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拉姆

施拉姆简介编辑本段 回目录

韦尔伯·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1907—1987)是传播学科的集大成者和创始人。人们称他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他建立了第一个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机构，编撰了第一本传播学教科书，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传播学教授头衔的人。

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他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施拉姆当时还仅限于挖掘前人和他人的传播研究成果，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194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美国大学传播学专业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因需求量太大，1960年又出了修订版。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施拉姆建立传播学体系的基础，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有权威和引用最多的作品。

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大众传播学的发展、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过程、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大众传播的责任。可以看出，当大多数人对传播学这个学科还不甚明白的时候，施拉姆通过这本695页的著作从8个方面建构了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如此，这本书的权威性还在于几乎所有撰稿人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除施拉姆本人外，包括R.帕克、H.D.拉斯韦尔、W.李普曼、P.F.拉扎斯菲尔德等三十多人。

施拉姆的报刊四种理论编辑本段 回目录

威尔伯·施拉姆与弗雷德里克·赛伯特、西奥多·彼得森三人合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1]由美国教会全国委员会作为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资料编辑出版后，曾得到美国领导集团的赏识和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授予的奖章。该书所用“报刊”一词，是指一切大众传播媒介。书的著者认为，世界各国的新闻传播制度与其社会政治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

　　1.集权主义理论
　　这一理论的研究者赛伯特（F·Siebert,1956）认为，集权主义理论是人类传播史上第一种也是最古老的一种传播制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报刊是国家的公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大众媒介统一步调，国家才能顺利地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如在交战状态的国家里，军人统治下），集权原则甚至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对报刊应严加控制和审查，对违反有关规则的应加重处罚。比如给予那些经过选择的驯顺的人以经营报刊的权利，实行颁发出版许可证制度，法院对违法(如叛乱罪、煽动罪、诽谤罪)者提起公诉，加以处罚，等等。研究认为，这一理论本身在当今的大多数国家已经被摈弃了。

　　2.自由主义理论
　　由约翰·弥尔顿（J·Milton）在《论出版自由》（1964）一书中最先提出，由约翰·密尔（J·S·Mill）的《论自由》一书加以系统化。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坚持个人的重要性，依靠个人和理智活动能力，主张言论和出版自由，进而形成“观点的公开市场”。在此市场中，最好的思想总会得到承认，而最劣的思想则会失去作用。赛伯特在论述中引用查菲(1947)的观点认为，下述控制或压制都是对报刊自由的冒犯：要求报刊出版必须事先领取执照；对传播内容进行审查；对触犯或批评当局的内容处以罚金；对有关传播者予以刑事处分，并在民事上承担损害赔偿；对信息采集与报道横加干涉；对人们购买、阅读或收听、收看征税并加以干预。最后，赛伯特写道：报刊自由“是含糊的，不确定的，而且有时是不一致的。然而，它的最大的资产也就在于它的伸缩性、适应性，而更重要的，是它继续信赖用个人自我引导来促进人类的利益和幸福的能力的信心。”

　　3.社会责任理论
　　这一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修正，也是“在传统理论上—个新思想的接技”。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全部蕴含在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和霍京的《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的著作之中。鉴于自由报刊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并招致许多批评的现状，社会责任论主张：传媒（报刊）对社会有着种种义务，要不负公众的信任；报刊要“供给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关于当天事件的记述，它要能说明事件的意义”；它应当成为“一个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要能描绘出“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要负责介绍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美德；要使人们“便于获得当天的消息。”作为真正的职业传播者，还应当遵循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职业标准，不会为金钱而去做某些事，切实关心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该理论的研究者彼得森在落笔时既肯定了社会责任论正在日益兴盛的前景，也看到了它还有不够成熟、有待完善的一面。这无疑是个正确的。

　　4.苏维埃理论
　　威尔伯·施拉姆认为，这一理论既是集权主义的变体，也可以从马克思那里找到它的根，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花园中看到它的茎。在施拉姆的笔下，苏维埃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被描述为：大众传播媒介与组织传播媒介不可分割；大众传播媒介是作为国家和党的工具来使用的，并作为党实现统一的工具、发布“指示”的工具；它们几乎是专用于宣传和鼓动；传播者被强制性地要求承担严格的宣传责任；它们由国家经营和控制；传播者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可分地连在一起。施拉姆曾撰写过许多较为客观、公正的学术著作，但他在这一理论的分析上则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主观性和“冷战”色彩。麦奎尔（D·McQuail）的分析则冷静得多：“毫不奇怪，该理论并不赞成自由表达，但它建议传媒在社会上和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非常重视文化和资讯，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而且，“它在其祖国，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

施拉姆的功能学说编辑本段 回目录

　施拉姆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大众传播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监视、协调、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的传递。经济功能表现在：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商场；开创经济行为等。一般社会功能包括：关于社会规范、作用等的信息；接受或拒绝它们；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的新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娱乐等等。施拉姆分类法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明确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指出了大众传播通过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其他产业提供信息服务，它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施拉姆对传播学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