惠及义务教育，故而高中乃至大学教育投入对村民来说仍然是巨大的负担，支书说：“现在读个高中，一年得四五千，要是上了大学，一年就得万把元，实在是上不起。”与我之前的调查结果及其类似，教育支出往往成为一户农家最大的支出，大约要占到总支出的一半以上（该村靠近县城，故而学生均为走读生，因此教育投入要小于之前所调查的沁源县尚义村）。村民往往寄希望于教育脱贫，但教育往往又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投资教育对村民来说近似一种赌博。这个悖论向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上学究竟要花多少钱？这个钱究竟应该谁来出？还有一点值得关注，支书提到，“一费制”政策实施后，国家每年补贴每生90元，但到他们手上时，只剩下了35元，教育经费能否真正全额的投入教育事业，值得我们注意，这是关系百年大计的事情，马虎不得。从支书家出来，已是晚饭时分，于是邀支书到县城吃顿便饭，席间觥筹交错，夜深才回到屋内。
二月二日 晴
前几日的调查，大都将重点放在村一级，整理资料过程当中，越发感到需要对乡一级政府状况探查一番。我几天之前已和姨父谈到这个问题，奈何时近春节，各个乡的领导或忙于慰问，或忙于跑关节，很难找到人，姨父电话打了无数，不是有事，就是不接。眼看马上就要春节，再拖延几日，恐怕调查就做不下去了，于是在我要求之下，姨父直接带我下乡，到乡政府里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位领导。我们挑选了距县城不远的段柳乡作为调查对象。大约十分钟后，我们抵达了段柳乡政府。
正巧碰到了刚刚开完会的乡党委书记，时不我待，立刻说明来意，这位书记和姨父曾经一起共事，故而他立马就答应了下来，不过他解释说现在还要开个会，等晚上到他家里慢慢聊，调查嘛，一定把问题说细了。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当晚九点，我和姨父来到了书记在县城的家中，他招呼我们进里屋，开始详谈。书记姓王，75年参加工作，在当时的城关公社（现为沁县城关镇）作广播线务员，78年考取沁县师范（中专），毕业后在中学任教，后调县委作党史研究，90年到松村乡挂职任副乡长，历任纪检书记、副书记，96年起任漳源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01年起任段柳乡党委书记。
有着十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王书记，对于乡镇状况非常了解，访谈纪要如下：
一、 段柳乡概况。段柳乡是沁县第二大乡，面积78平方公里，共有33个行政村，3776户，人口15408人，耕地面积33200亩.
二、 乡政机构及人员构成。编制内干部45人，干部构成如下：主要领导13人。其中书记、乡长各1人，人大主席1人，副书记3人，党委委员2人，副乡长6人（其中2人不占编制），武装部长1人。一般干部14人。其中党委、行政秘书1人，团委书记1人，妇联主任1人，民政助理员1人，司法助理员1人，乡镇企业管理员1人，武装干事1人，财政所长1人，统计员1人，城镇建设管理员2人，计划生育助理员1人，因病不能上班1人，还有一人没有明确职务。各站所负责人18人。其中计划生育服务站3人，水利工作站4人（含水产员），宣传文化站3人，经营管理站2人，农业技术推广站3人，林业管理站2人。此外，另有临时聘用干部及工作人员23人。如果单从干部构成上来看的话，党委书记、乡长统筹规划，3个副书记、4个副乡长分管不同的工作，各个助理员、站所负责人处理具体事务，似乎各单位各司其职，井井有条。但王书记却道明现状：党委书记、乡长全权管理，换言之，其他部门只是执行机构，一切方针政策举措都由一把手来制定，权力集中现象异常突出。另外，党委及政府，理论上虽各有分工，但实则党政不分，大锅饭现象也非常严重。王书记说，这种状况至少在沁县是普遍性的。在中国，乡一级、村一级的党委行政机构历来是很难分清楚的，二者往往合二为一，以一个集合体形式呈现于人的面前，而权力集中于一把手的现象，也是很普遍的。因此，在现阶段，科学化管理迫在眉睫，分清党政和行政，各部门权责划清，避免相互扯皮，同时注意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对于建构一个合理的乡政领导班子及一个和谐的乡政府乃至乡村社会至关重要.
另外，从上面的干部构成统计中也可看出：这套班子堪称庞大，方方面面无所不包，难道真的需要这么多人吗？我问王书记维持乡政府正常运转需要多少人。王书记回答说：“20个人足够。”可见，乡政府供养人员太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更为有趣的是，在编制内干部如此众多的情况下，居然还有相当数量的招聘干部，对此，王书记解释说，县里要求乡里的各个部门应与县里的各部门一一对应，便于逐级管理，于是乡里只得从农村招聘一些干部以补齐岗位，这进一步加剧了机构臃肿的状况。除了供养人员过多，机构臃肿这一问题之外，干部自身素质不高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专业不对口现象严重，并不能完全胜任财政，司法，农业技术等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王书记指出，很大的一部分乡政干部并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干部素质亟待提高。对于上述的问题，我提出了疑问：“这几年国家大力推行了行政机构改革，精简人员和机构，为什么这里现在还会有这么多的人？”王书记的回答很有意思：“精简乡镇人员没有去向，国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中央的可以精简到省里，省里的可以精简到市里，市里的简到县里，县里的简到乡里，乡里的再简，那就简到地里去啦。过去是吃皇粮，现在得吃自己的，谈何容易？”
三、 不完全政府。“乡政府是一个不完全政府。”这是王书记向我提出的一个概念。何以这样说呢？王书记给我做了如下分析：一、无司法权。按王书记的说法就是“没有法律武器，对于乡里发生的各类涉及法律的纠纷，只能上报县里解决，而自身则无从下手；二、无任命权。乡里的任何人员调整都归县里管，乡里需要什么人，并不能由乡里说了算，那么机构臃肿，人员不对口的现象在所难免。三、就沁县来讲，乡里没有财权。实行转移支付后，乡里的税收全部上交县里，县里再返拨一部分给乡里，给多少钱县里说了算，乡里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王书记说，乡里的企业税收，也要全部上交，这和工商业发达的富裕地区是不同的。没有财权，那么这个政府的办事能力必然不强，乡镇经济自然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发展。王书记继续说：“分田到户之后，农民自由经营，自主管理，乡政府的行政权力被削弱，乡政干部没有事干，目前，乡政干部经常管理着乡政干部不该管的事情。比如税收，这本应是税务部门的事情，但是实际却是乡政府在管，而税务部门只管下指标，开单据……”我插话说：“之所以有乡政府来管，也是出于办事效率的考虑吧，农村收税是要从各家各户收的，如果要税务部门来收，那得要多少税务工作人员，要收到什么时候，所以才要利用乡村已经构建好的行政网络进行收税的吧。”王书记分析道：“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税收能不能完成，上级领导找的是乡政府，并不找税务部门，这是很不合理的。”由于权责不清引出的收税纠纷，又引出了下一话题——“引税”。
四、 闻所未闻的“引税”。前面提到，乡一级的税收要上交县里，换言之，乡政府对于税收是没有支配权的，但是王书记说，税收不归你，但县里要给你下财政收入指标。举例来说，2004年，县里下达财政收入指标为76万元，其中农业税30万元，工商税34万元，杂税12万元，但就段柳乡而言，除了能完成农业税以外，只能通过信用社、粮站、个体摊贩完成工商税5万元，其余的无从谈起，全靠政府自己想办法。由于县里有规定，完不成税收任务的乡不给拨工资，所以单凭农业连干部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引税”。所谓“引税”，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引来外地税源，由于税款往往应在本地缴纳，因此这其中往往要给予纳税人一定的回扣，以吸引其来此地纳税，因此又称为“买税”。据王书记说，贫困地区大都采用这种办法，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这也是出于无奈。实际这是自己骗自己，而且已经骗了好多年。
五、 乡政府的收支情况。王书记并没有向我透露具体金额，因此只能大致分析。收入方面，在实行费改税之前，乡政府每年可通过乡统筹收入30万元用于日常开支，而实行费改税之后，乡里没了收入，为了维持正常运转，只得通过各方面关系要钱，如向省市各水利厅、林业厅要项目，得到拨款之后，节约一部分用于日常开支。支出方面，1、招待费；2、水电费、电话费、取暖费；3、办公费；4、临时工工资；5、交通费；6、报刊费。其中报刊费最让人头疼，王书记说：“实行转移支付之后，这项支出不减反升。”他分析道，转移支付，村委的经费由县里直接划拨，这样，报刊订阅费就由收变为扣，上级直接将费用扣除，乡里一点办法都没有，去年一年，全乡报刊订阅费用掉6万元，平均一个村1500~2000元，几乎占去了村里办公经费的三分之一，给村级财政维持带来极大困难。据他说，这是个普遍问题，并指出缺乏监督部门是其得以泛滥的原因。
六、 乡政府的主要工作。虽是个不完全政府，但平时的工作负担却着实不轻。——计划生育。这是一般乡镇的头等大事，也是最为难办的事情，第一，超生费难征收，根据县里规定，超生一胎罚五千，超生两胎发一万，但是实际根本收不上来，乡里至今仍欠着县里超生费48万元。虽然国家颁布了《计划生育法》，但是对老百姓的约束力太小，超生状况仍然存在，法律无法解决，只能靠干部做工作，做不通也没有办法。超生费为何收不上来，王书记解释说，一方面是老百姓素质低，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实在穷。第二，计划生育手术难。按照规定，生一胎要上环，生二胎就要结扎，但是这无法强制执行，因为没有法律规定。王书记强调了一点：“计划生育的关键就是要解决手术问题。”县里每年要对各乡的计划生育工作排队，实行一票否决制，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实行《计划生育法》之后，无法再使用行政手段，但是法律解决的手段又无法到位，计划生育工作越发的难做。——应对上级各个部门的检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王书记这样概括了乡政府现在的状况，每年他要花五分之一的精力应付这些检查，要把三分之一的钱用在接待上，招待总支出在15~20万元。——为农民服务，处理矛盾纠纷。分田到户之后，耕地、宅基地界限不清引起的土地纠纷非常多，此外，一些民事纠纷也时常发生，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事情对于乡政府来说，着实不是件好做的工作。
另外，王书记还提到了承包制的问题。国家规定，承包制保持5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实际上问题很多，现在在村子里，有人没地，有地没人的状况比比皆是，应该每过几年，就对土地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发展经济，帮助农民致富。第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从2002年起，乡里大力发展蔬菜产业，三年来，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用于蔬菜种植。王书记说，种菜的收入大约是种玉米的收入的3倍，蔬菜种植对于农民增收很有效果。在推广蔬菜种植的过程中，乡干部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帮助解决农民意见的不统一、市场销路等问题。第二是办企业，引资上项。2004年，乡里利用靠近铁路的优势，引资1000万元，创办了一个煤炭转运站，一年利税80万元，基本解决了乡财政收入的问题。也是在2004年，创办了一个奶业公司，喊出了“黄牛变奶牛”的口号，发动农民养奶牛，就近取得原料进行生产，实现双赢。
同时，乡里还正在洽谈两个项目，一个是引资创办生物公司，利用玉米秸秆生产植物纤维。另一个是办一个土特产加工厂，已基本谈成。有一点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乡里的好多重大举措都发生在2004年，对此，王书记解释说，2003 年实行了费改税，乡政府没了收入，如果不自谋出路，就无法生存下去。由此可见，这场浩浩荡荡的税费改革，的的确确抓住了现今乡村的一个关键症结，它不仅仅直接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而且间接地促使基层政府由不作为转向作为，使得乡村经济得到主动的、自觉的发展，从而使农民获益，正所谓政策推动转变。七、 干群关系问题。王书记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段柳乡的故事：段柳乡中有个村叫经村，96年的时候村里搞了一次玉米良种推广，村委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但是最后村民却一分钱也没拿到，原来村干部把育种所得的款项全部私分花掉了，这一下子炸了锅，村民从此与村干部对立起来，村委一下子陷于瘫痪，连着八年，农业税、统筹、提留等各种款项，村民统统不缴。2003年王书记到该村帮助解决问题，他召开村民大会，让村民民主选出自己的干部，结果当年村里就办成了三件大事：通自来水、通电话、电网改造。现在村民对村委会都非常满意。故事虽然老套，但是道理很明显，用王书记的话说：“村领导班子战斗力的强弱与否，为村民办实事、为村民着想与否，直接关系着干群关系好否、和谐否。”对于经村如此，对于王书记治下的段柳乡，亦是如此。不知不觉，已与王书记聊了两个多小时，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决定就此结束。回去的路上，回想刚才的谈话，深感王书记个人见地之不凡，同时也甚为现今乡政诸多问题而担忧，机构臃肿、不完全政府、干群关系等等词汇涌上心头……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究竟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关注和探索。
二月三日 晴
这次下乡，我依次对农户、村落和乡镇进行了一些调查，这些调查对象都较为具体，易于操作，因而是我此次调查的重点。但是调查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果单从乡、村、户的角度分析，并不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需要对县一级政权进行一定的了解一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和能力，对县一级政权进行调查，感觉总是力不从心。更为关键的是，时近春节，县里的各个领导诸多事务缠身，着实无暇顾及我这个穷学生，虽然我的姨父就在县委工作，但是他也无能为力，于是对县一级政权进行调查的念头就此打消。不过既然好不容易来一趟，也不能对沁县一点了解也没有，人找不到，书总找得到吧。于是我托姨父帮我找一些有关于沁县的书籍资料，很快,《沁县志》和《铜鞮之光》两本书就到了我的手中。《沁县志》出版于1999年，所收集的资料截止至1997年，距离现在虽有几年，但是据姨父说，书上所载和现今实际总体上是差不多的。《铜鞮之光》是一部研究沁县历史文化的专著，2004年出版。这一天便把时间都用在了看书上面，得到的资料着实不少，我将感兴趣的摘抄整理并作些注解：
一、沁县，古称铜鞮，周敬王六年（前514）置铜鞮县，是我国较早称县的县份之一。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大将周勃破韩王信主力于铜鞮，建铜鞮城，此后历经千余年，为六朝古城，是闻名三晋的军事重镇、繁荣商埠，金时始称沁州，民国改称沁县至今。悠久的历史，给沁县积淀了不少的文化遗产：南涅水、南仁新石器遗址，册村、乌苏阏与古战场遗址（赵国名将赵奢大败秦军于此，因功被封“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同位于朝），晋国铜鞮宫遗址（晋平公所作离宫，技术水平、奢华程度居当时列国之首，为春秋建筑精品），此外，历代寺、庙、观、院、庵及堡寨、古墓等遍布全县。至97年底，全县共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面对如此众多的文物古迹，如何保护和开发旅游业应该是县里应该重点考虑的事情，就目前而言，大部分资源并没有成为沁县的经济增长点。）
二、沁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长治市西北。总面积1318平方公里。1997年，全县有4镇17乡、319个行政村、871个自然村、169730口人，耕地面积38，59万亩，其中水浇地3.74 万亩，人均2.27亩。县志中有段对耕地的统计数据很值得思考：1952年全县耕地总面积51.20 万亩，其中水浇地4919亩，人均5亩。1962年为40.39 万亩，人均3.3亩。1970 年有39.88万亩，其中水浇地8万亩，人均2.9亩。19 80 年39.33万亩，人均2.7亩。1988年为39.27万亩，其中水浇地2.47万亩。
以上的数据表明了两个现象，第一，建国以来，农村的耕地总面积在不断减少，新中国成立之初，沁县耕地总面积有五十多万亩，人均五亩，而到九十年代末就已减为不足四十万亩，人均不足三亩。五十年间，耕地总面积减少十余万亩，人均减少两亩，减少的耕地大都被农村、工厂，铁路公路建设所占用。对于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县来说，耕地减少如此之多之快，实在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现象。而放至全国亦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是何时都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诚然，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但是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要保证耕地面积，尽可能少的去占用耕地，毕竟这是关系到上亿人的肚子的重大问题，实在是马虎不得。第二，建国之初，水浇地的面积仅有不足五千亩，而到1970年达到了8万亩，但是到1988年又锐减到了2.47万亩。这其实表明了五十年来乡村的水利设施建设的发展历程。
据《县志》第五卷“水利”第一章“水利工程”记载，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乡村并没有什么水利设施，因而当时的水浇地大都是自古传下来的；1957年，沁县建成第一座水库当年浇地近万亩，1958年，县委县政府提出“拦断漳河（沁县第一大河），水不出县”口号，拉响了水利建设的号角，至1961年底，共建成中小型水库28座，形成了近十个水库灌溉区，灌溉面积17万亩。60年代，大力兴建高灌站，利用水泵抽水灌溉，至1973年全校高灌面积5280亩。这也是为什么1970年全县水浇地面积高达8万亩的原因。而到了80年代，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分田单干，集体失去以往的力量，水利建设投入减少，水利设施疏于管理，甚至大量遭到破坏，因此，水浇地的面积也就锐减到2.47万亩。我在此次调查当中，已经深深感到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我国九亿农业人口及现今国力的现实已经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规模化农业是不具备可操作性的，人均一两亩土地的现实迫使农业只能走提高单产的道路，而要提高单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水利建设，一位村民曾跟我说：“地里要能浇上水，能多收两成粮食。”农民需要水，但在承包制的背景之下，乡村由一个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经营体，如何调动他们从事集体建设？我已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实似乎还无法完全解决这个矛盾。
三、1997年县财政收支结构。1997年财政收入共计2840万元。其中工商税收889万元，增值税285万元，营业税234万元，资源税2万元，农业四税319万元，农牧业税255万元，企业收入53万元，企业所得税88万元，工业税4万元，商业所得税2万元，集体企业所得税45万元，专项收入41万元，其他收入659万元。此外，1985年秦线被划为国家级贫困县，每年享受上级补贴，1997年上级补助3186万元。财政支出共计4890万元，其中企业挖潜改造支出70万元，支援农业事业费支出324万元，农林水气事业费支出214万元，商业部门事业费支出1万元，城市护修费支出68万元，文教事业费支出1372万元，卫生经费支出318万元，科学事业费支出7万元，其他部门事业费支出91万元，抚恤和福利救济费支出246万元，行政管理费支出886万元，公检法支出471万元，价格补贴支出312万元，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39万元，专款支出65万元，其他支出194万元，农业综合开发支出110万元，行政事业费和离退休经费支出97万元。如果没有上级的补贴，沁县的财政自给率仅为38.4%！用姨父的话说，基本上就是要饭财政，然而，就是在97年财政自给率不足40%的情况下，沁县居然在2001年就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对于这样一个农业为主导的县来说，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姨父愤愤不平的说，这就是县领导的政绩！每年虚报人均收入（注：人均收入是评定贫困县的重要标准），到头来还不是坑了全县。姨父说，去年（2004年）沁县的财政收入只有六千万元，而周边的几个县已经统统过了亿。值得一提还有，对于沁县这样一个一个没有任何煤炭资源的农业县，其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居然要依靠一个洗煤焦化公司。现在，县里干部的工资都没法全额发放。这么多年来，沁县每年都能得到上千万元的补贴，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钱却远远没有充分的用于的经济发展。
四、曾经辉煌的食品工业。其实就沁县来讲，虽然没有什么矿产资源，但是有着不错的自然坏境和农业条件，农副产品能相当丰富，其食品工业曾经有过相当辉煌的时期。据《县志》第六卷“工业”第二章“工业门类”上载，沁县有一家公司名为山西畅利食品饮料公司，原是沁县食品厂，1949年建厂，先后以生产蛋品、各类罐头饮料为主。该厂生产的杏仁奶，曾在“七一”、“八一”举办的国宴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外知名人士的品尝。此后，还陆续获得第24届、25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金奖，被定为第11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专用运动饮料。食品厂73年开始生产的核桃仁罐头，当年便打入国际市场，20多年长盛不衰，到97年共出口9273.46吨，曾获得全国轻工博览会金奖、西班牙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就是这样一个县级企业，建厂以来获得过省优质奖4个，国家级银奖7个、金奖4个、国际级金奖2个，产品销往日本、西德、法国、加拿大、新西兰等17个国家和地区，年均创汇上百万美元。然而，同样也是这个企业，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却是连年亏损，甚至濒临倒闭。这不得不使人惊异，要知道，当沁县的杏仁奶走入人民大会堂成为国宴饮料时，著名的杏仁饮料品牌——“露露”还不存在，而到了1996年，沁县的杏仁奶全年产量也不过50吨，而“露露”仅在山西的销量就达500吨。
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风光无限的沁县食品工业，在90年代这个转轨时期却没有抓住机会，使其成为沁县经济的亮点甚至支柱，这其中孰是孰非，畅利公司的副董事长总结了四点教训：第一、“耕读传家，读书做官”习俗的严重影响。90年代初，“下海热”方兴未艾、众多人弃政弃学从商，而沁县人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大批优秀的企业经营者热衷于官场，以干好企业为跳板步入政界，企业人才流失严重。第二，思想保守，墨守成规的作风的影响。当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吹响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之时，沁县的领导者在“进”与“稳”、“有功”与“无过”之间选择了后者。1998年，全国上下开展企业改制，产权置换，南方许多省份和山东在一夜之间将所谓的国有企业转换为民营经济，给经济带来充分的活力，而沁县却还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争论不休，失去了发展的机遇。第三，政府职能定位的对企业发展的不良影响。政企不分，政府对于企业经营指手划脚，一副“官老爷”作风，使得企业发展难上加难。第四，缺乏品牌意识。多年来，企业管理者把产品名称和产品品牌混为一谈，经营了近半个世纪的沁县食品厂，直到1994年才有了自己的注册商标——畅利。以这样的品牌意识，怎么可能是“露露”的对手？
五、 县党政机构设置与沿革。《县志》第十三卷“政党”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沁县地方组织”载：“1997年底，县委编制内工作机构为：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员会。直属工作机构有农工部、党校、史志办公室。内设机构有老干局、信访办、机要保密局、通讯组、县直工委等部门。”其中1976年增设的机构有通讯组（后并入县委办公室）、县委调研室，对台办公室（后并入统战部）、老干局（后并入组织部）、党史研究室、县委直属机关党委、政法委员会。《县志》第十四卷“政权 政协”第二章“行政机构”载：1949年县政府共有工作机构12个，1954年为16个，1966年有23个，1967 年减至4个，1981年恢复县政府，至1997年，县政府共有机构41个，计有：县府办公室、人事局、劳动局、民政局、计划委员会、农业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会、计划生育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工商局、财政局、地税局、审计局、统计局、交通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城建局、土地管理局、物价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安局、卫生局、监查委员会。直属机构有：档案局、农机局、畜牧局、环境保护局、文化局、技术监督局、体育运动委员会、扶贫办公室、项目办公室、广播电视公司、粮食总公司、商业总公司、物资总公司、二轻总公司、县社、乡镇总公司。行政编制368人。除党政机构之外，还有县人大、政协委员会及其机构若干，社会团体若干。总的来说，建国以来，县级党政机构变动情况异常复杂，令人捉摸不透，不过总体趋势为机构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这固然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农业县，同时也极大的加重了其财政负担，县委干部工资无法全额发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六、“耕读传家”的民风“民多俭质而力农，士尚气节而务学”。《县志》当中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了沁县人的特点。“家有两升糠，供儿上学堂”，对于这样一个世世代代以农为业的贫困县，却被誉为文化之乡、教育之乡。早在民国23年（1934年），县域之内已有县立学校10余所，私立学校400余所，学生10300人，占学龄儿童的64%。而沁县中学为解放后晋东南地区第一所完全中学及省级重点中学。翻阅县志，历代沁籍英才，令人惊异：春秋时期羊舌赤，因学识渊博，德泽四方，令孔子仰慕；晋时李熹，官职大司马、太子太傅，封祁侯，拜光禄大夫；隋末，大儒王通在紫金山（今沁县故县镇北山）办私塾，设帐授徒16年，唐初名臣魏征、房玄龄、李靖、杜如晦、陈叔达、温大雅均在此从学。元时杜思敬，官职中枢参知政事，后拜中枢左丞；而最令沁县人骄傲的康熙名臣——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琠，被康熙皇帝誉为“一代贤相”。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共有50多人先后担任省、部、军级领导（有2人先后任山西省委书记一职），地、市、厅级者600多人，还有3000多人成为国家高级科技人才（现任山西大学校长、科技哲学专家郭贵春教授即为沁籍人士）。知识改变命运，历史上英才辈出的沁县，现如今却迟迟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地，今昔之差别，令人慨叹。
七、“走沁县之路”。“走沁县之路”，这是1958年1月1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的评论员文章。县志附录当中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于是又引出了这个偏僻小城的一段尘封往事。50年代后期，沁县县委带领全县10余万农民，围绕农业办工业，因地制宜，兴建“万宝全”工厂（所谓“万宝全”工厂，就是采用灵活多变的组织形式，将手工业社、供销社、农业合作社等集合于一身，将各种产业集合到一个工厂当中，大家共同享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分工合作，在当时资金、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详细情况可以参见1958年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的报道《一个新的矛盾和解决的途径》），使得沁县在没向国家要一分钱的情况下，在太行山建起了“百里湖”，使沁县变成了“小江南”。沁县的经验在《人民日报》报道之后，在全国得到了推广，毛泽东亲自批示题写社论，而时任沁县县委书记的申鲁明走出了太行山，走上了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的演讲台……这段令沁县名扬全国的往事，固然有在当时“大跃进”思想影响下，极度夸大的因素，但是当时所兴建的各种水利设施，的确使得沁县人受益匪浅，至今仍在使用。而作为一县的领导者，申鲁明身上所散发出的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以及他所做的成就，已很难从现在的沁县找到其影子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使其能够带领农民摆脱现在的贫困状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大国至关重要，而对于一个政党，亦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2 月4日 晴转阴
今天一早，应我要求，姨父带我去盛产优质小米“沁州黄”的次村乡调查参观。沁县人常说：“沁县三大宝，鸡蛋、瓜子、沁州黄”。而“沁州黄”无疑是沁县最为出名的特产，昨天翻阅县志，上面亦有记载：“沁州黄”是沁县檀山小米的建成，产于次村乡檀山一带。沁州黄小米自清代起，成为沁县“三大宝”之首，属中国古代四大名米之一，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据《沁州志》记载，沁州黄小米明清时即为朝廷贡品，民国四年（1915年），沁州黄在旧金山召开的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新中国成立后，沁州黄年年进京展出，多次参加广州国际交易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一些列全国赛米会上，多次荣获冠军。我们出门叫了一辆所谓的“出租车”，沁县城里并没有出租车，但是有不少供人租用的面包车，类似于北京的“黑车”。车很快驶出了县城，穿过先前到过的段柳乡，渐渐的，车子开始上坡，我们驶出了平原区，驶入了山区。
山区的公路竣工不久，路况良好，但是却看不到几辆车，偶尔也只能见到几辆马车，对于一个盛产优质小米的乡来说，其经济水平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连最基本的农用车都看不到几辆，着实有些奇怪，大约是时近春节，村民都不外出的缘故吧。二十多分钟后，车子到了次村乡，村子里的住房状况表明，这里的经济状况和沁县其它地方比无太大差别。姨父说，由于县里把沁州黄列为重点开发项目，沁州黄已经被推广到全县进行种植，因此，此村现在和其他乡镇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当我们到达乡政府时，却被告知，乡里的领导都去长治开会去了，现在乡政府除了几个值班人员之外，基本就没人。看来，这一趟算是白跑了，于是驱车回县城。
路上，我盘点着这几天的调查经历，感觉此次调查差不多就该到此为止了。第一，时近春节，各方领导差不多都忙于各种食物，着实无暇顾及我这么个学生；第二，几天下来，我也给姨父一家添了不少麻烦，人家也改为过年准备一下了。第三，回家不到两天，我就跑到了这个地方，寒假时间不多，我也该回家陪陪父母了。于是决定，今天下午就返回太原。十点多，我回到了县城，提出去一下县里的档案室，查一些有关前县委书记申鲁明的资料——昨天看县志的时候，这个人物着实吸引了我，但是县志上资料有限。姨父当即允诺，但是说，现在的档案室恐怕查不到什么。我带着疑惑随姨父走进县委大院，穿过气派的四层办公楼，又经过一片花园，一排建于大约六七十年代的青砖平房映入眼帘，门口挂着个牌子，县委档案室。推门进去，才知道为什么姨父跟我说查不出什么东西，昏暗的小屋里各种文件资料一摞摞的随意堆放在一起，几个办公人员抽着烟，云雾缭绕。当我问及申鲁明的资料时，他们均表示这个东西有是有，不过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来今天上午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上午，不过对于这样一个财政极其紧张的县来说，没有足够经费进行档案整理工作，倒也在情理之中。我的实地调查怕是到此就要结束了。
下午两点半，我在买了些土特产之后，踏上了开往太原的长途车，车子缓缓开上208国道，一路颠簸当中，无法入睡，车窗外的村庄与高山渐渐远去，八天来的经历却是历历在目：人犬同食、入不敷出的农家收支帐、衰落的山村、颠簸的山间公路，美轮美奂的石刻，情绪激动的支书，见地不凡的乡党委书记……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上了无法忘却的一课。这既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也是我为之奋斗的第一步！大山渐渐远去，村庄渐渐远去，走出革命老区太行山区，穿过当年富商大贾聚集的晋中平原，走进了省会太原，霓虹灯似乎已在向我招手。两个小时的车程，近似于一部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把我从一个传统的乡村世界带入了灯红酒绿的现代工业社会，我的手机又有了信号，我可以品尝众多的美食，我可以舒舒服服的洗澡……欣喜之余，不免自问：一部从传统乡村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史，仅仅持续两个小时，是不是过快了一些呢？
随着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字，我的思绪也从600多公里外的太行山区回到了我所在的清华园图书馆。在写这篇调查报告（或曰乡村实录）时，我总是带着一种极其饱满的感情，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始终占据着我的大脑，而眼前也总是呈现着一幅画面：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乡村世界的形象——一个被主流话语权逐渐边缘化的角落。它太需要人们去关注了，因为它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事实上、物质上的主体，没有它的现代化，我们所谓的现代化将永远是观念上的现代化，一种局部的现代化。最后，感谢我的老师，感谢在这次乡村调查中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
著此文以自勉，亦为共勉。
李 强 2005年3月12日于清华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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