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本书荣获2005年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全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作为一部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从未被研究过的课题——中国村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云翔教授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东北一个农村当了7年的农民，1989年他以人类学专家的身份再次回访该地，并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田野调查。阎教授研究范围很广，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赡养老人等比较公共的话题，到像风流韵事、两性关系、节育和性动力等私密的话题。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先生系著名学者张光直的学生，早年著作有《礼物的流动》，最近，他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奖。这是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先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中文版自序
前言
导论

封面

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
  二、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
  三、本书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二、公共生活的起落
  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第二章  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
  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
  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
  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六、从自主到浪漫
第三章  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
  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
  三、择偶理想的变化                                                                
  四、爱情的表达问题
  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
第四章  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
  一、家庭结构的变化
  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与爱情
  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
  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五、大家庭的民主化
  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章  私人空间与隐私权
  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
  二、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
  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
  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
  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
  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
第六章  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
  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
  二、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
  三、彩礼与遗产预支
  四、彩礼支配的变化
  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六、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
  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
第七章  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一、老人的生活状况
  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
  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
  四、父母防老的措施
  五、孝道的衰落
  六、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
  七、沉默的公众舆论
  八、信仰世界的倒塌
  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
第八章  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
  一、计划生育20年
  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
  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
  四、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
  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
  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
结论  国家、家庭与个人
  一、家庭的私人化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
  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参考文献

摘要:大量的资料似乎表明“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
Tag: 阎云翔 祖荫之下 许烺光 农村家庭生活 .
     1948年，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祖荫之下：中国的亲属关系，文化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而形成：1.家庭生活中以父子关系为轴心；2.因强调男女有别而形成的两性之间的紧张；3.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4.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理想；5.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在个人成长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祖先崇拜和家族组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家族的利益。家并不因个人而存在；恰恰相反，个人为了家的利益而存在。换言之，每一个个人都是生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而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由于中国的伦理体系强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从家到天下的大大小小的集体利益，那种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在传统中国社会也几乎不可能存在。 
    因为它以生动的民族志描述和系统的人类学分析向读者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取向，所以《祖荫之下》一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一直影响很大。但是，许著的观点绝非标新立异之说；它代表的实际上是晚清以来立志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历次变革都是以觉醒的个人反抗祖荫的控制为特征的。从晚清知识精英的“冲决网罗，恢复自性”到20世纪社会改革者的“婚姻革命，家庭现代化”，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主张，即只有彻底改造传统的文化人格，才能塑造新的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并由此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大业。 
    知识精英的这种主张，只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才真正传播到基层社会，并改变了千千万万工农大众的日常生活。稍稍年长的读者大概都会记得《小二黑结婚》、《刘巧儿》等流传甚广的文艺作品。我们现在似乎仍可以想见在地覆天翻的革命年代，中国城乡有多少小二黑们和刘巧儿们踩着胜利鼓点，扭着秧歌，兴高采烈地告别祖荫，迈向令人神往的新生活——正像刘巧儿真情唱道的一样：“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 
    斗转星移五十载。当年的小二黑们和刘巧儿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是否已经走出祖荫？他们的儿孙辈又与祖荫有多远？在告别祖荫的过程之中和之后，几代村民的主体性和情感世界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对这些问题的兴趣驱使我在1987—1988年间拟定最初的研究计划并提出基本理论假设。随后的12年间，我7次回访黑龙江省下岬村，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其中心得在本书英文版前言中略有提及。现在想来，2001年的春季应该是我从事这项研究自我感觉最好的阶段。那时，本书的初稿已完成大半，大量的资料似乎表明“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新文化运动理想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在当代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而我的历时十几年，跨越两个世纪的研究课题也终于可以圆满结束。 
    可这种兴奋、欣慰和如释重负的好心情仅持续了不长时间。在接下来的写作、改写、再研究、再改写的反反复复之中，我逐渐发现自己当年的想法实际上受到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理论太多的影响，将独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预设为走出祖荫的逻辑结果。 
    幸运的是，人类学训练使我在田野调查时近乎本能地从本地人的角度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收集了大量乍看起来与本研究计划毫无关系的资料。重视生活细节的民族志方法又使许多与我最初的理论假设相冲突的生活故事和人物闯入我的写作。我说“闯入”绝非故弄玄虚。 本书中有不少个案和人物都是在写作过程中违背我的写作提纲而自己冒出来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细节，在于十几年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大量细节。这些细节单独看起来往往显得琐碎，一旦放在一起常常可以展示出重要的变化趋势。例如，我每一次回到下岬村都会听到关于彩礼、分家、养老等问题的种种议论。男人、女人、青年人、老年人，人人都会议论，但看法往往会有些微差异。同时，总会有一些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做出一些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事来。 这些“非主流”的议论和个案不可能出现在理论假设中；它们只能在我的田野调查和资料积累过程中悄悄地进入我的世界，并通过故事细节的方式引起我的重视，迫使我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反复阅读自己的民族志初稿和调查资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新发现：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立、自主的个性。恰恰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张个人权利的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依靠他人支持的情况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许多女青年在赢得婚姻自主权——“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详见本书第六章）。又如，普遍存在的农村养老问题也同样源于权利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详见第七章）。 
    基于这些新发现，我在2002年本书定稿时就无公德的个人之兴起问题提出一些忧虑和初步判断（详见结论一章），同时也暗自希望自己的观察也许并不准确。2004年元月，我第八次回到下岬村，发现本书所描述的主要社会变化趋势都有所发展。一方面，青年村民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的个案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青年在订婚之后发生性关系，少数新婚夫妇主动推迟生育，还有更多的家庭节衣缩食将孩子送到县城去上寄宿学校，甚至幼儿园。最令我吃惊的是，村民们无论老少都在讲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这些似乎都在表明个人的兴起和发展。另一方面，彩礼风愈刮愈烈，分家纠纷、养老问题等也愈加严重。与1999年相比，公共生活的衰退更为明显，个人在公共领域也表现得更加自私。对于种种极端的自我中心行为，村民们深感无奈，许多人表示只能以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 
    所有这些似乎都证明本书结论中的初步判断并非杞人忧天。尽管本书描述的是一个北方乡村的社会生活，但我相信书中探讨的许多问题，包括走出祖荫的个人很可能成为极端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城乡各地。譬如，尽管城市的青年不会直接向父母索取高额彩礼，但许多人在成年之后仍然会期待着父母为他们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准备一套舒适的住房，同时却不问自己为父母（或其他人）做了什么。又如，近年来关于儿童教育的公众讨论表明，越来越多的父母认为他们不能将孩子培养为诚信君子，因为孩子成人之后无法适应社会上的残酷竞争，乃至于无法生存。“老实”是“无用”的别名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潜台词便是承认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为了自我而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的合理性。媒体上常见的关于“道德滑坡”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报道、讨论在本质上也同样涉及的是权利与义务失衡的问题。 
下岬村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告别了祖荫的个人也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此时此刻， 
    在经过出版社编辑的努力，有所调整的中文版即将与读者见面之际，我最想说的是“未完待续”四个字。我正在收集资料，进行新的田野调查，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回答为什么“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私人生活变革并没有导致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的问题。 
    我一向敬佩龚晓夏博士的学识和文笔，蒙她慨允翻译本书时真是喜出望外。 尽管有着很高的期待，我仍然为译本的精彩所倾倒并因此而对翻译工作的创造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谨借此机会向龚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黄宗智教授和王琳女士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努力，我也在此深表谢意。 
阎云翔 
2005年7月上海 

参考网站

http://www.bookuu.com/kgsm/ts/2009/03/09/1479737.shtml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