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牌作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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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的新闻学讲义，新闻采访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是指记者为反映新闻事件而采取的信息搜集行为。按照这样的定义，记者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字导演”，按照既定的剧本(新闻事实)，进行文字的编排，而自己永远居于幕后，从来都是将聚光灯打在别人身上。

　　但随着新闻实践的多元向度的发展，尤其是深度报道的形式近年来渐渐风行于媒体，一种不见于教科书的采访方法渐为不少新闻从业者采用，使得记者的身影清晰地从新闻事件的背后凸显出来，形成了一种对传统新闻观念的挑战。这个采访方法表现为，记者在面对同一个新闻题材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时，不再恪守某种纯粹客观性的原则，而是依据个性化的立场和观点，对其进行主观性的裁减、取舍。新闻前所未有地留下了记者个性化的痕迹。

　　试举一个股市报道的例子——

　　自2005年末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一波蒸蒸日上的牛市行情，引发了一股全民性的入市热潮。但这波牛市，到底能持续多久?股市都有泡沫，但这次泡沫风险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在专家那里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于今年4月28日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金融改革论坛，股市一时成了焦点话题，与会的专家观点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有的看好大盘走势，有的比较谨慎，而有的则对未来比较悲观。

　　耐人寻味的是，次日各家报纸对这些专家的观点的报道各有侧重。如某权威报纸就侧重于强调股市的风险，泡沫已经愈堆愈大，“当心你接的就是最后一棒”，他们采用的是专家马骏的观点：与国际市场资本价格相比，中国股票价格偏高，股市越涨风险越大。而有的报纸的报道则认定股票市场的基本面是健康的，形势一片大好，股民应乘势而上抓住这股牛市行情。一个多侧面、多元化的新闻事件，经过记者的筛选，出现在报纸上的往往只侧重于某个方面。这个问题在以前并未为理论研究者过多关注，笔者暂且名之为新闻采访的“洗牌作弊法”。
  洗牌作弊法(card stacking)是二战之后西方宣传策略的一种，它是指“对所采用的陈述方法加以选择，……对利于己的观点做尽可能好的说明，对不利于己的观点则尽可能说不好……”①。本文采用的“洗牌作弊法”说法并非是指谋略，采用的是它的一般意义，指的是记者面对包涵了各种可能性和多侧面的新闻事实时，对报道重点实行个性化的筛选。上述各家媒体记者对股市富有自身特点的报道，就是一个“洗牌作弊法”的应用。

　　洗牌作弊法最多应用于娱乐新闻手法之中。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娱乐明星状告娱乐记者的案例，往往就是娱记、“狗仔队”对明星的谈话进行断章取义报道的结果。这种情况实际是洗牌作弊法的滥用。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深度报道的流行，这种方法正为越来越多的记者付诸新闻采访实践，而这尤其鲜明地体现于对专家的选择、对专家观点的筛选、取舍等方面。

　　2006年5月17日，南京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一条“紫金山下捕获怀孕母狼”的消息，并刊登了大幅的照片。虽然过去包括紫金山在内的宁镇山脉的确有狼出没，但随着人类活动频繁，狼的踪迹几乎退出这片林海。这个消息一时在全城引起震动。多家媒体都进行了连续报道。几乎所有记者追逐采访的对象都是那些坚持所发现动物是狼的动物园工作者，或者持此同样观点的专家。但笔者注意到，实际从一开始，就有专家很冷静地指出，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这个动物都符合犬的特征。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多数记者依旧津津乐道于“狼的传说”。显然，记者在新闻事件的两个侧面中刻意挑选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而忽略了另一面。

　　“洗牌作弊法”还常常体现于采访行为发生之前，记者对专家的选择上面。深度报道被认为是专家视点的专栏，记者不过是类似于工蜂那样的观点“采撷者”，记者在罗列出相关领域的专家名单时，更多时候是将绣球抛给那些和自己的观点类似或相同的专家，为此不惜抛弃其他持有异议的专家。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很多时候采访行为的发生，往往是来源于自己对当前正在发生的某些社会现象产生了独特的看法，但是为了增加观点的说服力，记者需要借助专家之口来表达出来，而这也构成了他采访的最初动机。很多新闻实践已经证明，“洗牌作弊法”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新闻采写的实践之中。

　　不少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新闻采访的操作方法，违背了新闻客观性的本质，是新闻从业者一种怠惰的行为，而且，“洗牌作弊法”涉及一个敏感的话题，即新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也因此招致怀疑目光。它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闻主观性”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们一直强调的新闻客观性的原则。近年来西方新闻理论界否认客观报道，认为新闻只能是媒体过滤的主观事实，客观报道是做不到的。例如，1996年，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就把多年的核心准则“客观性”一词删除了，理由为这是一个无法把握的标准。不少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并呼吁，“唯物论的新闻观必须坚守客观原则，任何主观内容都不应强加给事实，否则就是以杜撰的事实欺骗受众。”②

　　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方法视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应以较为理性的态度，客观地探讨、辨析这种现象。

　　首先，记者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适应“上马能杀敌，下马能草檄”的快节奏和极高的工作效率，常常是上午紧张地采访、接触新闻的多面性，下午就要拿出成果。如此紧凑而紧张的工作节奏，注定记者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决定采写的重点，在几个可能性中找出突破口进行重点论述和写作。

　　其次，当人们过于强调记者作为一个新闻事件的记录者的时候，实际就忽视了记者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的特征。记者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自己鲜明思想倾向的个体，在长期的新闻采写一线，对某些事物必然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立场、观点，这难免导致他在面对多层面的素材时候有所偏重甚至有所偏爱。但显然，如果要正确地运用这种“洗牌法”，记者本身需要具备强大而迅速的事实判断力和正确的价值导向，否则做新闻就容易走入歧途。

　　另外一个原因，是媒体的职业特征，决定了他们会追求一定程度的猎奇和轰动性。淡而无味、社会反响如泥牛入海式的报道，注定引不起记者的关注与兴趣。实际上，如果一篇辛苦采写出来的新闻报道激不起任何回音，不过沦为报纸版面的填充物，也是某种报道的失败。所以从这样的视角看待媒体的筛选式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笔者以为，新闻采访的“洗牌作弊法”的价值在于，它是来自采访实践的，是众多一线记者经常采用的手法，由此产生的一批成果也是不容否认的；重要的是，采访的“洗牌作弊法”显示了记者作为新闻事件的采写者，已由先前新闻事件单纯的记录者，逐渐成长为更加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色彩更加浓重的主动参与者和策划者，堪称在记者一新闻的主、客体拉锯战中，主体地位空前凸显的“宣言”。这是新闻事业发展的产物，是记者作为特殊的劳动者群体更加自信和日益成熟的重要体现。

　　最后，笔者再对新闻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这个“经典话题”，谈一点粗浅看法。国内新闻界对于主观性新闻的诟病，除了一些显见的主观性对于新闻事实的损害之外，还在于一些新闻来自于所谓的“策划新闻”——对那些没有、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事实进行报道，人为导演出一个事件，甚至为了掩盖必然出现的客观事实而炮制一个“新闻”，试图去压倒、盖过它。这样的新闻显然是我们需要反对的。但“洗牌作弊法”涉及的是在两种或者几种客观事实之中实现一种选择，无论选择的是哪种事实或者哪个专家，它反映的仍然都是客观事实，并非是主观生发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洗牌作弊法”不过是一种新闻表现形式，并没有违背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却动摇了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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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①《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墨佛林／坦卡德(美)

　　②《否定客观报道的理论误区》，刘建明，《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